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四十四)文章的内容与形式
第四十四章 文章的内容与形式
(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四十四》)
眼下,文学界正流行一种说法,即“笔是笔”“文是文”。就是将不讲究音韵节律的文章,统称为“笔”,而把讲究者,一律视为“文”。因此,从中引出来“无韵为笔”“有韵为文”的区分。
其实,若从起源上讲,凡流传下来的“笔刻文录”语言符号,本来就是面对世间万物道德的人类认识,并在“口耳相传”基础上,逐步发展的更充分表达方式。因此,通常把这样一些知识传承的记录符号,说成是“言语”“笔录”“文章”等名称,而且依据其中“字辞文句”的风格特征,并以《诗经》与《尚书》各自为代表,大致分成了两类:前者,视为“有韵之文”;后者,既是“无韵之文”。然而,使用“文”或“笔”的字眼,用来区别文章门类,则是近代的事情。
南朝刘宋时期,颜延之(公元384-456年字延年晋末临沂人曾名冠当时与谢灵运并称颜谢)曾经有过这样言论,大意是说:“笔”是泛指文字的体用,只有属于发端立论的“言”才堪称“文”。并进一步说明,像经书典籍,就属于“文”而不是“笔”。但是,像传记一类文体,则是“笔”而不属于“文”。
在上述例举中,像颜延年对文章总体的类别划分及其讲解,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仅以《周易》中《文言传》为例。《文言传》不仅是“发端立论”的“言”,更是何等的文采奕奕。如果像《文言传》这样传记,都一概属于“笔”而不是“文”,那么还有什么样式经书典籍,才堪称“文”呢?依我之见,出口成章即为“言”,记录成文则为“翰”,揭示道德既是“经”,阐释经书属于“传”。就文章总体而言,无论“经典”还是“传记”,在体裁上,即便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别,亦不过都是“口出笔录”的文章。所以,“笔”就是言语文章的信使。只是在记录与传达过程中,才有了内容长短、文采多寡、有韵无韵等具体形式上区分。至于“经书典籍”之所以能够颠扑不灭,并能够流传千古。究其根本,只在于其中内容蕴含着深邃奥妙的道理,则是新旧换代人类的生存必需品罢了。这一切与颜延年所讲的“言”“笔”“文”又有何干呢?
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宣称,他个人把书写文章的利害关系,已然剖析的“曲尽其妙”了。然而,纵观其《文赋》中泛论和悉数,其实并不全面。因为天地人间的易数理化,即便经过九次演变后,虽然已经达到了极致,但还不就是道德变化的穷尽。所以,任何试图通过举例说明,即可囊括所有文章体例及其要术的一切努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终极目标。
一般情况下,作者在营心臆造文章时,不仅倾心于体裁格调上的标新立异,更加热衷于字词文句的丰富多彩。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以往文章已有的体例格式和风格特征,尤其相关著述文章,在之所以成败、得失、优劣的技能要术性问题上,不仅不善于钻研深究,甚至少有问津,或者根本充耳不闻。毋庸置疑,在成堆美玉中,有的一定会貌似石头,而在稀有石头里面,有的却一定像是美玉。与此道理一样,那些精通文章要术的作者,往往为了追求短小精悍,其著述通常不会太长,但像知识才气匮乏的作者,却会因为无法展开长篇大论,故而文章也会十分简短。另外,一般博学多识者,喜欢高瞻远瞩,难免喋喋不休,但像思虑芜杂者,因为千头万绪,通常必定繁言冗长。再者,善于思辨而境界通达者,因为能够深入浅出,其行文自然清晰易懂,但凡短见肤浅者,虽然举止言谈只能像蜻蜓点水,反而同样给人一种简洁鲜明的感觉。所以,历来古奥深邃的文章,必定晦涩难懂,这反而让一些故意写成诡异乖离的作品,貌似古典经书一般。然而,凡故弄玄虚的文章,也最经不住一般性研究推敲,他们有的虽然内容广博浩瀚,却匮乏韵律和文采;有的即便字韵通畅协调,却情理浅薄而笨拙。类似情况,如同作为乐器的钟磬丝竹,尽管都经过了严格的音准校对,但钟磬音质再好再准,也不是任何乐师都能演奏出来美妙乐章;同样,尽管琴声瑟响亦可以和谐悠扬,却不会是简单重复“角、徵、宫、商、羽”音准基调。因此,在《典论·论文》中,曹丕用演奏音乐,来比喻文章水准的高低难易,其不仅贴切恰当,确实也形象生动。现实生活中,不经过实物验证,无法判断刀斧的利钝。如果不经过深刻剖析写作的原理要术,必定无法升华艺术创作的技艺本领。通常所谓的技术精湛和能力亨通,不过就是把握准确了某种必然取胜的细致道理罢了。如果不经过稽查举证,如果不去审验并精确艺术创作中大的条理和小的情节,又怎能在文坛上心想事成呢?
凡真正掌握文章总体要术后的写作,如同棋艺高手通晓围棋变化规律后的沉着对局,他们不但可以掌控全局走向,而且能够及时判断得失所在。反之,不注重技能要术的机理,仅是按照自我感觉和意气情怀的书写,就会像博弈中掷骰子一样,全凭偶然的机遇巧合罢了。然而,任何凭借机缘巧合的成功,尽管不乏先例,但注定难以为继,更不会维持长久。他们一旦遇到文章内容匮乏时,便不知道如何增色加彩,如果内容繁多芜杂,更不知如何下手剪裁。像这种内容多寡都会不知所措的作者,又怎能把握准确文章的好坏优劣呢?然而,像围棋高手一样的作家则不然。因为知晓了数术有一定局限和规律性后,他们事先整饬待命,临场按部就班,于步步为营之中,见机行事,绝不错失良机;一旦时逢转机,全神贯注,意气奋发恰似龙腾虎跃,才智云涌如同顺风而至……于是乎,挥洒自如之场景,踌躇满志之状况,画面如锦绘秀丽,声音似丝竹悦耳,品味则甘甜若饴,佩戴即芳香四溢。文章写作能够达到此种境地,堪称登峰造极了。
如上把握好文章创作的总体及其要术后,还需要谨慎防范的另外一类问题,如同《战国策·韩策三》中“骥足虽骏,纆牵忌长。”故事一样。虽然拥有千里马的素质,却因为驾驭缰绳的宽严失度,反而无法实现驰骋千里的目标。纵观以往经书典籍的体例种类,虽然已经繁简多样,但唯有与之相辅相称的技艺要术,唯有彼此搭配的和谐适当,才能功德圆满;如果多寡搭配失当,即便不因为缺失不足而显得疲敝零落,也会由于过犹不及而成为疥癣累赘。若深究其中道理,恰似制造稳妥坚固的车轮,三十根辐条可能不总是达到最佳效果,却是保障一般性能的基准要求。像这种使用车轮与辐条的功效,来比喻写作中总体与要术的关系,算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薄之见。
总而言之:文坛耕耘赖笔端,锋芒磨砺须精研;从来窍门归法术,没有规矩难方圆。总体唯一数无穷,要术具备理不偏;莫叹春花千万朵,化生秋实道天然。
【注解】
1、西晋陆机《文赋》中相关部分: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於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2、曹丕《典论·论文》中用音乐比喻文学部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3、《战国策·卷二十八·韩策三》相关内容:段干越人谓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驾,云取千里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牵长。故屋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行千里之行。’今臣虽不肖,于秦亦万分之一也,而相国见臣,不释塞者,是纆牵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