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陶正：我有两个怪毛病：不爱理发不爱照相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陶正，1948年出生，清华附中读高中、陕西延川当农民、北京大学学中文、北京歌舞剧院做编剧，著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等、中篇小说《女子们》等、短篇小说《逍遥之乐》等、散文《少年初识愁滋味》等、剧本《圆明园》等、歌词《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组歌》等。

原题

我的五六十年代之六

照相，洗相及'臭美'

作者：陶正

小时候，我有过两个怪毛病：先是不爱理发，后是不爱照相。
不爱理发，老北京叫“护头”。姥姥就认为我“护头”，“剃头又不是砍头，死不了！”其实，那是因为我还不太在乎自己的形象，嫌理发麻烦，坐着不让动，难受。
不爱照相的原因却恰好相反。这回姥姥倒说对了：“这孩子，知道'要样儿’了”——我发现自己“不上相”：相片上的我，老不如我漂亮。
当然，相片上的我也漂亮过：那是四五岁之前。我至今保留着一张哥哥、妹妹和我的合影：哥哥好像刚上小学，一本正经，却太过庄严；妹妹也就一岁多的样子，软塌塌摆在那儿，好像要哭；就我，错落在哥哥和妹妹之间，戴一条小毛围脖儿，眉清目朗，从容而活泼，像小天使。
哥哥、妹妹和我
“这孩子真漂亮！”人们指着相片夸我。
“像我不像？”母亲诱导。
“没错儿，像妈妈！”人们应和。
从此，我就知道我漂亮了，就知道漂亮是好事儿了，就希望自己再照相还漂亮、更漂亮了……就再也不会照相，死活也照不漂亮了。
添了弟弟以后，我们四个孩子也合过影。我们坐在台阶上，旁边摆了一盆夹竹桃。母亲有个会照相的朋友，挎着个“120”，指指点点，让我们“笑笑”。笑有笑的学问，母亲就笑得很讲究：笑眯眯，笑不露齿。我就也笑不露齿，使劲儿地抿嘴，还希望能抿出两个酒窝来……
相片洗出来，我傻眼了：我笑得极难看，嘴抿得极难看：眼睛抿小了，眯缝起来，腮帮子倒抿出了两个大包。笑眯眯变成了假惺惺，看着直起鸡皮疙瘩！要不是合影，我肯定会把它扔进茅坑的。
哥哥、妹妹、弟弟和我
再一次，好像是妹妹戴红领巾了，母亲又把我们四个排在院子对面的高墙下，要留个纪念。我接受教训，尽量严肃着；为避免假笑之嫌，还有意努着嘴，不让嘴角往两边咧。正赶上那时门牙开始前凸，相片照出了一个雷公嘴。

哥哥、妹妹、弟弟和我

我开始忌讳照相了。碰上照相的威胁，总找个理由躲避。比如牙疼、肚子疼什么的。姥姥明察秋毫，说我“成心！越来越随他爸爸了”。
的确，父亲就不爱照相，不像母亲，把照相当作人生一大乐趣。
不爱照相，我倒爱照镜子了，经常在镜子前欣赏、挑剔，或美化自己。我凑近姥姥的梳妆镜，选择最佳神态；我在母亲的穿衣镜前立正，稍息，琢磨自己的宽肩膀儿怎么能厚实点儿；我路过玻璃窗，发现头发乱了，就停下来，照着捋几把……还有，自从添了不爱照相的毛病，不爱理发的毛病就改了。
理发，那时叫剃头。剃头师傅挑着挑子，走街串巷，不时“噌”地一下，用铁棍儿划响一个大镊子。只要听见“噌”的一声，我也就“噌”地窜出去，请他到院里来。我在板凳上坐好，把大布围上，才叫姥姥：“姥姥，我剃头了啊！”“我说你才剃了几天呀！”姥姥隔窗戳点我，老大不乐意。不乐意也没用，我的一撮毛儿已经落了地——我不“护头”，姥姥就护不住腰包了。
“要剃就剃短短的！”姥姥发狠，“剃秃瓢儿算了，省得三天两头儿花冤枉钱！”
我不干。反正头发长在我脑袋上。我这次剪短点儿，下次留长点儿，再下次分开试试……母亲的发型就经常改变。姥姥也一天几次绾她的小“缵儿”，还抹鸡蛋清儿，刷墨汁儿……我也“要样儿”了，爱美了。
然而，刚知道“要样儿”，爱美就变成了“臭美”——好像是“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时候，人们的穿着打扮开始变化了。
群众批斗会

