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散文實在太「奢侈」了──龐余亮跨洋訪談小記 | 九歌文學誌
《半個父親在疼》是龐余亮第一本自傳體散文，作為書名的〈半個父親在疼〉寫於父親過世七年半才落筆，在回憶中與在天上的父親和解，與寂寞的農村童年告別，把故鄉帶在身上，透過與九歌總編輯陳素芳的跨洋對談，龐余亮細說自己的文學之旅。
問：談談您的文學成長歷程吧。您是在一九八六年開始文學創作，最初發表的作品是詩。現在您創作的領域涵蓋詩、散文、小說、兒童文學。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發展，哪一樣文類是您創作的核心？
答：謝謝您對我的關注。一九八六年，我十九歲，剛剛師範畢業，來到一所鄉村學校做教師。因為個子小，年齡小，體重輕，是一個標準的「小先生」。鄉村實在太寂寞了， 因為交通閉塞的問題，最新的報紙也只是兩天前的。情緒非常低落，這時候，是文學創作拯救了我。正好我在師範裡受過八十年代朦朧詩浪潮的薰陶，自然而然地就一頭紮進了文學閱讀和詩歌創作中。與詩歌創作齊頭並進的是童話創作。這樣的創作狀態是自發的，也是無人干擾的，實際上在無意中完成了一個文學創作的自我訓練。
生活在繼續，從理想主義的金黃八十年代，再到物質主義橫行的灰色的九十年代，我的詩歌有了很大的進步，還獲得過一九九八年的民間詩歌最高獎──柔剛詩歌年獎，這個獎一年獎勵一人。同時相當豐富的閱讀量讓我萌生了其他體裁的文學創作，於是，詩歌的這一個枝頭上就結出了短篇小說和散文這兩個果實。童話這個枝頭上就結出了兒童文學這個果實。很多朋友都詫異我為什麼能夠在不同文體之間自由穿梭，其實答案就在我的十五年鄉村教師的寂寞生活中。在四種文體中，詩歌和小說是我的核心，而被朋友們謬贊過的散文是我創作量最低的文體，寫散文實在太「奢侈」了──它要求作家必須完全敞開自己，向讀者交出百分之百的憂傷、痛苦和歡樂。
▎汪曾祺的小說是打開我文學生命的鑰匙
問：江蘇作家汪曾祺、畢飛宇等在台灣很受台灣讀者喜愛，同樣來自江蘇，您曾經說把腔調和技巧累積在一起就是一篇好文章。談一下腔調問題，就以上述二位及您的作品為例。
答：首先說說汪曾祺先生，汪曾祺先生是高郵人，我老家在很早很早的時候就隸屬於高郵，所以我的腔調裡就有高郵話的味道。之所以對汪曾祺先生感興趣，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我在〈半個父親在疼〉中寫過，父親生我的時候四十八歲，又是文盲，加上他脾氣暴躁，我們之間的溝通實在太少，等到我想瞭解父親一生的時候，父親已經去世了。為了彌補這樣的缺憾，於是我就把閱讀的目光轉向了與父親同齡的汪曾祺先生，汪先生屬猴， 父親同樣屬猴，從出生日期來算，汪先生比我父親僅僅長了三十二天。這樣的巧合，讓我特別習慣和迷戀汪先生文字的腔調。最讓我感觸最深的是汪曾祺先生的小說《晚飯花》， 這篇小說是汪曾祺先生打開我文學生命的鑰匙，初中生李小龍在香氣四溢的晚飯花叢中看見了王玉英，文學的腔調就這樣產生了──初戀的美好和忠誠。同樣的是畢飛宇先生，他和我都是興化老鄉，又是同齡人，唯一不同的是，他是教師的孩子，我是農民的孩子。聰慧和睿智令他的目光有如手術刀般的銳利。比如《青衣》，比如《玉米》，畢飛宇的文字價值已不限於這個時代，他像魯迅一樣超過了時空。讀他的文字，等於他帶著我攀上了高高的樹梢，我會跟著他一起俯視這苦樂的人間。
▎我在成長，父親在衰老：我在寫詩，父親是文盲
問：您曾經說過：「我這個名字是三個最聰明的人組成，龐統、周瑜、諸葛亮。但事實上是錯的，因為中間的餘是多餘的，不是周瑜的瑜，因為我在家裡真的是多餘的孩子， 父親四十八歲生我。我沒有經過父親青春時代，接觸是父親的老年時代，因為農民容易老。」是不是這原因所以在父親過世七年半後，才能釐清，甚至省思你們之間的父子關係？畢竟你面對的不是父親的風光年代，而是他無助無力甚至生命難堪的時光，談談寫這篇文章的心理轉折？
答：父親在世的時候，我們像一對仇敵。我是他最小的兒子，用蘇北話說，我是我們家的老巴子。但因為我出生的時候，他已四十八歲，按照農村的風俗，他必須要在他衰老的階段裡，完成給我砌房子和娶親兩大工程。只要他一想起這樣的大工程，他就惱怒，然後遷怒於我。就這樣，我成了他的累贅。我在成長，他在衰老。我在寫詩，他是文盲。這樣的缺陷和不理解，就是命運的考驗，就像我的名字註定不能成為最聰明人的組合。我和大哥二哥不一樣，我見證了他最無力的最難堪的時光。說實話，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後悔自己和父親的對抗，為什麼不和父親多多交流？為什麼不順從父親的要求？但生活就是這樣，什麼叫「子欲養而親不待」？所有的悔恨都在我離開家鄉後瘋狂生長，尤其在那個秋天，我在我現在謀生的小城公園門口遇見了一個中風的老人的那個晚上，我寫下了〈半個父親在疼〉。在這篇散文裡，我完全敞開了自己，也妄想通過這個文字，再次和我在天上的父親重逢。所以，當讀者跟我說起這篇散文，我總是說，一定要好好愛你的父親 ！
