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熙亭文存之七十篇：
苏轼传
郑熙亭
第一章 读书做官
二 “伯乐”欧阳修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洵、苏轼、苏辙进京应试。程氏夫人强打着精神，送他父子三人上路。他们先到成都辞过张方平，然后经阆中出斜谷，赴岐下，山行一个多月，三匹马累死了两匹，剩下一匹驮了行李，步行赶路，旅途劳苦，自不必说。一路上子由自是寡言，子瞻说说笑笑，明允神情漠然，而内心痛苦。家中抛下一个病人、两房新妇，一颗心扯作两半。这日天晚行至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已是筋疲力尽，传舍房屋破旧不堪，胡乱歇息一夜。四千里行程，才走了一半，大暑之前要赶到京师。翌日买了两头关中驴，骑了继续赶路，四月末来到洛阳。洛阳在当时叫作西京，与此相对应，汴京开封叫作东京，还有黄河北的大名府叫作北京，而宋城应天府（商丘）叫作南京。这四京之称不知是何道理。苏洵道：“洛阳居天下之中，九朝故地。太祖当年立为西京，设置留守，当然是居安思危，从防御着想。当年范龙图有言，一旦天下有难，则守洛阳，山河表里之宅，以保中原。”父子三人一行说着，从西明门入城。隋唐宫殿，经战火焚烧，十不存一。但皇都规模尚在，公卿名园大第毗连，仍为天下第一。此时牡丹盛开，市肆喧哗，满城仕女，争赏花会。苏洵回顾 二子道：“逗留一日若何？”子由看了一眼兄长，子瞻说：“还是赶路要紧。”苏洵轻轻打着毛驴，垂首经过昔时御路，出了建春门，过了七里桥， 回望古都，心下暗自说道：“总有一天，要重返洛阳。”
五月末，正当汴京初夏风光，既无春日薄寒，又无夏日炎热，苏氏父子一到新郑门外，便长长吐了一口气，京都到了。20年来，一如旧观。苏洵引二子住进了当年曾住过多时的兴国寺浴室院，草草安顿下来，头等大事就是拜见翰林学士欧阳修。第一天打听好府第所在，第二天装束停当，登门拜谒，先把张方平的书信和苏洵名帖投递了，等候召见。苏洵平生清贫自守， 无求于人，今日为了儿子的功名和一肚子怨气，抛家舍业跋山涉水，摧眉折 腰，来叩高门。惟到此时，方觉布衣之尊的可贵和可惜。幸喜欧阳修与一 般达官贵人不同，稍候片刻，便有从人出迎，把他们父子引至花厅相见。欧阳修穿常服，戴幞头，极其平易、热诚，见苏氏兄弟一表人材，谈吐清 爽，便生爱慕之心。说起李杜诗义，韩柳文章，甚是投缘。因初次见面，不宜久待，苏洵起身告辞。临行把自己所著书22篇，呈给欧阳修道：“洵年近五十，无意功名，谨请明公指教。”回到下处，子由开口道：“这大学士， 活像一个人。”子瞻道：“你说是眉山老道张易简？”子由笑道：“固然不 当，但活像。”苏洵道：“欧阳公当世大贤，易简如何比得？”其实欧阳修若在一旁听到他父子的议论，一定极其高兴。眼前欧阳修固然尊贵，但其身世也坎坷得很呢！惟其如此，才有那一般大臣难得有的那种好处，他深知平民之子成才不易，出头更难，故而力之所能，助人为乐，奖励后进，惟恐不及。从此，父子三人放了心，安安稳稳地住下来，温习经史，试答策问，准备八月的初试。不料从六月中旬下起大雨，持续一个多月，直下得蔡河决口，满城是 水。三年后苏轼南行大江，仍然没有忘记当时的情形，搦（nuò）笔写道：“忽忆丙申年，京邑大雨滂。蔡河中夜决，横浸国南方。车马无复见，纷纷操桴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新月皎如 画，疏星弄寒芒。不知京国喧，谓是江湖乡。”大雨过后，父子三人常到城内城外探看水灾情形，这才看清楚，原来汴京是一座“夹篓城”。城池不圆不方，内外三套城墙。中间靠北是皇城，周不过五里。皇城外是内城，四面十门。外城高四丈，四面十二门，护城河深一两丈，宽数十丈。两岸杨柳垂青，但不准闲人来往。横贯城中河流四条，自南而北蔡河、汴河、五丈河、 金水河。最著名的是汴河，自西而东，“横亘国中，首承大河，漕引江湖， 利尽南海”。因而，隋唐称开封作汴州，有宋以来通称汴京。子由见这汴京城门，只有正门通达御路，其他各门都是三层，屈曲开门，觉得甚是新奇， 说道：“想不到，京城却是这般古怪。”苏洵道：“开封处在四战之地，无险可凭，当初太祖筑城，即为备战。听说是宰相赵普按洛阳规模画了图样。太祖看了很生气。对他说，这里与洛阳不同，形势涣散，打起仗来难以防守，你的设计，美则美矣，敌兵攻城又将奈何？于是自己动笔，在整幅大纸上画一个大圈，就是现在的外城。城基和墙垣用土，都是从百里之外的虎牢 关运来，至今坚如铁石，火炮也奈何不得。”子瞻叹道：“大凡开国之主， 都是雄才大略，深谋远虑。后世子孙能及其万一也不至衰亡了。”苏洵感叹道：“这话不差，但在京师是万万说不得的，尔等可要记住了。”八月的初试还算得意。兄弟二人皆有喜色。苏洵却忧心惴惴地说：“省试、殿试两大关未过，与天下举子争衡，大意不得呢！”此时临近大举，汴京街市热闹非凡，有开”私试”的，有卖“考卷”的，真真假假，把举子们弄得晕头转向。特别是那些豪门子弟，有几个是安分的？中与不中抛在脑后，先玩个痛快要紧。青楼瓦舍一条街，红灯泛彩，竹丝牙板之声通宵不绝。宋代开国以来取消了“宵禁”，汴京夜市天下闻名。每隔三年一试的 “大比”，街市最是繁华，正是瓦舍走红运的年月。子瞻和子由身居闹市， 心地安静，百遍之书再读，抓紧临阵前的准备。嘉祐二年（1057）二月，仁宗皇帝降诏命翰林学士欧阳修知礼部贡举。这对天下举子来说，不啻是一道福音。