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大师？

考古学之于历史

初中的时候，我的政治课分数特别高，经常都在90以上，如今想来，一方面归功于年轻时候记忆力好，一方面则源自毫无批判和思考能力的全盘接收。

这几天看《南渡北归》，才发现，我所学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划分，是由郭沫若主写的，档期当时背得滚瓜烂熟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与历史局限性，其实都包含着两个隐藏的阶级，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

在《南渡北归》中，有大量的篇幅涉及到考古内容，考古学之于历史的作用，则在于：

倘若没有考古学，没有那些深藏地下千百年不腐之物，历史更可能成为少数人自以为是的胡说了。

仅就殉葬一说，根据台北的董作宾从出土文物中看出，殉葬人群中不止有贫民，也有高级将军等，也就是所谓的统治阶级，精英阶层，或者，我们现在所定义的人殉，是否在更古的时代，基于人们对于生死观的不同，以及葬礼仪式的不同，有着更为复杂和广阔的社会基础，而仅仅解读为剥削和压迫，是否也仅仅是一家之言。

又或者，考古学真的需要为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服务吗？

历史从来不应该只有一种解释，然而历史又往往总是由一个主流解释在主导。

我想原因在于：对每一个当时代的人而言，他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仅仅是因同时代的政治、学术机构共同构造出来的，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无法亲自去考证，便只能选择去相信。

在将近奔四的年纪，我却突然对自己初中时候所接收到的知识产生了怀疑。我也要感谢自己这份迟来的怀疑，否则，我的初中政治课大概要得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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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选择

郭沫若的为人如何，有一件小事可供参考：

西南联大的考古组董作宾，可称是甲骨文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甲骨文并最终形成了关于甲骨断代的十大标准，这一成果尚未对外正式发表，被远在日本的同行郭沫若得知，便写信给董作宾，在一番极力赞扬之后，特请对方将尚未公诸于世的甲骨文照片寄去，一睹为快。

毫无心机的董作宾，在寄去照片的同时，还将自己关于断代研究的草稿一并寄去，不久，郭沫若便在日本发表一篇论文，大量引用了照片及董的观点。

这一事情让当时董作宾任职的史语所上司傅斯年深为恼怒，并从此定下一条死规则：就是本所的资料及档案，轻易不外借。

然即便如此，在第一届院士选举，颇有活动能力的傅斯年并没有因为这件成年旧事而将郭沫若挤出名单之列，于是郭沫若顺利当选院士。

内战结束之后，郭沫若几乎成为了一面革命旗帜，在教育界叱诧风云。

忘了是谁对郭沫若有一句评价，大意是说他确实才华奇高，只不过没有骨头罢了。

倘若同时代里没有考古学家梁思永，没有远去台北的董作宾，没有三百年一出的大师陈寅恪，没有这些人的形象作对比，你也许觉得，文人学者，在乱世飘零中，为求自保，偶尔做一些没有风骨，没有立场的事情，发表一些言不由衷的言论，实属情有可原，毕竟，活着最大。

然而，偏偏，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在才华、学识上高出郭沫若一筹的一群人，偏偏活出了另外一种样子。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毕生提倡和践行的。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长眠于台大傅园的傅斯年毕生所践行的大道。

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王国维，曾说到：“吾观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勿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几可有发达之日。”

对于王国维的死，陈寅恪写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矣。”

可见，乱世之中，文化人，其实是有多重选择的，或许有很多选择，会带给个人无尽的身心苦痛，甚至丧失生命，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历史从来都是动态的，它会随着时代的迁移，变换着角度，展示给世人不同的面貌，而那些最终能在深入人心的人物或者事件，仅凭着一片赤诚，就可迎来清明盛世，万古流芳。

选择做文人，还是选择做政客，历史其实已经告知了答案。

大唐盛世，有多少皇帝或则大臣，其名声能盖过李白杜甫？

诗词歌赋本是怡情抒怀之作，一场火，就可将毕生书稿化为一场灰，一个拳头，就可以将一个文弱书生打得气若游丝，然，文化与艺术的力量显出了其最强与最弱的特质，真正的文化，体现出来的是对世人的心灵关怀，充分理解，大同情，大悲悯，以及应对生死、困难和一切艰难事的内在力量，它就像太阳，让人感觉时时被照拂，时时感觉温暖。

争一世之名，与争万世之名，才是区分大师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