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展现风格化叙事和高浓度情感的历史力量

化的叙事和高浓度的情感，成功地创作出有血有肉的革命先烈形象，也让我们体会到历史宏观进程之下感人至深的微观细节和坚韧不屈的个体生命。

以艺术想象的方式贴近并呈现历史人物的真实状态

如何把握历史真实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真实改编类的传记片的创作难点。而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来说，这一难点带来的各方面的挑战更高，影片既需要符合观众对于历史人物的基本认知，同时还要结合影视艺术规律进行表现形式的创新和历史情节的改写。前些年，若干传记片和主旋律影片中对于真实人物的改写都引发过争议，甚至引起了改编原型和烈士后代的抗议。对于《革命者》这部电影来说，在建党百年的特殊历史方位下书写李大钊这位党的重要创建者的人生故事，其所面临的创作压力，可想而知。

创作者采用的方法，是用艺术想象的方式贴近并呈现人物的真实状态。

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就通过相似性剪辑，将李大钊在狱中的场景过渡到他对于开滦煤矿工人运动的回忆中去，为这个人物的塑造奠定了历史方位和内在动力。影片演绎了李大钊发表于1919年3月9日出版的第十二期《每周评论》上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将他在矿区两天一夜调研后写就的文字“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两角，尚不用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改写为他面对年轻人的愤怒的讲演，通过影像化的处理更具冲击力地表现出李大钊对于矿难受难工人家属的痛切的同情。

在丰富史料的支持下，这部影片在叙事和风格上的最大尝试，是在李大钊被执行绞刑前的38小时的线性时间中，插入了对于理解这个人物至关重要的倒叙情节和人物关系。这种风格化的选择体现出影片的监制管虎和导演徐展雄的创作魄力，赋予了主旋律历史故事以新的影像气质，让李大钊的生平在电影中具有了揭秘性和紧凑感。影片在内容上也极力还原李大钊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状态，这和叙事上的风格化努力，一并让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耳熟能详的人物有了陌生化的呈现。也因此，《革命者》中的李大钊既有真实感，也颇具传奇色彩，在满足戏剧性功能的同时映衬出他的坚定信仰和家国情怀。

以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展现风云际会中的历史情境

除了对于人物真实感的塑造之外，历史题材影片还需要塑造出独特的历史情境，为人物行动提供合理舞台，并以历史情境表征影片主题。《革命者》对于历史情境的展现，是通过人物关系的方式来呈现的：各路大小人物如走马灯一般出现在李大钊的生命中的不同时刻，而这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也正是现代中国历史风起云涌的最佳投射。

在这些人物关系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张学良和蒋介石两个段落。1910年代，少帅张学良背着父亲到上海租界的十里洋场快活，意外目睹了洋人行凶、枪杀报童。年少血性的他在现场试图出手但被副官紧紧抱住，第二天，他在车内擦拭手枪，准备用自己的方式讨回公道。也正是在即将出手的这个时刻，张学良目睹了李大钊带领的工人和劳动者团体抗议示威，成功地让租界交出了杀人犯。离开前，李大钊向周围参加游行的群众抱拳施礼，张学良大受震动，远远还礼。这个戏剧性演绎的故事段落回避了历史学家们对于张学良在李大钊案中具体角色的争议，既展现出李大钊身上“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急人之难的性格，也展现了帝国主义对当时中国的压迫给所有国人带来的强烈震动。

李大钊与蒋介石的人物关系的呈现，则是对于李大钊1922年第一次赴上海面见孙中山，以及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史实进行的二次创作。这个故事段落从平静的京剧堂会中开始。刚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正在观赏京剧表演，接受沪上士绅的恭贺，张作霖商讨如何处置李大钊的电报在此刻被侍从送到面前，蒋介石回忆起他和李大钊之间的赌约。影片闪回到1922年李大钊第一次拜见孙中山的场景，蒋介石受命随车迎接李大钊去孙的住处。进门前，蒋介石突然提出，孙中山先生不会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提议和李大钊就这个话题赌一把。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重要演讲，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但仅仅三年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将中国革命再次带入黑暗。电影将堂会的京戏和上海各地的屠杀平行剪辑，歌舞升平和腥风血雨之间的对比也充分塑造了蒋介石的内心世界。最终，堂会结束后，他在电报上写下八个大字：“不杀此人，后患无穷。”这个段落不仅进一步决定了李大钊的最终命运，这一时期更大范围内的历史进程和若干关键角色，也都得到了切片式的呈现；影片也因此跳出了人物故事的单一脉络，将观众投入到跌宕起伏的大历史之中。

以饱满情感链条为观众提供深入感知人物的契机

“以人物为中心”是近年来新主流影视作品的重要创作经验。《革命者》成功还原了李大钊这一人物身上饱满的情感状态和精神世界，鲜明的人物特点让革命先烈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个体，也为观众提供了深入感知人物的契机。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李大钊并非是一个道德圣人，他的恐惧和痛苦在影片中同样得到了展现，这离不开张颂文对于李大钊这一人物的表演塑造，尤其是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致把握和细腻呈现。其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场戏当属“三·一八”游行的段落。面对军警对天鸣枪的恐吓，李大钊向游行队伍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演讲：面对枪口，当然害怕，但正是因为害怕，国已不国。他带领年轻人迎着枪口前行，而军警最终对游行的群众鸣枪，造成惨案。被枪托打晕的李大钊获救，但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眼前逝去，李大钊痛苦而无奈地一遍遍呼喊，“我们没有枪，我们没有枪”。张颂文将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表现得淋漓极致，革命进程中的血泪教训也不再是教科书中的白纸黑字。

在引发观众的共情的基础上，《革命者》以人物为核心、通过完整的情感链条，展示出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历史必然性。从李大钊与庆子等小人物之间的诚挚友谊，到他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工人群体和阿晨这样的小报童发声，再到不惧牺牲带领青年群体和工人阶级反抗暴政和压迫——正是这样一条贯穿影片始终的人物情感线索，塑造出李大钊这个活生生的革命者的形象，也成功讲述了中国革命的生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