問：《半個父親在疼》是您自傳體的散文，寫父親的筆重，寫母親的抒情，這是不是就是另一種親子關係的縮影？在其中，我讀到了一種寂寞，童年時的寂寞，創作的寂寞， 甚至家鄉因一場大水災消失的寂寞？您認為個體的生命本質就是寂寞？
答：謝謝您如此暖心的理解 ！有評價家也看出了這一點，他說你寫父親的文字寫得很暴烈。寫母親的文字寫得很溫存。這是為什麼？我被這樣的評論嚇了一跳 ！我這樣寫，絕對不是有意為之，而是很自然形成的。愛父親的方式和愛母親的方式就是如此不同。但我相信，每個孩子愛父母的方式都是不一樣的，但滾燙的血脈關係卻是相同的。父母生下了我們，陪伴了我們一程，接著就把我們丟棄在這個世界上，丟棄這漫長漫長的寂寞中。因為父親母親的年齡，我的寂寞感來得比較早。童年的寂寞，寫作和讀書的寂寞，洪水漫過防洪堤之後的茫茫寂寞，寂寞就這樣餵養我，記得一九九一年老家大洪水，暴雨連綿，用於洪水潰堤的救護物（門板和空油桶）在天井中，父親和我都徹夜未眠，我在父親的嘮叨中什麼話也不說，一心捧讀美國作家湯瑪斯‧伍爾夫的《天使，望故鄉》。這本自傳體小說中的尤金也是家中的小兒子。寂寞的尤金，彷彿就是寂寞的我。在如此寂寞的餵養中， 疼痛越來越顯山露水。寂寞中的疼痛貨真價實，同樣營養無窮，這，就是寂寞和疼痛的力量所在。
問：您曾說在摸索創作的過程中，抄了許多文章，還提到台灣詩人洛夫〈血的再版〉，台灣作家的作品你接觸過哪些？有怎樣的印象。
答：童年我渴求讀書，因為貧窮和閉塞，幾乎無書可讀，這就養成了我抄書的習慣。我的詩歌寫作很早，但很是笨拙。真的是非常有幸啊。記得那個大學圖書館的冬天夜晚， 我遇到了洛夫先生長詩〈血的再版〉，我剛剛十七歲。〈血的再版〉是發表在洛夫先生老家的雜誌《芙蓉》之上的，我花了兩個晚自習，抄完了這六百行的長詩，我擤乾那拖得老長的清水鼻涕，真正有了茅塞頓開的喜悅，就這樣，融合了現代性和傳統性的洛夫先生帶著我闖開了我的詩歌之門，不是每個詩人都有這樣的幸運。後來，我又在圖書館的書中「見」到了詩人林煥彰，散文家蘇偉貞，小說家鍾理和等，我又從這些臺灣作家的作品中「抄」到了寫作的真經。巧合的是，在洛夫先生去世的前一年，我在我所在的江邊小城接待了他，我送了他一顆那個秋天最大的香櫞，在那只香櫞裡，有我寫不出來的感恩和尊敬。
▎「永記薔薇花」就是我在人間的苦行記
問：在台灣版《半個父親在疼》有一輯「永記薔薇花」這是貼近生活、文學的篇章， 談談如何在生活中取材？
答：除了李白，這世界上很少有文學的天才。一個人愛上了文學，註定是苦行僧，註定是乞丐，註定是流浪漢。在這點上，汪曾祺先生就是我的榜樣，我去過汪曾祺先生的高郵竺家巷，那裡的人物，那裡的巷子。幾乎完全就是他作品的文學地理。我有無數個筆記本，筆記本上全是生活的素材，後來幾乎全部變成了「永記薔薇花」這一輯。說起來， 「永記薔薇花」就是我在人間的苦行記。我學師範的揚州城，我工作過的鄉村學校，我在人間遭遇過所有的朋友，還有擦肩而過的陌生人，都成了我筆記本上的素材。我有一個寫作的奧祕：如果我的文字沒有一個著力點，我的文字註定會飄浮起來，成了失敗的作品。相反，有了筆記本上的素材，我的文字就有了一個現實的著力點，我不會再浮到水面上來。三十多年的寫作經驗是，隨時隨地做一個落葉和落果的撿拾者，然後，那些素材自動在我們的生命中發酵成酒。我最大的體會是，要寫出好文字，必須將自己的毛孔全部張開，讓所有的酸甜苦辣，讓各種顏色的煙火氣，將我們緊緊擁抱，直至聽到自己的心跳， 往往到了那時刻，好作品就過來敲門了。
｜龐余亮
一九六七年三月生於興化。揚州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著有長篇小說《薄荷》、《醜孩》、《有的人》、《小不點的大象課》、《神童左右左》、《我們都愛丁大聖》，散文集《頑童馴師記》、《紙上的憂傷》，小說集《為小弟請安》、《擒賊記》、《鼎紅的小愛情》、《出嫁時你哭不哭》、《你們遇上了好辰光》，詩集《比目魚》、《報母親大人書》，童話集《銀鐲子的秘密》、《躲過九十九次暗殺的螞蟻小朵》等。獲得過柔剛詩歌年獎，漢語雙年詩歌獎，紫金山文學獎，孫犁散文雙年獎，揚子江詩學獎，首屆曹文軒兒童文學獎等。現居江蘇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