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草书研究第五期：学古，临仿《淳化阁帖》的作品占四分之一

作者：邓建民（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王铎一生临帖众多，他孜孜不倦地临写《淳化阁帖》《集王圣教序》《兰亭序》及米芾墨迹等。就草书而言，以临写《淳化阁帖》最为频繁，且从中取法的对象众多。据曹军统计，王铎传世的全部书法作品中，临仿《淳化阁帖》的作品达101件，几乎占四分之一。在这101件临作中，草书又占了53件。王铎的草书临作大都出自《淳化阁帖》，他一生极力临写《淳化阁帖》中的张芝、二王及两晋、南北朝、唐朝其他名家法帖。

刻于宋初淳化三年的《淳化阁帖》,由翰林侍书学士王著主持，选择内府所藏的历代法书，编为十卷，摹刻在枣木版上曹宝麟在评价《淳化阁帖》时说：

“如果说其主持人王著为了不使原迹污损而采取临仿然后刻之的做法，虽然失真却还保存了若干分相似的话，那么这部丛帖中因见识而造成的不少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

不是用真迹摹刻上去的，而是“临仿然后刻之”。“临仿”已是一次失真，“刻之”又是一次失真，椎拓再次失真所以，即使不考虑刻帖再现墨迹法书精微的能力，而《阁帖》拓本中的帖已是属于三手、甚至是四手的真迹复制品了，能有多少再现艺术真实的价值，实在让人怀疑。尤其是王著的见识不高，致使丛帖掺入不少赝品。临仿、凿刻、椎拓，再加众多的赝品，使针对《阁帖》的批评声浪雀起。

米芾批评《阁帖》说：

“我太宗购古今书，而使王著辨精确，定为《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间一手伪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为汉章帝，张旭为王子敬，以俗人学智永为逸少。”

接着、黄伯思、董逌等对《阁帖》的各种谬误也提出了批评。在上一节所论，王铎对刻帖是有自己深刻的理解的。然而，他却给《阁帖》以诸多的肯定。他说：

“兹《淳化》八本，先得之葵丘袁氏六焉，后粤东李氏二焉，皆宋拓枣木，似王著初本也。钩法完善，可见古人波磔温泽，纵横结构，涵浑之微。物之尤，非可易致矣。”

又在《与吴伟业论刻帖》中说：

“盖古人奥指，其精光隐现楮墨外，疑有声响，断不能理没，实有物焉。”

“钩法完善”、“波磔温泽”、“精光隐现”,王铎对《淳化阁帖》是肯定的、崇敬的。究其原因，这应与王铎的书法追求观念及所处的年代有关羲、献书法真迹，经历千百年时间的淘洗，不断锐减。据刘涛分析：梁武帝时，内府秘藏王羲之作品七千纸之多，后在江陵陷落时被梁元帝付之一炬。

唐贞观年间，内府收有王羲之书迹三千多纸，但到北宋宣和年间，已锐减到二百四十三帖。东晋至南朝梁，王献之书迹与大王难分轩轾，但到唐初，献之书迹存世已很少。北宋宣和内府，献之书迹真伪相杂，也不过八十九件。靖康之乱后，宋高宗说：

“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

王铎虽多次声明“余书独宗羲、献”，但时至晚明，已无羲、献真迹可观。《淳化阁帖》虽为失真较多的刻帖，远比不上书法墨迹真实、细腻、生动，且掺杂许多赝品。但即便如此，它还是存有大量魏、晋时代的名家作品。《淳化阁帖》存有右军作品一百五十五件，子敬作品七十三件。

故身处明末的王铎，如果想与唐宋诸家并肩，远溯东晋二王，所能凭借的二王范本也只有少数的临摹本和《阁帖》。在王铎的书论记述中，没有提到看过二王临摹本。所以，王铎为了实现独宗二王的书法观念，《阁帖》无疑是绕不过去的，草书尤为如此当然失真不等于毫无价值，赝品也不等于劣品，《淳化阁帖》中大王的赝品往往是智永、智果或唐人所作，当然也有一定的取法价值。

王铎在学习《淳化阁帖》时，头脑也是极其清醒的。他的学古观念极为灵活，他对刻帖有独到的见解。如前面所引的“摹本已几千年矣，去原墨迹止十之三”等观点即是印证。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才有“不规规模拟”“拓而为大”等临书及创作方法的运用。王铎的临帖是极其刻苦的，他在《临王徽之书后》说：

“徽之书法，温润绵密，有远水流烟之致。惜不多见，载之古今，寥寥数行耳。极力摹写，瞠乎其后，始信书法非易事也。”

又在《跋琼蕊庐帖》中说：

“余于书、于诗、于文，沉心驱智，割情断欲，直思跂彼堂奥。恨古人不见我，故饮食梦寐以之。”

这就是王铎的崇古精神：“极力摹写”、“割情断欲，直思跂彼堂奥”。正是拥有如此深刻的崇古思想，才促使王铎倾其一生之力临摹古人，以至临死前几年还临写出《临阁帖与山水画合卷》这样的巨型长卷。也由于此，即使在“晋之神瞠乎其后，逾写逾望洋”的情况下，最后也能“登五岳然后知山，浮海澳然后知海”,从而臻于高的境界。

在学古方面，王铎是笃学者、善学者。他以高出时人的眼力，察觉出《淳化阁帖》的存古价值及借鉴价值，从而获得了丰富的草书取法对象。王铎学习《淳化阁帖》取得成功，是虔诚的崇古、厚实的功力与高明的临摹创作方法综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