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社会的行政效率——对标现代文明制度

皇权社会的行政效率

——对标现代文明制度

作者：恺然不肖

行政是社会运转的根本保证，毕竟人类社会自文明诞生以后，不管国家与民族如何产生融合，但政府从一开始就以各种面貌出现，规范人的言行，捍卫秩序与纪律，从而维系族群的生存发展。

古代社会是立足血统选择继承者，现代社会则是按照程序简拔管理员，无论怎样，人们其实并不关心二者的根本区别，只是通过最后的治理效果来判断形式的优劣，政绩是第一位的，其它都可以搁置再议。

在皇权社会里，也有英明的皇帝，在民主制度下，也有无能的总统，国情各异，造成不同的错觉。但分析当中的原因，能够看出不少实质性的端倪。

对一个身居要职的行政官员来说，要求蛮高，他需要亲自了解工作内容，不能坐而论道，此外，应该具有与人相处的能力，平易近人，这样才能发挥属下的能量，更好地团结集体，解决问题。

因此，做官要真正可以为人民服务，做出成就，就得有管理经验，知道工作的复杂性，具备相当的耐心来解决问题；也应懂得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机关算计，能够洞察人心，不容易被感情所左右，避免轻易诓骗，从而作出最佳决断，即便貌似无情，将来利国利民。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能明白选拔机制并不完全能够笃定统治者的水平好坏，完全要去关注他们本人的素质，在实践中经历过怎样的考验，最后会反应到具体作为中，高下立判。

中国古代的皇帝多数毕竟昏聩，除了开国宗主和几位中兴之君外，其余多数都是滥竽充数，轻一点的打酱油，重一点的搞破坏，这就是当政者没有选到合适的继承人所致。诸位太子储君要么年纪太轻，要么经验太少，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并不清楚民间疾苦，所以匆匆上位之后，便会乱搞一通，胡作非为，最后将国家推入深渊，正是情理之中。

然而尽管君主专制饱受诟病，但有一个朝代却颇受赞誉，皇帝素质颇高，这就是清朝。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满清虽然是蛮夷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但他们没有故步自封，更没有自惭形秽，而是吸取了历代历朝的兴亡教训，励精图治，对子孙后代要求甚严，选贤举能，秉承祖先遗志，创设制度，不拘一格。各个君王即便不是天纵英才，却也中规中矩，没有僭越妄为。在他们统治的二百多年里，没有出现过宦官干政，生杀予夺，自康熙铲除鳌拜以后，没有面临过权臣摄政，破坏体统。等到王朝末年，光绪虽然无权，却也积极学习，关心国家政治，没有荒废朝政，勇于担负起皇帝的责任，不遑多让。而溥仪虽然幼年继位，经历了社稷崩塌，江山易手，可仍惦念祖先荣耀，渴望有所作为，尽管是痴人说梦，可其敬业精神，确实值得钦佩。

其实清朝皇帝之所以如此出众，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培养方式的作用。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拘泥于嫡长子继承制，导致历代王朝都为此吃了不少亏，选错了一个皇帝，那将前辈基业几乎等于毁于一旦了。清朝因之深以为然，痛定思痛，不是看出身年龄，而是依靠才能本领挑拣。而且皇室对所有子弟控御特严，不管以后要不要继承大统，都得抓紧读书，禁止荒废童年时光，点灯熬油地进行磨砺，可谓全面撒网，重点捕捞，在这样日积月累地努力经营下，总有几个优秀分子能被拔擢，脱颖而出，这样就保证了领导人的基本素质，不会太差。而在雍正期间，正式确立了秘密立储制度，更是赐予了后代选拔的灵活性，使得清朝皇子各安天命，愿意上进则行，不然随波逐流，没有发生多么严峻的皇位争夺，一切都十分和谐地顺利延伸。

当下的社会对血统论嗤之以鼻，思想观念如此，已经回不去了。有的国家只是保留了一个君主立宪的革命样式，宣扬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我们不能否认专制皇权下的一切丑恶，但也无法回避民主运作中的各种问题。因为人们以为制度发展了，社会进步了，那选择的领导人理应能力很非凡，品德很高尚，功劳很突出，但现实总是纷纷打脸，无法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领导素质与实际要求并不匹配。就像上文提到的，行政的难度很大，能力很重要，要是只观察德性，未免挂一漏万，求全责备。而且在选举模式下，人们的情绪往往超过理性，如果选举只是成为了一场游戏，与作秀相似，那大家似乎并不会当回事儿，只是为了参与而参与，因此被表面的假象蒙蔽，选官如同追星，光会考虑对方长得好不好看，说的好不好听，广告投放的到不到位，而没有心思去研究他的生平事迹，更不在乎他是否“真诚”，于是让牵着鼻子走，进行被动选择，这样就等于滥用个人的权利，而且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未来必然承受这份荒谬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