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木石峁城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颠覆了学术界对于河套地区龙山时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传统认识。石峁城址总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内城190万平方米，外城约210万平方米。皇城台位于内城的中部偏西侧，坐落在一处独立的山峁上，顶部平坦开阔，南、西、北三面沟壑环绕，仅东南部有山体马鞍部与外界相连，封闭性与防御性显而易见。皇城台的最晚使用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800年，或可能始建于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800年废弃。皇城台大致呈覆斗状，底部面积约24万平方米，四围有砌石护坡石墙，自下而上逐级内收，层层相叠（图一）。皇城台东北侧尚可见11级石墙。护墙总高超过70米。
皇城台顶部台地大致呈圆角方形，以东墙北段为基准，顶部台地的方向大约为东偏北30°，即北偏东60°，面积约8万平方米。通过2013年~2015年的重点调查和2016年的发掘，确定了皇城台在石峁城址中的“核心”地位。皇城台门址是上下皇城台的唯一出入口，扼守在皇城台东南马鞍部山梁的西端，由广场、外瓮城、墩台、内瓮城构成，结构十分复杂，规模宏大（图二）。
广场位于门址的最外侧即东侧，以广场南、北石墙为界，规整长方形，南北长61.9~63.3、东西宽33.8~34.6米，面积约2100平方米。广场地面并不平坦，大致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大缓坡状，局部残留有踩踏面。广场中央残存一座砌石房址F1。广场北墙东端向内侧即南侧接出一座砌石遗迹，有可能也是建筑基址。广场东边是否也有围墙，已无从知道，有可能原本东边就是无墙开放式的。广场中南部第②层出土铜刀、石范等遗物，应与铜器熔铸有关。门址内第④层也出有铜器和石范，暗示皇城台使用期间，也可能已有铜器铸造了。外瓮城实际就是一座挡住铺石路面的单体建筑，平面呈“凹”字形，夯土芯包砌石墙。外瓮城与门址南、北两墩台配合，将广场西边上下皇城台的通道分流为南、北两门道。外瓮城东墙墙根广场地面下，出土两件完整玉钺，刃部朝上，紧贴墙壁，发掘者认为有意埋入。外瓮城南、北墙上部外立面原本应有石雕装饰，目前见到的有蛇纹（发掘者认为是波浪绦索纹）和双臣字目纹（发掘者认为是人面纹）。外瓮城两侧南北门道在进入外瓮城之后，便分别被南、北墩台向内伸出的挡墙阻挡转折，相向汇合，再与通往内瓮城的斜坡石板路相接。大部分石板上有长期踩踏形成的光面。斜坡石板路面西高东低，宽23.4~25.2米，若按照1陶寺尺=25厘米，该路宽约10尺即一丈。该路面起建略早，也略宽，后被南墩台北护墙和北墩台南护墙所叠压。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最初皇城台门址结构相对简单，广场仅为空场，并无广场南、北围墙，也没有外瓮城和南北墩台，广场西侧直接与上皇城台坡道相接。后来增建广场南、北围墙、外瓮城和南、北墩台，以致南、北墩台的部分边护墙叠压了部分斜坡石板路。南墩台顶部偏后部（西部）是一座砌石墙房子F4。北墩台的顶部也有一座大墩台（暂编号为墩台I），不知上面是否还有建筑。内瓮城平面呈曲尺形，南侧为石包土墩台（暂编号为墩台II），东边与门道南墩台相接。内瓮城的西墙，将上皇城台的斜坡石板路截断，引导其向北折转。从地势趋势上分析，斜坡石板路会在北部再向南上方折转，在内瓮城的背后即西墙顶部，趋向皇城台顶部。从建筑学角度看，这种反复折转的坡道或台阶，是为了在短距离内，爬上较高位置最有效的技术处理，否则登顶的坡道直线延展非常远，环境空间不允许。内瓮城内第②层堆积里，出土环首刀石范残块。如果按照发掘者判断，第③层为皇城台门址倒塌堆积，那么第②层无疑是皇城台门址废弃后的堆积了。