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变化最明显的是母亲。
母亲很漂亮，爱换衣服，换一身衣服，就更漂亮了。一个叔叔老给她照相，就是给我们照相那个。照完了，还要放大，装进镜框，挂起来。家里有个四合一的组合镜框，就经常展示母亲的各种漂亮：旗袍、布拉吉、碎花袄，还有戏装，《霸王别姬》里虞姬穿的。
可是，不知从哪天开始，母亲的穿着变了。花衣服素净了，暗淡了，也没那么多样式了，跟大街上的人差不多了……又逐渐肥起来，甚至脏起来了。
母亲在广安铸造厂上班，本来是夜校老师，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翻砂工，整天铸沙模，抬铁水，还镗炉子。新照的相片一身“劳动布”，扣着帽子，穿着胶鞋，人都走样儿了。
父亲也走样儿了。他在新港工作，似乎因为清高，说话老带棱角，犯了什么错误。他再来北京出差，一向笔挺的西装，就变成了搬运工装。
还有那个照相的叔叔，突然就消失了，听说去了北大荒。几年后再露面儿，他竟变成一个老头儿，一脸褶子，一杆烟袋，裹一身黑裤黑袄。
那还照相吗？
照相机没了，照不成了。
学校却要给我们照，也不管我爱不爱照，臭不臭美。少先队出旗仪式、忆苦思甜报告、吃大食堂、游行示威——帝国主义从哪儿哪儿哪儿滚出去……都把我照进去了。好在，宣栏里很难找到我——我淹没在神圣、愤怒、热热闹闹和激情燃烧的场面里，形象很模糊。
激情燃烧了一两年，灾荒就到了。我开始体验饿肚子的滋味。为了减少饭量，学校让我们“劳逸结合”，每天只上半天课，另半天回家歇着，尽量不活动。
不上课，很好。不活动，太难了。我刚上初中，正是闲不住的时候。幸亏马路对面儿住着一个同班同学，叫齐小轩，经常来找我玩儿。
齐小轩比我大点儿，懂得多点儿，包括“臭美”。他鼻子上老长大包，老对着镜子狠挤，挤牙膏似地挤出一小撅儿白油，大包就挤扁了，鼻子就鲜红了……他教我熨裤子：把开水倒在大茶缸儿里，用茶缸底儿烫裤线。可惜，我的裤子补丁落补丁，怎么熨也还支棱着。他又说戴帽子好看，比什么发型都精神。他就戴了一顶鸭舌帽，还经常往下压压，往一边儿斜斜。
我没有鸭舌帽。家里越来越穷，能卖的都卖了。就连我们剪下的指甲，无论手指甲脚指甲，姥姥都攒起来，卖给了怀仁堂……不料，忽然有一天，母亲翻出了一条浅灰裤子，呢子的，让虫子咬了。她送到裁缝铺，给我和哥哥一人做了一顶呢帽子。戴上一看，有点儿像军官。我喜欢极了，一年四季戴着它招摇。
齐小轩没有姥姥或奶奶，就他一个孩子，父母都挣钱，所以比我家富裕。一天，他背来一个“135”相机，说老在家里太闷了，要我跟他去天安门照相。我答应了——我不爱照相，却不愿错过摆弄相机的机会。
开始，只我给齐小轩照。可后来，他过意不去了，一定也要给我照。我再三推辞不过，忽然有了主意，就往后退，再往后退；让他也往后退，再往后退……我让他照了天安门，又照纪念碑，还照了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肚子再饿，“十大建筑”还是值得纪念的。
就看洗出来怎么样了。
“咱们自己洗。”齐同学说，“让照相馆冲胶卷儿就行了！”
真的？
“我们家有全套儿设备。就是地方窄点儿。你们家怎么样？”
姥姥不在家。我按照齐小轩的指点，用大棉被蒙严了窗户，用红领巾包住了电灯泡儿。母亲的房间于是变成了暗室。
曝光……显影……定影……贴在玻璃板上“上光”……很简单。
很快，玻璃板上的照片干了，一张张崩落下来。看看，挺好，不比照相馆洗的差多少。
我的主意也挺好：我那些照片，背景都很伟大，主角儿都很渺小，五官不清，但骨架还看得出来，我体型不错！
“我给你放大几张？”
“不用。”
“试试！光放'大头’，可好玩儿了！”
不，不好玩儿！
