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梅特涅很早以前就宣布过，他是在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架子。这话似乎一语成谶，或者本身就是事实。所以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提到：回顾一下我的生平，使我心神宁静；而环顾世界局势，却不能使我心安。
一个是纵横捭阖的马车夫，一个是铁血无情的操盘手，两个在欧洲历史上饱受争议的外交明星，用一脉相承的外交手腕，先后建立起主导欧洲政治秩序的体系，在均势与斗争中铺开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从近现代欧洲的百年历史中，独独找出这两个人并非随意的。梅特涅与俾斯麦之间的微妙关系，并不仅仅在于后人都用他们的名字冠名他们主导的时代所体现出的伟大，而在于这两个伟大的时代中，有一根可见的主轴让这两个人无论在思想上或行为上都出现交集，那就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均势和毕生所逃避的战争。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梅特涅。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是在对国家制度的亲切关怀和对传统权威的适度尊重中寻找政治生活一切崇高而美好的事物的源泉。历史属于感情，又属于理性，调和折衷则是奇妙的准绳。梅特涅的个人就是被这样的稳健支配着，他对于欧洲的眼光也同样朝这个方向推进。举个例子，在瓜分波兰问题上，他曾公开声称这是“违反明智政策的全部原则”的一种行为。事实上，奥地利对波兰的介入确实并非是出于像普鲁士那样的野心勃勃。梅特涅眷恋着旧秩序，殚精竭力地在各国之间玩弄权术，见风使舵，以期达到他渴望的一成不变。而事实上，他的大国均势政策，在他手中行之有效，以致落后的奥地利能一度跻身于欧洲强国。维也纳体系在旧秩序的气味中摇摆而至于平衡。与之相反的，俾斯麦恰恰是冲跨维也纳体系的始作俑者。与梅特涅的沉静稳健不同，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专横的权力欲望。他把勇气和胜利等量齐观。俾斯麦的政治生涯很大程度与德意志的统一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是倾向于改变现状、革命的。这一点与梅特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俾斯麦迷人的性格又使他在恃才傲物的同时顺应“上帝的安排”即如果有必要，他也能摆脱傲慢而懂得如何谦虚自足。他能把无偏见的想象力和政治上的敏锐的判断力及对切实可行的事情的可靠感觉结合在一起以致在被纠缠到各种事务中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因此，在为德意志统一而谋求他国不干涉的过程中，俾斯麦冷静的斡旋手段让欧洲像棋盘一样尽在掌握。在对奥对法的战争处理中，亦体现其高瞻远瞩的自我克制力。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治理中统一时的铁血激情变成冰冷的保守，并与梅特涅一样为德意志的生存四处结盟，维持均势，守护建立的秩序。可以说，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性格，却走上同样的路两个人的联系并不仅仅是抽象的。事实上，梅特涅对于俾斯麦的影响十分大。据斯尔比克记载：“从俾斯麦的政治经历开始直到他去世为止，梅特涅的生活格调以至死后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尽管普鲁士的精神和奥地利的其实气质千差万别，两个时代不尽相同，但他们对一些问题的根本看法，自始至终非常接近。他们都在广阔的国际水域中航行，最后选择了差不多的停泊处。梅特涅自诩“欧洲宰相”，俾斯麦也同样主宰着欧罗巴。他们的目光停留在更为广阔的版图上，让两个时代成为他们个人的舞台。作为俾斯麦的前辈，梅特涅曾在1851年夏天一次与之历史性的会晤中告诉俾斯麦，从奥地利的利害关系上来看，普鲁士应成为一个“饱和的国家”。因为奥地利已经成为这样的国家了。对于这样的“饱和”，梅特涅深刻认识到，保全国家才是制订政策的根本原则。这个帝国迫切需要的是休养生息的时间。在野心勃勃的法国和实力强大的俄国间，奥地利一直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自己的地位。他并不利用领导地位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的霸权。事实上，他在1815年1月同英国签订秘密条约中表示，他一直准备以武力作为最后手段对付普鲁士的侵略行动，但是在时机还没成熟的时候，他不愿意提出一个即使在最后不可避免要做出决定的问题。这在梅特涅看来并不有损尊严。因此梅特涅的外交奇迹般地让奥地利在实力不强的境遇下，谋得了欧洲政治大国的地位。同时，在一段时间内平稳地运行国内。在史学上很多对梅特涅体系的评价均视之为反动的体系。因为从表面上来看，梅特涅似乎生就对革命的反感，对于国内乃至整个欧洲的革命趋势，他都处于一种相当敏感的警觉。他整个内政外交的核心即在于此，而他高超的外交手腕有效地遏止了自由民主的势头。而事实证明，后来的巴赫专制较之于梅特涅当政时的变本加厉，验证了梅特涅对民主政治不成熟的忧心。梅特涅的考量并非仅仅是个人气质的决定，更在于他对奥地利现状的清醒认识。后来的政治面貌改观破坏了普奥之间的和谐，将自然地导致梅特涅一直想避免的与普争霸中，将局势推向紧张。可以看出，外交与内政或者说遏制革命与维持均势的息息相关。而就此有了1851年与俾斯麦的谈话。