目前清理了獾子畔地段的皇城台东护墙三个阶梯，长38米以上。具体情况简报已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獾子畔地段东护墙第二阶和第三阶都发现了规律排列的“紝木”（图三）。所谓紝木，类似现代建筑基础处理技术中“加筋土挡土墙”中的“拉筋”（图四），目的是加固地基，使护墙与台基成为一个整体复合结构，在拉筋尾部土压力的作用下，维持台基整体的稳定性，不出现水平滑动和深层滑动等失稳现象。由于皇城台东护墙紝木没有现代拉筋土挡土墙所用的面板和拉筋锚栓头，所以将树根朝外，露在墙面，在紝木尾部土石压力的作用下，成为“锚栓头”。
但是皇城台獾子畔东护墙第二阶下排多个紝木洞口下方，树立高矮不一、宽窄各异、厚薄不同的片状石板，紧贴第二阶护墙下部墙体，立于第三阶护墙顶面。给人第一印象，这些石板似乎用于支撑紝木尾端。但仔细观察，这些石板总体上看比较单薄，难以支撑紝木尾端，且紝木整体植入在墙体和台基内，尾端几乎没有重量，何须石板支撑？这些树立石板应另有用途。结合发掘者注意到第三阶护墙顶面用大石板鱼鳞状叠铺，内高外低，应是排水考虑，我们推测，皇城台东护墙上的紝木，除了地筋梁地基加固功能之外，还可能兼有以紝木及其孔洞，排出皇城台台基内部的积水和渗水的功能。皇城台东护墙，实质上就是现代建筑学中重力式挡土墙里的直立式，主要用于山坡建筑。“挡土墙常因排水不畅而大量积水，使土的抗剪指标下降，土压力增大，导致挡土墙破坏。因而挡土墙应设置泄水孔。”（图五）皇城台四面石墙包护，台顶和台基内的排水不畅，每年雨季，暴雨集中，对包护石墙造成很大威胁，因此，台体排水成了重要的问题。紝木不仅可以作为拉筋，且紝木孔洞兼做泄水孔，一举两得，暴雨季节，将包石挡土墙背后台基的人工填土内的积水排出。紝木孔下树立的石板，很可能是导水的，将水导到第三阶护墙的顶面，再由内高外低的大片盖石，将水排到第三阶外。试想，如果第二阶下排紝木孔泄水下不设竖立的导水石板，从紝木泄水孔排出的水，还会从紝木口下方的砌石缝隙，返渗回台基基础填土。准此，可以推测，第二阶护墙下排紝木孔原本可能下面都接着竖立导水石板，目前考古清理发现是残留的一些石板。当然，也可能原来就在这些紝木孔下竖立导水石板，因为这几个孔排水量较大，需要导水石板导水并阻止返渗。从大多数紝木孔下没有导水石板看，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但重要的是，现存的紝木孔口下部竖立导水石板，已足证紝木孔的排水功能。
獾子畔东护墙外侧斜坡状堆积可分四层，叠压护墙立面，第①至③层，与皇城台门址和广场的①至③层统一，但是第④层，门址不见，发掘者认为是“皇城台顶部使用时期的弃置堆积”，包含大量灰烬、炭粒、红烧土块、陶器、骨器、石器、玉器，还有一定数量的卜骨，甚至有陶“筒瓦”残片。根据獾子畔第④层出土骨针制作链，发掘者认为皇城台顶东部可能有骨器作坊，以生产骨针为主，同时兼做其他骨器。疑似“筒瓦”暗示皇城台有瓦顶建筑，表明皇城台的“宫城”性质。我们进而认为，玉器多为破碎残件，暗示皇城台上还有用破碎玉器为料加工珠宝装饰品的作坊。卜骨的发现，表明皇城台上还有宗教人士居住，暗示存在神庙的可能性。许多学者都认为，石峁皇城台具有“宫城”的性质，其特殊的建筑形式、结构和复杂的功能，究竟包含着什么文化意义，需要与同类的、功能和文化含义明确的建筑相比较。石峁发掘结合北方地区石城调查和发掘资料认为，北方地区石城大多都有类似石峁皇城台这样的“核心台城”。皇城台可被视为“台城”的典型代表，而且是目前北方石城里“核心台城”考古发掘工作最充分的、结构最清楚的、规模最大的、等级最高的。那么将皇城台与北方其他石城里的“核心台城”对比，于事无补。陶寺遗址的宫城与皇城台时代大致相当，却非台城，在建筑结构和形态上与皇城台没有可比性。良渚城址内莫角山宫殿区可以作为“台城”的一个类型，是利用自然山岗的东边缘，人工堆筑东部沼泽而建造一座巨大的台地，整体地名称“古尚顶”，位于良渚城内的正中，整体呈规整的长方形覆斗状。底边东西长约630、南北宽约450米，面积近30万平方米。顶部东西长约590、南北宽约415米，面积近25万平方米。相对高差10~12米。莫角山古尚顶“台城”上，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座大型建筑高台。良渚莫角山古尚顶“台城”，虽为人工堆筑，但仅利用部分自然山体东缘，并未坐落于山峁上，由于石料资源的限制，也没有包石护墙，未见复杂的门址和反复曲折的上下“台城”步道，从建筑结构和建筑技术上，与石峁皇城台分别属于不同的“台城”类型。