我灵机一动，翻出了母亲的照片底片——这好像也是潜意识：我不太喜欢母亲现在挂的相片，更喜欢她以前的。“给我妈放吧。我妈一高兴，姥姥就不嫌咱们造反了。”
我还有一种潜意识：想让齐小轩见识见识我母亲，以前的母亲。
一张相片放出来，齐同学果然吃惊了：“这是你妈？”
当然。
“电影演员吧？”
不是。
“……长得像秦怡……真像秦怡！”
确实像。大人们以前常这么说。
我很得意，就像母亲以前为我的照片得意似的。于是，我们又接连给母亲放了好几张。然后又给姥姥放了一张。
姥姥回来，就没唠叨我们，只让我们把棉被换成破毯子，又嘱咐我们“小心火烛”，“别把红领巾燎着了”。母亲看了“秦怡”的相片，很意外——可能也为她以前的形象意外。她翻来覆去，琢磨了老半天，到底没挂出去，只夹进了像册。
我和齐小轩也建了一个像册：专门收集电影演员的照片儿，穿旗袍的，披婚纱的，也包括正版的秦怡——虽说人们都不“臭美”了，电影海报也主要是“李双双”和“赵三辈儿”了，但小摊儿上还卖以前的小照片儿。
“你觉得谁最漂亮？”齐小轩问我。
我想了想，先说男的：王心刚。然后再挑女的。其实，我跟齐小轩一样，也觉得秦怡长得美。但想想看过的电影，又觉得不太应该喜欢她……于是就选了王晓棠和谢芳。
我喜欢王晓棠，主要因为《山间铃响马帮来》里的“小黎英”。王晓棠穿上黎族服装，真漂亮！不过，对齐小轩，我只说了王晓棠的“金环”和“银环”——《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革命姐妹。
至于谢芳，当然是因为《青春之歌》——看电影之前，只看小说，我就知道林道静很美了。
“你不喜欢秦怡？”
“……你不是说她像我妈吗？”
阶级斗争教育
学校开始讨论美的阶级性了。
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们美吗？细皮嫩肉，说明不见阳光，见不得阳光。而且，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描眉画眼搽脂抹粉儿美吗？讲轻了，这失去了自己的本色；说重点儿，这会丧失无产阶级的本色！
向秀丽是美的。她为保护国家财产烧得体无完肤。
雷锋是美的，虽然他身高还不到一米六零。
贫下中农是美的。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底有牛屎。”
……
那么，姥姥染头发，不美。母亲穿旗袍，不美。齐小轩挤脓包，不美。我抿嘴或撅嘴，不理发或理发，不照相或照相，都不美。
不美而自以为美，就是“臭美”了。
真是这样吗？
我有些怀疑。我好像第一次怀疑什么了。我知道这怀疑很不好，就只好不说我怀疑什么，说我不怀疑什么了。
班里还有个“坏学生”，被学校开除了。因为他“流氓”，才13岁，就跟一些男孩儿女孩儿凑齐了“九龙一凤”；因为他看过古书，就说“一将成名万骨枯；因为讨论“心灵美”的时候，他冷笑！
我是好学生，不仅学习好，还愿意帮助同学。谁作文写不好，我给他辅导；谁生病误了课，我给他补习。我还给不少同学洗相片儿。
我洗相片洗上瘾了。齐小轩不来，我也洗。不过，他不来，我就得买些相纸显影液什么的。好在我得过肾炎（“大跃进”时当“少年监督岗“累的，这以后再细写），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姥姥每天给我五分钱，让我去喝糖浆。我不喝糖浆，喝白浆。二分一碗，一天省三分。攒攒，洗相的钱就有了。
我给妹妹洗。洗她烫了发的那张。当然也不是新的，是1956年以前的底片——当时家里还有房租收入；母亲也还在“描眉画眼涂脂抹粉”，就这么一个女孩儿，自然要“掇侈”：三四岁的时候就烫了个“狮子头”——我当时就叫妹妹“狮子头”。可是，洗相片的时候，我忽然觉得”狮子头“也挺好看的了。起码比扎小辫儿好看。“洋气”。
