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藏中国三十大国宝级文物（上）
日本与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隋唐时期，日本就曾遣使来中国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自隋唐以来，日本一直以中国为文化母国，虚心学习，对中国文化仰慕至极，并大量输入各种艺术品，经过数百上千年的时光，到现在留下了相当一批珍宝。而且，近代以来列强入侵，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其中得到中国国宝级文物最多的，也是深谙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其藏品质量丝毫不逊于英、法、美等欧美国家。
近代以来日本等列强入侵，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据中国官方统计，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1879箱，被抢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
以下本人就日本各大博物馆藏珍贵的三十大中国国宝级文物（上）进行盘点。
1.商虎食人卣（京都泉屋博古馆）
商虎食人卣（中国青铜器精绝之作）
这件虎食人卣通高35.7厘米，重5.09千克，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此器和许多出土于湖南的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一样，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怪异的思想。这件作品究竟是要表现老虎吃人的凶猛，还是人兽和谐的天人合一，历来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商代青铜器中很少有比这件更奇异复杂的。此器共有两件，相传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宁乡交界处（宁乡市沩山乡境内），后来都流落国外，一件藏于法国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一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此器装饰华美，在我国青铜器史上堪称古代艺术的精绝之作，也是日本藏中国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两件之一（另一件为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铜镜），是现存最知名、最有价值的为数不多的几件中国古代青铜器珍品之一。
2.商双羊尊（东京根津美术馆）
商双羊尊（存世仅有的两件之一）
羊在中国的文化中一直是温顺、善良的形象，也传递着吉祥的寓意，不少器物的造型、雕刻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双羊尊”目前全世界仅有两件，却都流失在海外，其中一件在大英博物馆，另一件则在日本根津美术馆。此尊造型为两只羊前躯相背、背托容器，造型上浑然天成、别出心裁，羊角大弯曲，尊口下饰弦纹和龙面饕餮纹，较为罕见，其艺术价值比大英博物馆藏品更高。因其优美的造型和极高的艺术价值，根津美术馆的门票也设计成了双羊尊的造型。此器造型独特，是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两件双羊尊之一，代表着中国青铜器雕刻历史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弥足珍贵。
3.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铜镜（东京永青文库）
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铜镜（中国最早的人物镜）