欧阳修字永叔，江西卢陵人。初唐名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后裔。他的 父亲欧阳观只做过州郡的判官，为人善良方正，廉洁自持，不喜逢迎，进士 出身，一生未有升迁，死时欧阳修方四岁，家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依托其叔父过活。其母郑氏夫人性情刚烈，教子极严，折芦为笔，以沙作纸，教欧阳修习字。欧阳修自幼颇具家风。当时“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文风尚浮华，偶俪之文盛行，欧阳修崇尚韩愈，善为古文，作得一手好文章， 但与“时文”相悖，17岁、21岁两次赴考皆落榜。天圣八年（1030）第三次赴考，时24岁，适逢大诗人晏殊知贡举，欧阳修两榜皆中，省试名列第一， 殿试中甲科第14名。他切身体会到，这种科举文体，伤透天下士子之心，朝廷郑重其事行考试大典，结果是选得华而不实之徒入朝堂，拒真才实学之士于草野。欧阳修走上仕途1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参知政事范仲淹“条陈十 事”，经仁宗皇帝颁行天下，是为“庆历新政”。其中“精贡举”一条， 最合天意人心：科考罢帖经墨义，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罢黜声病偶切之文。后来朝廷朋党之争迭起，范仲淹被罢黜，“新政”夭折，庆历五年三 月，诏“科举旧条，一切如故”，“时文”复又泛滥。如今的宋仁宗已经作了36年太平天子，都有些厌倦了，常常病卧后宫不上朝，完全没有庆历新政时代的朝气了。国家积贫积弱，陷于疲惫。士大夫则歌舞升平，追求享乐。当年曾被革除的“声病偶切”之文，一变而为“太学体”，复活起来，文人普遍醉心于弄花草缀风月，粉饰太平、浮靡之风笼罩文坛。欧阳修久历四方，深知文风之于国家，关乎风化，而风化厚薄，见乎文章。于是常以文章议论当世事，效法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更与梅尧臣 等为友，以“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冠天下”。今日受命知贡举，更是天赐良机，他决计从革新科举文体始，开一代文风。同考官还有韩绛、范镇、王 珪和梅尧臣，都是一时的名臣，欧阳修先和他们商量了一个取舍标准，凡是 “险怪奇涩之文”一概不取。王珪捡出一份答卷，多有怪险之言，比如“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云云。欧阳修提笔批道：“秀才刺，试官刷”，自首至尾，朱笔涂抹，大书一个谬字，榜于考试院。有了这一个“铁手腕”， 自然是手到病除，打破“太学体”这个枷锁，让一代人才脱颖而出。从科举制度的整个历史来看，宋代要算是它的最佳时期。既不像隋唐那么新鲜热闹，也不像明清那么僵死腐败。据宋史选举制记载，自赵宋立国， 倡导“文治天下”，政治比较开明，更多的注意网罗人才，以抵制原后周贵族官僚势力，从而对科举制度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开“殿试”，立“制 科”，“取士不问家世”。为了革除隋唐以来的积弊，还建立了许多规章制度，比如“间隔就坐”、“监门”搜身、“锁院”、糊名、誊录等，被称为“条式具备，可守而行，至公无私”。这一次欧阳修革新文体，冲破四六骈文对人的思想的束缚，给科举制度增加了生机和朝气，更便于朝廷“择优录取”而得到真正的人才。时逢遇合，苏轼、苏辙比他们的父亲运气好，三场下来，兄弟二人双中高第。苏轼的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经过糊名和誊录，既不知姓名又不见笔迹。先是梅尧臣看了，“以为似孟子”，文中引述“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yòu）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其事不见所据，欧阳修读罢也记不起出处，遂问梅尧臣：“此出何书？”尧臣说，何必出处，但见情理即可。欧阳修道：“‘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刑赏务须忠厚，罪疑唯轻， 功疑唯重，言简意赅，说理至尽，读此文不觉汗出，老夫当放此子出一头地。”于是取为第二名。金殿唱名，方才知道这篇答卷的作者是苏轼。等到苏轼谒见拜谢，欧阳修问皋陶之言见于何书？苏轼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翻阅找不见，再次询问。苏轼道：“曹操灭袁绍，以袁谭妻甄氏赐曹丕，孔融讽谏曹操：昔日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问见于何 书？孔融说：‘以今日之事度之，意其如此。’尧和皋陶之言，我也是‘意 其如此’。”欧阳修大笑道：“好，非常之好，天下文章惟情理至上，难得你善读书、善用书，拔根取要，入理出神，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30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欧阳子也。”