与石峁皇城台建筑结构与技术更为类似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Ziggurats）。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一词源于阿卡德语“Zigguratu”，意思是“顶峰”或“高地”，起源于苏美尔的乌鲁克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埃里克（Erech）等其他一、两个遗址的资料表明，塔庙最初的形态是一座面积大约1英亩（约4000平方米）的土坯包踩踏土（trodden clay）建筑的台基，作为神庙的基础台地，有直坡道或环形坡道上下。这里的所谓踩踏土，或许是类似黄河中游地区的夯土，将台基人工填土用踩踏的方式压实挤密。后来发展出在大台基上叠加面积逐层缩小的台子，从开始的四级，发展到最终七级。大多数塔庙都是踩踏土和土坯构成的台基芯，外包厚厚的砖墙面。塔庙上下层级台基之间，有芦苇和沥青构建的排水道（dump courses），台基外侧设置了泄水孔（图六）。这样做排水是非常必要的，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总体降雨量偏少，但是降雨集中成为暴雨。排水道和泄水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积水对于台体的渗透，不能完全杜绝。土坯台基芯被水浸泡软，在上层级台基重力的作用下，鼓胀并扭曲变形。
塔庙的功能主要用于人神沟通，作为神升天降地的天梯。通常塔庙上下建有两个庙：塔庙顶部高高在上的“高庙”用于祭祀在天之神，塔庙脚下的“低庙”用于迎接天神降临大地。塔庙无疑以其壮丽的结构，主宰其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平坦而单调的地貌景观中，很远便引人注目。塔庙脚下的“低庙”，是一座城市的主要神庙，是城市主要节庆中心。乌尔塔庙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今天保存了第一层全部、第二层部分护墙和残余的第三级台基。第一层台基大致呈矩形，四面略向外凸出，台基四角分别指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面积逾2400平方米，高达15米。从塔庙的底部到现存顶部，高达约21米。乌尔塔庙的上下直坡道设置在第一层台基的东北面，与该建筑其他角落伸出的台阶相连。乌尔塔庙为土坯台基芯包砖。台基四面有排水道，将台顶的雨水导到地面上；而台基四面密布泄水孔，排出台基内部的渗水。据信，每座塔庙的顶部有一座神殿，规模不是很大。每座塔庙都专职服务于一位已经获得永生的天神。塔庙上只有神庙，没有宫殿，城市中的神庙与宫殿是分离的。但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可能是用城墙封闭起来的一座神殿和附带的一个大型或双座庭院。这些庭院是具有各种功能的办公场所，包括祭司官员们管理地产事务和以为神服务的名义进行的商品交易的房间。在神庙的工作人员中，还有会计、司库、书记员、信使、守卫、制造礼器的手工业工匠、编织工、裁缝女工、理发师。在美索不达米亚各城的神庙里，都发现有某种题材的浮雕。浮雕一般是预先镌刻在正方形的石灰岩石板上，再固定或镶嵌在神庙的某部位。浮雕的内容多为带有叙事性质的场景。石峁皇城台与美索不达米亚塔庙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地理环境方面，石峁皇城台与美索不达米亚塔庙所处的气候环境，都是干旱、降水少的地区，但是降水集中，易形成暴雨。从建筑形态与结构上看，都是人工建筑的山台“台城”。略有差异的是，皇城台建于山峁之上，塔庙则建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总体上呈长方形，台基上建台基，逐级缩小规模，呈台阶状直至顶部台基。每层台基的四周都有包边护墙，不同的是皇城台就地取材用砌石包护墙面，塔庙大多用土坯包护墙面，个别更高级者用包砖护墙。由于暴雨集中，积水和台基内渗水对台基本体危害极大。