限制民主｜罗杰·斯克鲁顿
按：作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英国哲学家，美国企业研究所驻院学者。本文译自《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英文标题“Limits to democracy：What limits must be placed on democracy?”，全文近9000字，分三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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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如它的希腊名字所示，乃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只是到了近代才成为一种理想。古希腊作家们要么警惕民主，要么仅仅将其视为诸多政治秩序中的一种，本质上不比其他形式更可取。
诚然，雅典民主是奇迹与赞美之源——至少对伯里克利及其党派而言。但它作为一种政体形式与今天所说的“民主”可谓有天壤之别，这不单是因为妇女、奴隶、外邦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被剥夺了公民权；雅典民主局限在城邦这一狭小的疆域之内；公民之间相互熟悉，或通过私下联络，或听闻彼此的名声；一些付诸表决的议题——如放逐——在今天，则因侵犯个人权利而取消。
直到启蒙运动，哲学家才开始把民主视为一种理想，抨击那些缺乏民主的现政权。即便如此，他们对这一理想政体的内涵仍是人言人殊。在煽动起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大话中，“民主”一词泛滥成灾，几乎成为“平等”的同义语。但是，对人民主权之前提条件的严肃反思几乎完全空白，随便哪个人，只要研究圣朱斯特（Saint-Just）、罗伯斯庇尔、西耶士（Sieyès）的天真演说或托马斯·潘恩的花言巧语，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美国革命不同于法国大革命，它制定出一部宪法，建立了一个民主政府，出于保护自由的缘故，又对其加以限制。这部宪法建立在对人性的现实观察、对制度的详尽研究和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明智评估之上。它（译注：即美国宪法）源于一场反叛，但对法律、习俗和上帝均抱以服从姿态。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则不然，它是反抗行为而非服从行为。《宣言》没有规定国家机构或在位者负有的责任。它同样是政治大话——出产过罗伯斯庇尔的“自由专制”——的产物，满口公民权利，但对于伸张这些权利却无所助益，遑论执行。其后果是消解了所有现存政府形式的合法地位，将叛乱美化成人类的自然状态。
美国的建国者吸取了霍布斯和休谟的教诲，即：自由不是政府的对立面，而是政府的独特形式。在自然状态中，我们不是处于自由而是处于恐怖之下。只有在法律秩序的庇护下，我们才能筹划未来、自由选择；只有在社会中，我们才能实现自我：自我治理、拥有自主的人生，美国宪法通过保证政府权威和个人主权，使这一真理神圣不可侵犯。
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美国宪法是一个伟大开端，但也很容易忘记它还是一个巅峰。美国宪法不是记录哲学家空想的草稿纸；相反，它们是约束政府——其治下的共同体早已被历史和习俗驯化——的规则。建国者们继承的共同体是在新教和普通法中形成的，美国人民已经习得了独立自主、自负其责的习惯，可以自然推定他们有能力管理自身。美国宪法是一个授权机制（enabling instrument），完成了一项始于数百年前英国的计划，当时人们意识到，不是国王制定法律，而是法律产生国王。
换言之，美国宪法所建立的民主并非全新之物，而是始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民集会（moots）之路的最后一程。这条路历经冲突、磨难、法律探索，最终达至顶峰，此时君主和人民之间的区别最终消失了——毋宁说，不是消失了，而是不存在。“我们人民”制定了这部宪法，现在“我们人民”服从它。
我们思考今日的“民主计划”（democratic project）时，切勿忘记上述几点。今天的美国人有一种倾向，他们相信只要向人民提供民主，他们便会接受。换言之，人们逐渐相信民主是人类社会的默认状态，即当所有僭主和暴君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时，人们重新回归的原初状态。在我看来，这完全误读了历史。然而，法、俄、中、越、柬等国的革命，英国内战，以及无数其他悲剧表明，人类真正的默认状态——当制度崩溃时，所有共同体恢复的原初状态——是专制。民主是一个漫长拉锯战（attrition）的最后一程，这一过程渐次磨掉了个人魅力、教义权威、王朝的权利等，最终人们才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人们发现，我们自己才是主角。
这一漫长的拉锯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利益、阶级、权力之间的斗争，而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中介机构”（mediating structures）的积累过程，这些“中介机构”即介于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公序良俗（institutions and customs），使得前者不仅任命后者，还要接受后者。这一点观察常常被人忽视了。
如果观察一下当今世界民主失败的实验，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人们不愿受治于一个自己未投票支持的候选人或政党。只要是官职角逐者代表了竞争性利益，并且不承认相互忠诚或休戚与共，民主失败就会发生。一个党派可以自我界定为穆斯林、什叶派或印度教，并表示自己代表了相关宗教团体的利益，以对抗自己的敌人和竞争者。在这种环境下，它的胜选不可能受到那些未投票者的支持，因为他们在施政过程中，不会把反对者的利益考虑在内。
美国标准——某种程度上也是欧洲民主的标准——与此完全不同。人们投民主党的票，结果却发现处在共和党的统治下，而且他们接受了这一点——或许不情愿，但是他们认为服从的责任和共同的忠诚远比选举中的不同观点重要。公民们准备服从于自己并没有投票支持的政治家，这正是民主的先决条件。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做好这种准备。而且有这种准备的地方，正是得益于“中介机构”创造出习俗、预期和共同的忠诚。这些“中介机构”营造了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地方和邻里的依恋，所以那些政见不一的人仍然会发现服从的共同责任，以及维护法治彼此都能受益。
成就美国民主的“中介机构”包含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却是又常常为人忽视的机构：其一是教会，在新教那里被看作圣会（congregation），其二是普通法，在英国人那里被认为是司法（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教会使人们以共同体的方式定居，意识到共同的事业，并信任自己的邻居；普通法则使人定纷止争，坦然与陌生人做交易。人们反复求助于这两大“中介结构”，从而衍生出一个扩展社会，在时机成熟时，人们会发现自己无需另起炉灶，再立新政府。而且，这种信念也得到了习俗——这些习俗源自欧洲，并且在他们定居美洲的一百年里，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的强化。这些习俗包括：一夫一妻制婚姻、慈善机构、欧式课程、尊重写作、音乐和欧洲文学、欧洲的民俗和迷信，更不必说有限责任、复式记账簿、衡平法所有权，以及其他企业经济的成功之处。凡此种种，探索并建立了制度化的表达方式，创造出这个伟大的“陌生人社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