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克的保守主义（一）
按：傅乾，山大政治学博士，曾与冯克利教授合译《马基雅维里时刻》。本文已得到其授权。全文近两万字，将不定期分四次发布，此为第一部分“语境中的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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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英国群星闪耀，置身其中，柏克谈不上独领风骚，但论博通融贯则罕有其匹。这一点，从其生平际遇可窥一二：背景多元、博学多才、交游广阔、政学双栖、立场变换。
他生于爱尔兰，父亲是改宗的国教徒律师，母亲是天主教徒，少年时就读贵格会学校，是为背景多元。大学就读都柏林三一学院，接受古典教育，学习自然法和罗马法，了解哈奇森、贝克莱哲学，在这之前接触了孟德斯鸠的著作（他的亲戚是《论法的精神》英译者），之后赴伦敦中殿律师学院接受普通法训练，柯克、黑尔之书是其教材，肄业后混迹著名的格拉布街，编辑《年鉴》；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休谟《英国史》、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斯密《道德情操论》都在这时阅读并撰文推荐，是为博学多才。大学期间与哈奇逊之子是同年好友，哈奇逊去世时曾作诗悼念，中殿肄业后参与创办“文学俱乐部”，与约翰逊、休谟、斯密等人常相过从，成为罗金汉侯爵秘书并当选议员，之后结识英格兰政界上层，尤其是当时健在的“老辉格”，又因他为美洲殖民地声辩，被杰斐逊、潘恩引为同道，是为交游广阔。大学热衷诗文，办辩论社，出《改革家》杂志，中殿肄业后撰《自然社会辩》讽刺博林布鲁克，模仿哈奇逊出版《关于崇高与美的哲学探究》，该著作受休谟激赏而传观斯密，又步武休谟写《英国史简论》（未发表），俨然文坛新星，为后来成为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埋下伏笔；从政后，成为罗金汉派辉格党的喉舌和文胆，一生处理五大问题：议会改革、爱尔兰问题、美洲独立、印度问题、法国革命，是为政学双栖。从政前期为民权声辩，致力于通过议会改革、管制东印度公司等措施削弱王权，后期反对法国革命，维护英、法旧制度，由自由而保守，是为立场变换。
这样一个人，称其博通融贯当之无愧。拉斯基说：“论广博他不如休谟，论专精他不如斯密，但他亦博亦专，辅以推寻会通之长才，见识犹在二者之上。”就算放到整个英国史中，他也不遑多让：“虽然在英国政坛，有人比他叱咤风云，在英国哲学界，霍布斯、洛克比他垂范更久。但在事实与思辨的中间地带，他冠绝群伦。在英国政坛，他前无古人。在欧陆政坛，只有科拉尔（Royer Collard）能望其品德气象之项背，但论世事之洞明则远逊于他。汉密尔顿有柏克的政治智慧，却达不到他的道德高度。因此，他仍是独步古今的人物。”
不过，很多人并不欣赏这种博通融贯，反而视为人格卑劣、思想杂乱、政治投机。这种看法皆因柏克反对法国革命、与党内领袖福克斯决裂而起。当时即有福克斯派“新辉格党人”群起攻之，“判处”他退出政坛。贬斥最重者是马克思：“这个献媚者，当他受英国寡头政治雇用时，扮演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就象在美洲动乱一开始，当他受北美殖民地雇用时，扮演了反对英国寡头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完全一样；他是一个极其平凡的资产者：‘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他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因此无怪乎他总是在最有利的市场上出卖他自己！”这种看法至今仍在，二战前最早接触柏克手稿的马格努斯（Philip Magnus）和韦克特（Dixon Wecter），以及纳米尔（L. B. Namier）学派是后继。前两者集中于柏克的私生活，主要是他的财务困难、与兄弟的关系，暗示柏克有难不救，致使柏克19世纪以来的声誉受损，使很多人认为他是个“贪财的骗子”。纳米尔认为，柏克虚伪短视，混淆视听，缺乏政治判断力，贻误政治改革之良机，总之，可恶之极。施特劳斯学派也把他解释为没有坚定原则、不能死节之人，认为他面对邪恶的“历史潮流”，做不到“在枪炮齐鸣、旗帜飞舞中倒下”。
这就触及所谓的“柏克问题”：他是见风使舵的谄媚者，还是一以贯之的政治家？他是自由的，还是保守的？对此应首重他本人之说。他在《法国革命论》和《从新辉格党人转呈老辉格党人的申诉书》末尾，均正告天下：吾道一以贯之。例如，《申诉书》末尾以他人口吻说：“我确信，如果他有什么敢于自恃的价值，那就是一以贯之的美德，这是唯一令他不至妄自菲薄之处。除却这些，他就赤条条一无所有了。”这在也曾转换阵营、与柏克心有戚戚的丘吉尔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谁在读到柏克同时为自由和权威辩护时，体会不到他始终出于同一目标，追求同样的社会和政府的理想，捍卫它们免受任何袭击，无论是来自这个极端还是那个极端。”
