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展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中国的文化里，诸如“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大招风”之类的话语是不少的，大抵是告诫人们，不要出头，要守中庸之道，尤其是警告冒尖的人，往往容易先遭受到打击。
有了这些“至理名言”做指导，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老好人文化”便得以大行其道了。所谓的“老好人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无原则的“文化”,究竟好不好?常常听人抱怨,中国社会秩序性太差、原则性不强,大家都不愿意得罪人,也不习惯处处按原则办事。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当下中国人的心态，不愿意得罪人，也懒得管闲事，即使看到了什么不良现象，也无非在心中摇摇头，叹一声人心不古，而绝不会“敢为天下先”“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这也让很多人感慨：中国人的血性哪去了？
这种无原则的“老好人文化”,其实两千年前就被孔子狠狠批驳过。有人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说:“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仍然说:“未可也。”他说:“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也就是说,所有人都称赞一个人和所有人都厌恶一个人,这人都是不好的。一个真正的好人应该是有原则的,善良的人爱他,邪恶的人厌恶他。
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我懂得哀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写到这里，我隐隐也感觉到中国人为什么不愿出声的原因了。
最近写的两篇文章，肯定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包括有人就告诉我：“干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把自己当救世主。”言外之意，少管闲事。对此我报之以“呵呵”二字。
我一直认为，渴望救世主心态，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劣根性。
而这种劣根性，其实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属性分为两种：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就是期望救主的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大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中国的文人大都渴望明君，渴望被救赎，所以中国文人大都比较软弱，“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用兵、三年不成”。
渴望救赎，体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方方面面。比如忠臣渴望明君，贫民渴望扶贫。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弱势文化心理在作祟。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今天，有很多人也看到了社会不良现象，但是依然继续坐着什么也不做，静静地等救世主。
丁元英在和智玄大师的对话中说，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什么都靠，就是别靠自己。
我现在愈发相信，那个五个日本兵押着两千中国人去枪毙的故事是真的，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秉承着“枪打出头鸟”的原则，应该是没有人先出头的，尽管大家都知道只要大家一起反抗，五个日本兵绝不是对手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先出头的人那个人会被打死，所以大家都在等别人先出头，自己享渔翁之利，可惜，大家想一块去了。
一个民族，再麻木不仁，终究还有几个醒着的人。正如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的说的那样：“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有人大声喊起来，惊起了几个人，使一些人免于被烧死，这实在是一件好事。然而，诡异的事情又在中国发生了。
我不妨把鲁迅先生这段话续写一下：其时有人大喊道：“着火了，快起来啊——“”便听“啪”的一声耳光，吆喝的人挨了一巴掌：“你喊什么喊，关你什么事，好好睡你的觉！”于是一屋子人最终葬身火海。
这实在比“万马齐喑究可哀”更让我感到悲哀，甚至于在这种悲哀之外，还让我感到了一丝恐惧。
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 说，猴子为什么终于是猴子呢？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但许多猴子不许它站立，把它咬死了。
这又让我想起了先生笔下的阿Q，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鲁迅先生对“不准革命”有过相当传神的描述，整理几段，和诸君共享：
——阿Q因为假洋鬼子回来感到受到了冷落：“阿Q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无奈，可怜的阿Q只好去钱府找假洋鬼子讨要革命的资格：“洋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接下来的故事，颇令我为阿Q抱不平：“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
——阿Q的结局，大家都知道：“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在我看来，假洋鬼子其实还是要革命的。阿Q之所以被枪毙，实在是他不懂得，假洋鬼子革命的真谛，与阿Q的革命已然相距甚远。对于假洋鬼子革命的真谛，鲁迅先生也有经典的描述，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老爷，您老人家的衣服可有点儿脏，应该洗它一洗”。
“洗它一洗”憨态可掬，张弛有度，进退自如，十分传神。分寸感的拿捏有如高级美容师的手法，恰到好处。这段文字出自《伪自由书》中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这篇文章，读起来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摘录几段，照登如下：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
接下来的文字，或会刺激假洋鬼子的神经。为了不至于被塞一嘴马粪或者刺激某些人有往我嘴里塞马粪的冲动，诸位对不住了，我就此打住。
我的前两篇文章，想是已经惹得一些人煞是不快，想往我嘴里塞马粪的冲动应该还是有的，这点自知之明我也是有的，然而我依然还是会叫起来。
那种因为无法反抗，只能相信轮回，在“好人有好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中寻找安慰和自我解脱的做法，向来为我所不屑。
因为大部分的事实是，坏人们往往活得更好。
而我也一直相信《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真正的救世主就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