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健，网名紫藤山，男，1963年出生，安徽肥东人，艺术学博士，深圳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副主席，当代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创始人。
早在1999年12月，黄永健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诗理论专著《深港散文诗初探》，2005年，他出版了又一部27万余字的散文诗理论专著《中国散文诗研究》，到这本《中外散文诗比较研究》，已是他的第三本散文诗理论专著了。如果说黄永健由《深港散文诗初探》到《中国散文诗研究》是从地方的视角扩展到全国，那么，《中外散文诗研究》无疑是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了。就在这十余年间，黄永健实现连跨三大步的学术研究，在目前的中国散文诗理论界是超前的，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贯穿他整个研究过程的，是一个严谨的学者科学的求是精神和前瞻性、开拓性。他在写作《中国散文诗研究》有关“史论”部分的时候，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案头资料，而是独自一人风尘仆仆地来到湖南益阳，找到《散文诗》编辑部及本人进行实地采访，获取一手资料。由此他在该书中对以前一般散文诗理论专著极少提到或语焉不详的有关散文诗刊物、报纸、书籍等传播媒体的历史状况，及其在中国当代散文诗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作了比较详细准确的论述，成为该书一个鲜明的特点。此书曾获2006年度“深圳青年文学奖”。值得一提的是，黄永健还把他的治学之道和搜集资料的路径传予他的同道。2009年12月，留学北大、有志于研究中国散文诗的美国学者安敏轩(nick Admussen)在与黄永健取得联系之后，按照他的提示，又来到益阳实地采访。尔后，安敏轩也对他写作这本《中外散文诗研究》提供了许多切实的帮助。可以说，黄永健的这部散文诗理论专著的出版，既体现出他一贯的治学精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外散文诗理论家密切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开端。
散文诗从上世纪1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即与本土文化（包括“新文化”与传统的古典文化）迅速结合，经过90余年的衍化，形成了当前中国散文诗蓬勃发展的独特景观。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散文诗的真正发展、繁荣还是近30年间的事。散文诗理论研究相对滞后，是很明显也是很紧迫的现实。黄永健凭借他通晓外语又有散文诗创作实践经验的优势，通过本书打开了我们的视阈，将中国散文诗放到世界文学的广阔空间去考察，让我们对于散文诗的发生、发展及其未来有一个更明晰的认识和更清醒的把握。这本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国外散文诗发展的史料，还将史论、文体论、比较论与诗学、发生学、语言学以至哲学诸多方面的概念、方法综合运用于散文诗研究领域，别辟蹊径，也形成此书特有的宏阔生动的气势。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科学研究。黄永健的这本书，既有中外散文诗作品之间的比较，当代散文诗与现代散文诗作品之间的比较，也有散文诗与分行新诗、当代散文诗与古代类散文诗之间的比较；甚至还有同是波特莱尔作品的《恶之花》与《巴黎的忧郁》之间的比较，跨时空的金斯伯格的《嚎叫》与“打工文学”代表性女诗人郑小琼作品中常见的“嚎叫”之间的比较，等等。本书《引言》第一章“散文诗共识”第一节就引用了好几篇古体诗、新诗、散文诗，分别作不同的分行、分段处理，而后进行比较，用以论证散文诗“散文其形，诗其内质”的本质特征，既生动活泼，又有说服力。由此得出“所以这种从自由分行诗中转化生成出来的新诗体还是诗，不是散文”的结论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他从发生学的角度阐述散文诗的产生也很独到：“作为知识结构和观念形态的散文诗, 其发生学意义上的上限只能限定在波德莱尔等象征派诗人所处的19世纪中后期, 也即本雅明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 文体内部历久求新的蜕变机制固然是散文诗发生的重要缘由, 可是相对而言, 时代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时代人性的扭曲所引发的新的抒情欲求, 才是散文诗应运而生的主要原因。”“从形式上看，它是散文与自由分行诗这两种先在文体交叉融合所生发出来的一种新文体，但从本质上看，它是时代的审美心理结构和艺术精神的“异质同构”对应物，它是人类步入现代文明以来适应了现代人审美心理结构和现代审美诉求的一种新诗体“。他又指出：“新起的文类，是一个知识考察对象，不是一个考古勘查对象，散文诗起源学无法解释散文诗知识结构的生成机制”。
黄永健对散文诗的跨文化、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方法富有启发性。它也可应用到我们研究中国散文诗从产生到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阐述上：我们在关注一些重大的标志性的人物、作品或事件的同时，或可更多地去关注这些人物、作品或事件所处的历史环境或展开的过程。关于散文诗“诗”的本质与“现代性”这两个中国散文诗面临的迫切课题，在黄永健的这本著作中都有精彩独到的论述。我曾在《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60年散文诗精选》一书的《引言》中指出，在中国散文诗面临的诸多“变革中，对散文诗'诗性’的确认和现代审美意识的确立最为紧要”。这里所说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现代审美意识”，而非仅仅是指写作题材或是结构形式。现代性应该指向多元，在鼓励创新、探索、关注当下的同时，也并不排斥个人内心的抒发和向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有选择地学习、承继，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对此，黄永健有一番颇有深度的论述：“也不可能只是模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审美现代性模式和文体范式的'复制品’（本雅明），散文诗引进中国之后，从审美内涵到文体模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20世纪中国散文诗既有追溯散文诗源头，与现代性大唱反调的惊心之作，如早期王独清、李金发以及80年代以后的都市题材散文诗，同时也衍生了启蒙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的散文诗作品，我们不能就散文诗而论散文诗，散文诗作为一种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现代文学文本，应该在相对宏阔的历史视野之内得到学理性的阐释”。
这本书的整体架构和立论的基本点，都着眼于文体创新。这是十分可贵的。既然承认散文诗这一新兴诗体的开创者“波德莱尔也是一个破体者”；那么，我们今天来研究散文诗，也就绝不能仍然停留在波特莱尔的时代。诚然，作者对于“腾固和郭沫若关于散文诗的形式主义的论断”的“负面影响”的论述以及散文诗“不排除或许换一个名称”的良好设想等，尚有可斟酌之处，这里不多谈及。对于学术问题，我以为留下一些讨论、探索的空间，会有益处。黄永健说：散文诗文体和散文诗理论是“各国散文诗作家共同建构”的。诚如斯言！作为散文诗人和散文诗理论家的黄永健，以他的三部散文诗理论专著已经为散文诗理论的建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愿这本书出版之后，会有更多的散文诗人及诗学专家参与散文诗理论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