自古以来“士无贤愚，唯其所遇”，苏轼对此是最清楚不过的。他上 书欧阳修说：“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若非遇到 “执事欲抑浮剽之文”，必定难以考取。他把这次成功看成是人之幸遇。放榜之日，西蜀二苏、关中三杰（程颢、张载、朱光庭）、江南曾氏兄弟（曾 巩、曾布），连袂登科，“衣冠以为盛事”。史载此次金榜题名共计388人， 人称“一榜网尽天下人才”。当主考官欧阳修仪仗通过之时，众人欢呼雀跃。而士人刘几，因答卷被榜于试院示众，愤愤不已，纠集一群落榜举子， 竟然拦住欧阳修马头，喧哗起哄，群嘲聚骂，经执事驱散，欧阳修则不以为意。苏轼对欧阳修为人处事、胸怀气魄、道德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作书向欧阳修致谢，对他此次革新文风评价甚高。他写道：“轼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风衰落，风欲靡靡，日以涂地。”朝廷对此颇感忧虑，久欲正本清源，曾经明诏天下，“罢去浮巧轻媚丛错彩绣之文”，提倡传统的两汉文风，推进中唐以来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而士大夫不懂得此事对造就人才的重要，各行其是，结果成效甚微，惟有欧阳公以大无畏之精 神，“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毅然决然地行动了起来，终于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正当苏轼兄弟春风得意之时，突然噩耗传来，他们的母亲病故。于是 未及授官，父子三人仓惶出京，回蜀奔丧。正值盛夏暑天，天气炎热，途中辛苦，自不必说，回到眉山，已是心力交瘁。苏氏父子在外一年多的时间， 家中只靠王弗和子由之妻史氏。婆母一死，两个少年新妇不知所措，以致屋庐倒坏，篱落破漏。48岁的苏洵，回到家来，满目凄凉。归来空堂，哭不见人，切肤之痛，悔恨交加，终于病倒。从此，子瞻、子由守丧在家。苏洵也谢绝过从，杜门不出。他在心情平静下来之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言词恳切，悲痛莫名，信中提到：“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洵老矣，恐不能复出。”欧阳修看后对苏洵极其同情，不忍让他就此潦倒，便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荐布衣苏洵状》：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 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 为乡间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其所撰书二十篇，臣谨随状上进。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如有可 采，乞赐甄录。仁宗把欧阳修荐书批复宰相审议。到嘉祐三年（1058）五月，眉州收到“中书札子”，召苏洵赴京“试策论舍人院”，这种特殊“恩命”对天下 士人来说，千载难遇，求之不得。但苏洵早已绝意于仕途，不想作官，他的强颜奔走只是为了给儿子谋出身。此时二子已经同榜及第，他的心愿已了。程氏卒亡，未及诀别，使他追悔莫及，决意老死林下，安葬程氏于祖茔“老翁泉”旁，“凿为二室，期与子同”。他不予奉召，写了一道以病辞试的呈文。本来可以写给中书，但他要借此上书言事，乃越次直达仁宗皇帝，就当时国策朝政，提出了十条意见，既表明其“忧国之心，效其所见”，又以自 己的真知酌见证明欧阳修所荐不虚。可能是这一道《上皇帝书》受到了赏识，嘉祐四年（1059）六月，朝廷再次召苏洵赴阙。这时二子守孝已满，将授官赴任；子瞻媳妇王弗生下一子，苏家有了长孙又是一喜。富贵在望，前程似锦，诱使苏洵终于改变初衷，抛下故里，举家东行。保姆杨氏是程夫人从娘家陪嫁来的，留下来和使女阿蛮一同守户。又嘱咐侄儿子明、子安照管家园和坟茔。安排已毕，便于嘉祐四年（1059）十月，从水路进京。
郑熙亭：河北沧州人，原沧州行政公署专员，河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小说。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梦断》（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东游寻梦—苏轼传》（东方出版社出版）、《大宋河山》（海南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熙亭文存》。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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