这枚铜镜直径17.5厘米，小圆纽，饰有六组金银错纹饰，其中三组为错金的涡纹，三组为错金银的图饰，其一为披甲骑士持剑握缰刺猛虎，其二为两兽相斗，其三为展翅欲飞的凤鸟。其制作技术和制作艺术都足以证明其是独一无二的国宝级文物。民国年间出土于洛阳金村东周大墓，后被日本人所得，现藏于日本东京永青文库。此镜质地精良，错嵌金银，结构对称，尺寸得当，寓意丰富，图饰逼真，是东周时期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其骑士刺虎图中的人物，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在镜面上的人物形象，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人物镜”，是日本藏中国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两件之一。
4.西汉金马（甲贺市美秀美术馆）
西汉金马（西汉金马孤品）
这件金质御马为纯金打造，实心，长约30厘米，高约20厘米，重量约10公斤，国内目前已不存，唯一一个跟它比较接近的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铜马（空心）。但这件是西汉时期纯金的，比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铜马要小很多。有意思的是，此马从前面观察是静态的，双足垂立整齐站着，腹部和胸前的肌肉都很饱满，脖颈修长。从侧面看金马的屁股非常圆润，马尾巴又是翘起状态，很像是现实生活中马要拉屎的状态，现藏于日本滋贺县甲贺市美秀美术馆。这件金马风格高度写实、逼真，造型生动、形象，是以汉代御马为模型所制，是目前仅见的西汉纯金御马，其文化历史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巨大。
5.西汉金冠（甲贺市美秀美术馆）
西汉金冠（西汉金冠孤品）
这顶西汉皇冠不仅使用纯度极高的黄金制成，而且雕工十分精美，还镶有绿宝石，极为罕见。西汉时期的帝王都是不戴皇冠的，这顶金质皇冠可能来自外国的进贡，或者是当时工匠根据国外的君主皇冠仿制出来的作品，现藏于日本滋贺县甲贺市美秀美术馆。皇冠上镶嵌的宝石是绿松石，这些宝石的级别是“瓷松级”。所谓瓷松，是指绿松石打出的断口近似贝壳状，抛光后的光泽质感均似瓷器，故得名瓷松，是绿松石中的优质品，是绿松石中最上品。此金质皇冠做工极为精美，其镶嵌的绿松石为“瓷松”的珍品，因汉代金质皇冠在国内根本没有实物，实属弥足珍贵的稀世珍品，其珍贵程度和研究价值完全难以估量。
6.东汉“汉委奴国王”金印（福冈市博物馆）
东汉“汉委奴国王”金印（中日外交史上最珍贵文物）
这枚金印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清晰的说明了倭国是汉朝的附属。《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这枚金印后来不知所踪，直到1784年，才在九州的福冈，由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经专家考证，汉制赐给太子及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龟纽，赐给臣服国国王的印纽则多用蛇、芋、骆驼等造型，日本出土的这枚金印符合汉制。此印经与史籍的参照印证和与“滇王之印”、“广陵玉玺”的对比分析，其可靠性已得到证明，进一步证实了中日两国交往的渊源关系，是中日外交史上最珍贵的文物。
7.西魏《菩萨处胎经》五贴（京都知恩院）
西魏《菩萨处胎经》五贴（世上仅存的西魏墨迹）
此卷为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陶仵虎写造，字大如豆，书法为北碑一派，笔意自如，全无石刻方拙之态，其超凡入圣之处，实有不可思议之妙。译者竺佛念是东晋十六国时知名的译经僧，于姚秦弘始年间（399～416），译出《菩萨璎珞经》、《十住断结经》、《出曜经》、《菩萨处胎经》、《中阴经》等五部，被誉为苻姚时期之译经宗师。唐代流入日本，现藏于京都知恩院。这卷经书纸张精美，笔意稳健，是难得一见的神品，是目前人世间手手相传的最古老的经卷，可能也是世上仅存的西魏墨迹，价值无可估量。
8.隋丙子椒林剑（东京国立博物馆）
隋丙子椒林剑（日本圣德太子的佩刀）
丙子椒林剑长约65厘米，形制为单刃直刀，切刃造，因其刀身上有“丙子椒林”的金象嵌刀铭，故此得名，如今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的国宝级藏品。丙子椒林剑名为剑，实为隋直刀(或环首刀)，之所以叫剑，是因古代日本以剑为贵之故，刀作剑名，这在日本是习以为常之事。“丙子”为此刀锻造年的干支，而“椒林”则是如干将、莫邪之类，是锻造者或是刀工技法的名字，或者是地名，古有椒林岗，“丙子椒林”可解为丙子年铸于椒林。唐代流入日本，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此刀流传1400多年，保存完好，据传是日本圣德太子的佩刀，是极为难得的隋直刀实物。