因此皇城台和塔庙都特别注重排水工程设计。台基外立面都设计了泄水孔，皇城台是利用紝木孔兼做泄水孔。塔庙更在台基外立面做垂直排水沟槽，将台顶积水直接导到地面。皇城台东护墙则在必要的部位，在紝木泄水孔下竖立导水石板，将排出的水导到下层台顶。由于台基内人工填土土质不同，塔庙台基内不使用紝木。皇城台和塔庙都有富丽堂皇的正大门，上下的通道由斜坡直道与折转坡道相结合，在短距离内上下高差悬殊的“台城”。苏美尔塔庙有一定的指向性，台基四个角分别指向东、南、西、北，可推知其东墙方位角为北偏东45°。皇城台东护墙方位角大约为北偏东60°，这个方位大致是石峁城址所在地区夏至日出方位，皇城台台基也有一定的方位指向性。美索不达米亚神庙的入口往往设置在神庙的东北或东南方。皇城台入口设置在台基的东南马鞍部。从功能上看，美索不达米亚塔庙神庙与宫殿分离，是比较单纯的以神庙核心的宗教建筑综合体。皇城台的功能比较复杂。卜骨的出土，表明皇城台顶有可能有神庙建筑，有待今后发掘验证。而石峁城址内，皇城台兴建最早，规格最高，因而石峁城址最高统治者的“宫城”，除了皇城台似乎再别无选择。獾子畔出土的筒瓦，即可用于神庙建筑，当然也可以用于“宫殿”建筑。美索不达米亚塔庙通常是一座城市的地标制高点，力求象征与天神接近。石峁皇城台的地势，却低于外城东门门址，显然不是全城的地标制高点，没有像塔庙那样力求更接近天神，也暗示皇城台顶可能还包含有统治者的“宫殿”，彰显石峁统治者对于天神的敬畏与谦卑。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城邦的统治权力经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最初城邦的统治者就是高级祭司“恩”（en），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政管理工作的复杂，才分化出了“统治者”恩西（ensi），战争爆发时长老顾问团或公民大会才临时任命一位“伟大的人”卢伽尔（lugal），战争频仍，“伟大的人”卢伽尔的军权才得以固化。石峁皇城台始建初期，也有可能“大祭司”就是城址的管理者和统治者，后王权与军权固化后，统治者与祭司分化，皇城台建设王的住所“宫殿”。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与宫殿的建筑形式主要区别在于，神庙的神殿是独立的单体建筑，附属建筑才是一座或双院落；宫殿则是复杂的院落、密集的小房间。石峁皇城台上，如果存在神庙和宫殿的话，是否也采用美索不达米亚神庙和宫殿的模式，还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来探索。美索不达米亚公共祭祀通常会在神庙外的宽大的院落里进行，就像今天欧洲人聚集在圣彼得广场，教皇站在自己的阳台上领着他们一起做祈祷。对比皇城台门址前广场，有南北院墙，在这里举行公共祭祀也是比较理想的。当然，广场也可以兼做他用。此外，獾子畔出土完整的“骨针制作链”足证皇城台上还有骨器加工作坊及工匠生活，獾子畔发掘30立方米的土内筛出超过250枚骨针，数量巨大，显然不仅仅是服务于神庙的缝纫女工用品能解释得了的，应当是骨针商品生产。在四千多年前，骨针的制作，特别是商品化量产，技术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虽不是高科技，但是磨制与细微针鼻打孔技术是常人难以掌握的，所以骨针商品生产的利润在当时应该是比较高的。獾子畔出土的玉器多为碎片、残件，有可能是打碎了废弃了。但是鉴于玉器残件改制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我们推测这些碎玉器也有可能原本作为首饰加工的材料。根据这些碎玉器与骨器商品加工遗物混出，我们认为獾子畔出土的碎玉器作为首饰加工材料的可能性更大。那么，皇城台上，除了骨器商品生产，还有首饰加工业。美索不达米亚有着发达的珠宝首饰加工业，珠宝匠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拉萨尔一座公元前18世纪的神庙作坊中，发现了一位名叫伊尔苏-伊布尼苏的珠宝匠的珠宝清单，他在罐子放了珠宝加工工具、67个小砝码以及首饰零件包括玛瑙珠、玉髓珠、赤铁矿珠和青金石珠等。