还有弟弟，不用烫发，照片就挺洋气。邻居们都叫他“小洋人儿”。当然，这也是以前的事儿，明白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邻居们就不叫了。叫我们也不答应了。可我挑来挑去，偏就把弟弟最洋气的一张照片放大了……
我这是怎么了？
给哥哥洗没洗过照片，我忘了。只记得哥哥也跟我一块儿洗过。哥哥小时侯没我好看，长大了比我漂亮。所以照片也比我多，多是跟同学的合影。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倒没有变，跟小时侯差不多。不像我这么“淘”“蔫儿坏”“老爱跟人家拧着劲儿”（当然还是姥姥的评语）……
我真是在“拧着劲儿吗”？跟谁？这就“蔫儿坏”了吗？
我甚至还给猫洗过照片儿。姥姥老早就养猫。尽管她说“狗是忠臣，猫是奸臣”。刚解放的时候养的叫“胜利”，活了十来年，老死了。留下个孩子叫“小虎儿”，三年灾害时饿得偷嘴，让姥姥打跑了。后来的大花猫叫“老眯”，极老实，逆来顺受，并且最懂得劳逸结合，整天睡觉。我的猫照片就是给它洗的。也许它值得我学习。
再就是给同学们洗了。我初中上的是男校，没女同学。所以我对同学一视同仁，来者不拒，交出底片就是了……当然，也不绝对公平：说得来的同学，我就给他们多洗几张，更说得来的，再放大几张，说不定送照片的时候，还偷偷给他看看相册——电影演员的相册，问问他：“你最喜欢谁？”
有人说喜欢“李双双”。
我有点儿自惭形秽。
有人说喜欢张勇手——男的。女演员他一律看不上。
我觉得他有点儿假正经。
也有人说：嗨，攒他们干什么，没劲！
我发现交错朋友了。
然而，我真正交错的，却不是这个朋友，是另一个当时跟我一样喜欢王晓棠的同学——不过，究竟是不是他，我又不敢断定，只怀疑是他，或误会是他，并且至今也还怀疑着或误会着——
团小组长突然找我谈话了。
“你收集电影演员的照片儿？”
“谁说的？”
“这你就别问了。人家是向组织反映的。”
“……那怎么了？”
“不好。你这是空虚了，低级趣味。你怎么不收集英雄人物劳动模范的呢？”
“……”
“还有，同学们反映，你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戴呢帽儿，穿皮鞋。这是事实吧？”
当然。谁都看见了。戴呢帽儿、穿皮鞋……可那皮鞋是父亲的旧鞋！父亲穿搬运工装再穿皮鞋不合适，我就穿皮鞋了；胶鞋烂了再买新鞋姥姥又得掏腰包儿，我就穿皮鞋了……这就资产阶级了？
然而，我却又有些心虚：我确实以为戴呢帽穿皮鞋挺好看的。
“以后你得注意点儿，包括注意家庭影响……别没事儿找事儿老洗相片儿了。明白吗？”
我明白了。团小组长对我还是满不错的。“没事儿找事儿”并不是光指洗相片。
我又不明白，不明白给我告状的到底是不是那个同学。我只感觉是他，直觉——
”你也喜欢王晓棠？“
”谁让你把她放在第一个呢？”
“我觉得她挺会笑的，笑得挺甜。”
“我不一样，就觉得她把革命者的精神气概演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是一种感觉。直觉。
我把齐小轩叫来，让他把洗相片的设备全搬走了。
不过，在此之前，我又洗了一次，洗了一张，而且用了特技。
那个同学的底片还在我手里。那个我怀疑或冤枉了的同学。
我又找了一张底片，女人的底片。我把两张底片拼起来，一起曝光。我把两个人洗在了一张相片上了！当然，我没敢把这张照片交给那个同学。没交给任何人。
不仅是怕再“没事儿找事儿”。也不仅是怕冤枉好人。还有个原因：那个女人，不，女孩儿，烫了个狮子头，才三四岁——­
我妹妹。
2003年5月13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赞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