9.隋七星剑（大阪四天王寺）
隋七星剑（传世千年的国宝级名刀）
四天王寺是日本最古老的官家寺院，公元593年由圣德太子所建立。四天王寺在日本的地位很高，它不仅仅作为佛界守护、镇护国家的寺院而成为政治外交的中枢，而且还是美术工艺产业等日本文化的发源地。这把藏于四天王寺的七星剑刀条为切刃，烧直刃。有极其轻微的内弧，刀身两面都有开双槽，布满星辰跟祥云纹饰；吞口处刻了一个龙头纹吞口。此刀因为本身刻有龙吞，所以在下以为没有另外加“刀镞”。此刀已经被日本研师从新研磨过的，虽然呈现出了原刀的肌理与刃纹，可是刀身的星辰祥云纹饰也因为研磨而变得模糊不清。唐代流入日本，现藏于大阪四天王寺。此刀整体状态完好，无缺无崩，可能是隋朝的礼仪佩刀，刀身上的祥云纹饰是典型隋唐云纹，曾为圣德太子的佩刀，为传世千年的国宝级名刀。
10.唐水龙剑（奈良正仓院）
唐水龙剑（唐刀形制范本）
唐刀又叫唐横刀，是我国隋、唐代四种军刀制式的总称，因为材质关系，铁制刀剑极易腐蚀，不易保存，是故唐刀名气虽大，但中国目前尚未见到一把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代唐刀。这把水龙剑全长80.2厘米，刃长62.3厘米，为切刃造型，镐更朝向刀锋的方向的造型，刃较厚，呈现向刀刃方向微有弧度的内反之姿。除此之外，还有一把金银钿装唐大刀同为日本国宝级唐刀。唐代流入日本，现藏于奈良正仓院。此剑保存状况十分良好，着实不易，曾为日本天皇的珍藏，是正仓院保存最为完好且制作最精美的唐刀，而中国国内许多刀剑商用现代工艺锻造的唐刀，也都以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这两把唐刀为形制范本。
11.唐贺知章《孝经》（东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
唐贺知章《孝经》（贺知章唯一存世真迹）
此卷纵26厘米，横265.1厘米，以草书写“今文孝经”本文，无署款。据卷末小楷识语“建隆二年（961）冬十月重粘裱贺监墨迹”，推测为贺知章之作。北宋《宣和书谱》中亦著录有贺知章所书孝经。贺知章的书法存世极少，现可见的草书作品只有《孝经》。此书法中锋行笔，圆浑苍润，尤其是勾挑之笔，顿如山安之后，趯然而起。从结体上看，非常开阔，字形摇曳摆动，机趣横生。十七世纪后半期传入日本，明治年间由近卫家进献皇室，现藏于东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此卷用笔酣畅淋漓，点画激越，粗细相间，虚实相伴，章法犹如潺潺流水一贯直下，充分地体现了他那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浪漫情怀，为贺知章的唯一存世真迹。
12.唐摹王羲之《丧乱帖》（东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
唐摹王羲之《丧乱帖》（最接近书圣原本的摹本）
此帖纵28.7厘米，横63厘米，是王羲之为表示自己的无奈和悲愤之情所作。此帖为硬黄响拓，双钩廓填，白麻纸墨迹，笔法精妙，字体跌宕起伏，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完全表达了书圣写字时“追惟酷甚”的心境，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唐代时流入日本，相传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候带到日本的，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此帖摹填精良，笔法精妙，是最接近书圣原本的摹本，为晋唐书法中的极品，完全可以和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快雪时晴帖》和北京故宫的秘宝《神龙兰亭序》并驾齐驱，是研究书圣王羲之艺术创作的珍贵资料。
13.唐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大阪市立美术馆）
唐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盛唐人物画的代表作）