参考拉萨尔神庙内珠宝工匠的清单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神庙管理人员普遍从事以神的名义的各种商业贸易，我们推测石峁皇城台上有治玉首饰手工业，也有可能是从属于神庙的首饰商品加工业。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750年~公元前2900年进入青铜时代，冶金术发明。早王朝时代（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334年）的乌尔王陵，出土了较多的青铜工具。石峁皇城台门址内第④层也出有铜器和石范，暗示皇城台使用期间，也可能已有铜器铸造作坊。此时恰恰是铜器铸造技术从北方地区向中原传播的重要时刻，铜器铸造技术在当时属于重要的经济技术，被皇城台上的神庙管理者所控制，制作铜工具如刀、镞、锥等商品，为神庙赚取更大的经济收益，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们曾经提出过市场的四项考古指标，空场、选址的可及性、有关市场交易行为的特殊遗物、市场与生产地共处同一聚落。对比石峁皇城台门址外广场，在空间上符合市场的空场要求。虽然皇城台门址外广场在选址上不直接表现为各聚落汇聚于此在空间距离上的可及性，但是，由于皇城台为台城“塔庙”，首先是朝圣的中心，那么门外广场原本作为公共祭祀场所，便有了“天然”聚众的功能，间接满足了选址可及性要求。有关市场交易行为的特殊遗物包括各种陶质或石质算筹（通常认为的纺轮或小玩具陶器）、标准量器、衡器（砝码）、一般等价物（货币），甚至没来得及收走的待售货物等。皇城台门外广场发掘时地面非常干净，有关市场交易行为的特殊遗物这一条判断标准已无从适用了。皇城台上有生产作坊，门前广场如果做交易市场的话，符合市场与生产地共处同一聚落的标准。因此，从总体上说，皇城台门外广场作为交易市场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广场首先是作为公共祭祀的场所，由于聚众，顺其自然地兼做市场。值得注意的是，石峁偌大一座城市，不可能仅靠皇城台的手工业经济支撑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所以皇城台上的手工业商品生产，虽然附加值高、利润高，但是生产规模毕竟有限，应当还是像美索不达米亚神庙一样，专属于神庙经济的产业，主要生产骨针、首饰、铜器等商品，在皇城台门前广场上出售，直接为神庙组织谋取利润。如此，“庙产”手工业作坊便与神庙有了共存的理由，这样的“宫城”聚落形态模式，同以陶寺为代表的中原政治中心型都城“宫城”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陶寺的宫城内没有宫城使用时期的手工业作坊。这提醒我们，不能用中原的都城及宫城模式来套石峁城址及皇城台。从装饰艺术的角度看，美索不达米亚神庙有嵌入式浮雕装饰石板。皇城台北墙西段第四级石护墙面有嵌入式的菱形“眼纹”石饰。我们推测陶寺宫城地表以上墙体为土坯夹心墙，墙表面既无石峁皇城台这样的包石，也没有乌鲁克塔庙的台基的外墙面包砖，因而陶寺没有这样的墙面装饰艺术。本文对比石峁皇城台和美索不达米亚塔庙，分析二者的异同，并非试图在此探讨石峁集团的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关系，这个问题要在石峁城址以及皇城台今后进行更多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发现更多的资料和线索后，再来探讨，目前时机尚未成熟。本文只是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想法，提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及其组织结构、社会背景、经济基础，对于考古探索和解读皇城台更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不能套用陶寺都城和宫城模式，否则很可能会走弯路，非常费解。
（作者：何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