也就是说，柏克有着一以贯之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宪政平衡。在他心目中，好政府是平衡自由与限制的政府。英国宪制就是这样一种“混合而有节制”的平衡政体，它的平衡是靠君主、贵族、民主三部分“各就各位、权力均衡”，既要防止君主的专制，也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从反面讲，这种审慎中庸，这种宪政平衡，意味着不教条不极端。他在《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中说：“以为人类在实际的生活中，会遵循关于政府或自由的纯理论之原则，而不惜走到其逻辑的终点，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在理论上，我们英国人自有原则，以支撑我们宪政体系的任何一支，但在实践中，我们远不到这个原则跟前就止步了，甚至远在支撑整个宪政体系的原则之前，我们就止步了……所有的政权，人类的每一利益和福乐，每一种善，每一项明智之举，莫不以妥协为基础，以交易（barter）为基础。”
柏克这种原则和立场，可从社会语境得到部分答案。柏克所属的罗金汉派辉格党，是受益于光荣革命的贵族党，有背负革命道统的自觉，时刻提防王权侵犯；同时它又是“辉格党霸权”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试图维持半封闭的精英统治，抗拒民主化趋势。这两种诉求同时存在，但随形势变化一隐一显。柏克1765年进入下院，是时，乔治三世图谋重申王权，擢拔托利党，打压辉格党，弹压议会之外的政治运动，罔顾北美殖民地的诉求。更兼时运不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七年战争及美洲革命带来贸易萎缩与公债危机，国王直接干预议会选举，酿起风起云涌的威尔克斯事件。因此，这段时期的柏克一直致力于限制王权，申张民权，与威尔克斯、潘恩等激进派结成联盟。但进入1780年代，以“鼓动协会运动”为代表，院外激进势力勃兴，大有串联全国城乡之势，柏克的立场重心开始向反方向移动。先是在1782年反对扩大平民选举权的议会改革，后是在1788年爆发的摄政危机中捍卫世袭统治权，当时小皮特政府为杯葛威尔士王子摄政，主张议会有权决定摄政人选。摄政危机刚过，就爆发法国革命，潘恩力邀柏克共襄义举，把革命之火烧到英国，普赖斯则在一年后布道，用法国革命原则解释光荣革命。在柏克看来，这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政治文人、金钱利益集团、穷人以及外国君主的联盟呼之欲出，图谋颠覆光荣革命建立的体制。
由此可见，柏克具有中庸的特质，既反对宫廷派倒行逆施，又反对激进派惑乱天下，他认为现行体制确有积弊，应当改革，但英国宪制作为整体必须尊崇。他前后立场的变换，乃是因应形势变化，调整立场重心，维护同一目的。正如他坦承：“通过变换手段来保持目的一贯”，“当他航行的船只一侧超载而有失衡之虞，他愿以一己之微言加诸彼侧以保持平衡。”
这一切都反映在智识语境上，毕竟人们处在各种思想传统中，需要利用政治言说发挥政治影响。而柏克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作为党派喉舌、政治演说家，他明白修辞的重要，对于当时盛行的各种学说和语言，往往采用为我所用的态度，信奉某些，融合某些，利用某些，反对某些，除了所信奉的，他都会因应形势变化做出调整。在柏克所处的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主要思想流派主要有古宪制主义、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与历史社会学、哲学心理学、非国教派宽容主义、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论、古典共和主义、千禧年主义。其中，柏克较为倚重的是古宪制主义和苏格兰启蒙思想，以对抗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论和古典共和主义。其中，古宪制主义是塑造柏克史观的基础，使他形成了传统主义和历史主义观念。而其中包含的混合政体观念，与孟德斯鸠思想一起，成为柏克宪政观的主要来源。据此，他同时反对绝对王权论和自然权利说，兼具自由和保守面向。
但是，由于自然权利说等激进思想挟理性主义之威力，在政府起源、历史解释、商业与德性、信仰与理性、公债问题等方面全线开战，古宪制主义这种“粗疏的辉格主义”便招架不住，到苏格兰启蒙思想中搬取“科学辉格主义”的救兵，就成为不二之选。柏克以其对苏格兰思想的熟稔，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为对抗自然状态说，他搬出“人为/技艺即人之自然天性”（Art is men’s nature），这是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中得到集中阐释的；为对抗唯理主义和以诺曼征服为突破口否定英国宪制的“反诺曼主义”，他对休谟的怀疑论、因袭说、情感论等多有借鉴，被称为“哲学上不那么严谨的休谟”；为对抗重商主义，他提出一套关于商业社会和自由贸易的理论，就此斯密宣称柏克是当世仅有的与其政治经济学不谋而合之人，两人被称为“互补的同侪”。
以上所言虽不周全，但足以刻画柏克的博通融贯：他为了因应社会语境的变化，利用不同的思想资源，对抗不同的学说立场，都是为同一个目的。但在后世，他被人称作“保守主义鼻祖”，自然有其道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