此图纵27.5厘米，横489.7厘米，是唐开元时期天文仪器制造家、画家梁令瓒的传世作品，绢本设色，原分为上下两卷，前半卷画五星，后画二十八宿。此图现只存在五星及“角”至“危”十二宿神形，计17图，应当为上卷。星宿一般都与占卜相关联，而此图将天文，传说和世俗理念组为一体，独树一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每个星、宿各作一图，或老人，或描绘成女像，或是画成怪异的形象。有的人物骑着牛，有的手中拿着器物，面部特征与表情也各有不同。设色以黄色为基调，另有朱、青、绿、黑各色配合。衣褶、人体和兽身都采用晕染法，稍有立体感。此图分上、下两卷，上卷清末藏于北京完颜景贤家，下卷流落日本，民国初年上卷亦流入日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此图笔法十分细密，人物用游丝描划，细劲秀逸，匀洁流畅，设色古雅精微，为盛唐时期人物画的代表作，极其珍贵，为研究唐代的人物、走兽、花鸟及山水画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14.唐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奈良正仓院）
唐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五弦琵琶传世孤品）
这件琵琶通体紫檀木，直项，琴轸分列琴头两侧，左三右二，是一件不折不扣的神品，琵琶一般都是四弦，而这个是传世唯一一个五弦的琵琶，而且乐器极度华丽，唐代的螺钿镶嵌技巧被它发挥到了极致，世界上现存的能表现大唐盛世繁华的文物，最典型的大概就是这件五弦琵琶。所谓螺钿，是指用螺壳与海贝磨制成人物、花鸟、几何图形或文字等薄片，根据画面需要而镶嵌在器物表面的装饰工艺的总称。螺钿的'钿'字，据《辞海》中注释，为镶嵌装饰之意。它是唐朝宫廷送给日本圣武天皇的礼物，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北院。这件五弦琵琶装饰极度华丽，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五弦琵琶传世杰作，被视为是圣武天皇所有藏品中的第一名品、同时也被视为日本皇家收藏中的最珍贵宝物。
15.唐螺钿四弦曲项琵琶（奈良正仓院）
唐螺钿四弦曲项琵琶（唐代乐器精品）
此四弦曲项琵琶样式与现在日本所演奏的四弦琵琶没有太大差异，为中国唐代制品。四弦四相，曲项，琴体背面的木画极为珍贵，表面彩色画（拨受部分）衬底为皮革制，从绘画技法来分析当属唐代早期画风。这种四相琵琶为唐代使用的纯西域式琵琶，与今日中国流行的14品相琵琶不同，而与日本雅乐使用的同制。日本雅乐所演奏的琵琶曲，也多出自中国唐代。此琴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无缺，琴体背面的木画为正仓院中屈指可数的珍品，综观整个东亚乐器文物中，此器也是极其珍贵的精品，研究价值极高。
16.唐螺钿紫檀阮咸（奈良正仓院）
唐螺钿紫檀阮咸（唐代螺钿阮咸传世孤品）
阮咸（简称“阮”）是一种汉族传统乐器，相传西晋阮咸善弹此乐器，因而得名，其形制为四弦有柱，形似月琴。阮咸始于唐代，元代时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人们喜爱的弹拨乐器，有了广阔的音域和丰富的表现力。此阮咸长100.5厘米，四弦十四柱，面板正中贴圆形皮革，上绘一女子在树下弹奏阮咸，周围三人听琴。皮书上涂漆。皮画上方左右各饰一圆形装饰，均嵌贝片和琥珀；覆手以玳瑁地嵌贝片和琥珀装饰。背板用贝片、琥珀和玳瑁装饰，中心为一朵有花蕾的八叶宝相花，上下各有一只飞翔的鹦鹉，口中衔着长长的彩色珠链。此器工艺之精细，造型之秀美，令后世阮作望尘莫及，再现了大唐盛世的繁华景象，为传世唐代螺钿紫檀阮咸的唯一实物。
17.唐金银平文琴（奈良正仓院）
唐金银平文琴（今日罕见的古琴珍宝）
此琴长114.2厘米，首部宽16厘米。琴体桐木斫，岳山、龙龈紫檀制，髹紫色漆。岳山部有七弦穿孔，两眼足缺。琴有冰纹断，表面装饰金银平文之人物鸟兽花草水波纹。唐代时流入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八年（公元814年）五月被收入正仓院宝库中。龙池下用楷书刻有四行十六个字的琴铭，所谓“琴之在音，荡涤邪心。虽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郑，浮侈是禁。条畅和正，乐而不淫。'金银平文琴之铭文，乃东汉李尤所作，是目前所知年代较早的琴铭。与其他中国国内传世古琴的铭文相比，这张琴缺少了自己的名字和印章，而且也没有预留出相应的刻写位置。在我国古琴史上，像金银平文琴这样豪奢装饰的琴应该是存在过的，不过后来完全被“素琴”所替代而逐渐消亡。此琴是以金银平文工艺制作出的宝装琴，其纹饰雍容华贵，工艺精湛，被视为正仓院所藏平脱器中的上乘佳品，是一件来自唐朝流传有序的古琴，乃是今日罕见的古琴珍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