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学校教学工作走上正轨，文体活动和勤工俭学活动开展红火的时候，校院里突发了一件怪事：不知是什么居心不良的人写一封匿名信丢在初三班的教室里。其内容写的是初三班一个名叫余正阳的女同学与一个老师谈恋爱的事。一个学生捡到后把信交给了班主任吴寿万老师，一些看到信的学生即刻传遍全校。传到余正阳听到后，也感到十分冤屈，于是就大哭大闹起来，不上课、不吃饭、不睡觉，还要寻死，并且叫她的父母亲到校，要求一定要澄清此事，找到害她女儿的人还她女儿的清白。我和吴寿万老师，安抚她的父母亲，再三说明余正阳同学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并且是优秀女生干部，我们坚信她不会有此事。我们表示一定调查清楚，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给他们一个满意的交待。他们是通情达理的两位老人，听了我们的话就回家了，余正阳也去上课了。经过几天的调查，找到一点线索，怀疑一个与余正阳有点成见的女生顾某，一对笔迹不是她所为。一个老师看信后说：“这笔迹我好熟悉，好像顾某的妈妈王某的笔迹，我在三阳小学同她一起工作过，熟悉她的笔迹。”而后，吴寿万老师跑到三阳小学找到校长姚铭山说明有关情况，姚校长找来王某批改过的几本作文本，仔细核对，的确与王某的笔迹相同。吴寿万回校后很气愤地对我和几个在场的老师说：“王某这个家伙好毒，为她的孩子泄愤，竟来害余正阳。”第二天，我到三阳小学找姚校长商量后找王某谈话，她硬得很，死也不承认是她写的，她还撒野似的破口大骂余正阳，说余正阳欺负她的孩子。我说：“你对余正阳这样怀恨，你就借故泄愤害人，这不正是你写信的目的吗，你说这信不是你写的，这字迹与你的字迹怎么如此相同呢，这又怎么解释呢？”我这一说她哑口无言了。过了一会儿，她撒起泼妇脾气来，大哭大闹地说：“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不是我写的，看你们把我怎么办！”她不承认不说，第二天，她跑来我们学校大哭大闹，又是破口大骂，闹得我们一节课没上成，师生们气愤极了。以吴寿万、陈庆一老师为首的写了几张大字报，有的老师和一些同学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大字报公布了事实真相并强烈要求处分王某。他们把大字报张贴在供销社的墙壁上，许多人围观，搞得三阳满城风雨。小事闹成了大事，惊动了区委。区委们正在开会招我去，要我先谈了有关情况，而后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是一校之长，没有把好关，怎么把小事搞成这大的事，要我回校煞车，再不准师生们写大字报上街。而后，张振超书记到学校做了老师们的工作，停止了写大字报，但是仍然强烈要求区委处分王某。王某虽身为教师，却是个乱搞两性关系的破烂货，她与区委副书记鞠某和祝某勾搭很紧，他们是王某的保护伞，不仅没处分她，而且把一切过错都算到了我头上。到1974年暑假将我贬职到三阳文教组任副组长，此时的组长是原区委副书记郭遗书担任。我被迫离开三阳区中学。到文教组不几天，就抽我下乡驻队，开始在六房公社的双桥大队，是区委委员孟家祥同志带队，还有三阳区中学的李志高老师，后又转到厂河公社的白马大队。我同李志高老师都住在一个姓陈的民兵连长家里，他家里较贫寒，加上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任何蔬菜吃，常吃光饭。我们在此从插秧到割谷苦了大半年才让我们回家。我回家没休息几天，区委又要我到屈山去参加修祁河水库，我们一行5人，由孟家祥同志带队，我负责管宣传工作。开始为造舆论，我领了几个人到山腰里去造字，我们在河滩上捡了许多玛瑙石搬上山，排成了“修好水库，造福子孙”八个大字，用石灰水一刷很显眼。而后组织屈山小学宣传队的学生到工地上搞慰问演出，有时搜集一些好人好事编成稿子，叫学生们用土广播在工地上宣传。
我们5个人住在屈山大队一个旧祠堂里，请来一个老人烧火。大山里生活很艰苦，没有什么菜吃，有时一碗菜，有时吃光饭。工作也很艰苦，白天都在水库工地上，晚上休息时，他们4个人打扑克玩或下象棋，我点一盏煤油灯看《红楼梦》。一个月让我们回家休息两天，有一次回家，我把儿子洪波带到水库工地参观，他当时只有四五岁，白天我很忙，没有时间管他，在此又没有什么好玩的，只过了两天就送他回家了。我们在水库工地苦战了一百多天，水库修好后才让我们回家。由于学校出怪事，使我在人生道路上遭到这次大挫折，这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伤痕。
敬请期待：天门人在京山——全家搬进京山城（连载之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