梅特涅的饱和主张对于俾斯麦来说是意义深远的，这也决定了俾斯麦在统一德意志之后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明显的缓和。正如塞西尔说，他们最后选择了差不多的停泊处，梅特涅从他较有希望的年头举行维也纳会议和建立欧洲共同体开始，主动地充当着穿针引线的斡旋者，到后来退缩到在东方三个君主国家间建立保守的实际联合，代表着在维持均势和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意义。而俾斯麦从开始的三皇联盟，特别是对俄《柏林条约》来看，呈现出冷酷的好战，到最后再保险条约的防御性，已转变为力求相安无事的态度。第二帝国在俾斯麦的操作下，也呈现出饱和的态势。在统一德意志后，他用敏锐的嗅觉和可贵的克制让德国在均势中一步步壮大，让德国在几近夹缝般危险的境遇中自如地生存。之前提到二人“毕生都避免战争”就事实来看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梅特涅和俾斯麦特别是后者在位期间并非没有战争，但这样的战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我看来，两个人都在可能的范围内避免了不必要的战斗。在俄法冲突中，梅特涅很早就在盘算两国必然会在1812年发生战争。他的政策要点就是尽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尽可能不把自己卷进去、尽可能保牢奥地利。在1812年3月，法奥两国签订密约，奥地利出兵三万人作为拿破仑大军的“右翼”。这个密约泄露之后引起了俄皇的恐慌。而梅特涅则秘密向他保证，奥地利将给法国尽量少的支持，向俄国作尽可能少的进军，并造成最少的伤害。而俄也以相同保证回复奥。这样，梅特涅实际上使奥地利免于敌对双方的侵犯。这样一个小插曲可见，梅特涅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在声势浩大的反法联盟中，他貌似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事实上，奥地利在此役中没有受任何的影响。而在俾斯麦，这位以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宰相，更无法与战争脱了干系。关于俾斯麦的这场战争，一位史学家在一步1889年写的关于这三场战争的历史著作的序言中写道：这三次战争是“建立统一的德国的必要条件”。因为彼时德国国内已形成了成熟的气候，统一之势自下而上蔓延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普鲁士对德意志整和，必将造成极度的混乱。对奥地利俾斯麦本人也曾强硬地说：“德意志命运的难解之结，不能用执行双雄并立政策这种温和的方式解开，而只能用剑来展开”。然而1886年8月，普奥订立和约时，俾斯麦又宣称：“与奥地利的争端已经解决，现在我们必须恢复旧日的友谊”，使得俾斯麦的大部分敌人转到他这一边。另外在这样一场战争过程中，俾斯麦更侧重于外交上的努力。当外国尚未充分意识到统一战争的爆发时，普鲁士已成其大业。此间俾斯麦一直反对自下而上的革命而致力于将统一的主导权掌握在自身的手中，使得欧洲的均势即使在这样一个大的变荡中也没有出现明显破裂。战后对奥宽容，对俄拉拢，形成了一个从一开始便布置好的棋局。欧洲的政局在德意志统一前后始终没有出现很大的波澜。很有趣的是，俾斯麦同梅特涅下台的方式和原因都惊人的相似。他们都非常不情愿地看到自己手办的秩序土崩瓦解。俾斯麦下台时，奥匈帝国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一世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中说：“俾斯麦和梅特涅不幸都未能急流勇退，在职时间太长。”的确，那是个急流涌动的时代，但两个中流砥柱的倒塌也造成了整个河道的崩坍。虽然说均势和战争是必然交替显然不是种负责的讲法。但事实上，梅特涅与俾斯麦的长期均势政策给整个欧洲都造成疲劳。在霍布斯想象的自然状态中，暴力是唯一的法律，而生活则是恶劣、野蛮和短促的。欧洲各大强国往往如此。在泰勒的《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中提到：“人们不总是默许这种没完没了的均势‘四对舞’，他们常常愿意让音乐停一停，坐下来休息一场。”对于掌握国际关系的决策者们来说，并非所有的人都有高超的舞技，也并非所有人都有过人的体力。对于国家之间长期的藕断丝连，多数人会心力交瘁。梅特涅和俾斯麦因此才会显得与众不同。梅特涅很早以前就宣布过，他是在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架子。这话似乎一语成谶，或者本身就是事实。所以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提到：回顾一下我的生平，使我心神宁静；而环顾世界局势，却不能使我心安。这是一个睿智的老人对时局无奈的判断。他这种左右摇摆扶持这个虚弱架子的行为为许多人所不齿，以至最后在国际关系上获得不好的名声。对于俾斯麦，他虽然一直小心维护着德国在均势中的位置。但德国不可避免地强大起来。俄国的不确定性又让俾斯麦的结盟体系看起来那样的难以维持，这造成了继任者的不清醒和别国的猜忌。只是他也许不会料到他的体系的崩溃招致的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世界大战。梅特涅和俾斯麦在位过程中一手操纵的欧洲均势秩序可说是十分完美地达到了平衡。然而，尼采所谓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生命重负。均势的知音难觅，战争的阴魂不散，使可贵又奇特的和平难以抗拒地再次走向武力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