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徽州文书里的“两地书”
混沌初辟，上帝害怕亚当孤单，趁其熟睡，抽取他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就了一个女人。此后，女人遂成了男人的“骨中骨”“肉中肉”，而男人则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去依恋妻子，与她结为一体……一旦分离，难免就有相思的烦恼，以及拉呱絮聒之必要。大概从那时开始，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夫妻之间的两地书便已出现。
在中国，无论是《诗经》中的“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还是古诗乐府之“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千里远婚姻，悠悠隔山陂”，或许都昭示了夫妻之间的两地书由来已久。及至唐代，现存的敦煌文书中更出现了《夫与妻书》和《妻与夫书》之类的书仪，供人摹仿套用。唐人张敖编撰的《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中，就有一往一复的天涯芳信：
自从面别，已隔累旬；人信劳通，音书断绝。冬中甚寒，伏惟几娘子动止康和，儿女佳健。此某推免，今从官役，且得平安，唯忧家内如何存济。努力侍奉尊亲，男女切须教训。今因使往，略附两行，不具一一。（《与妻书》）
拜别之后，道路遥长，贱妾忧心，形容憔悴。当去之日，云不多时，一别已来，早经晦朔。翁婆年老，且得平安，家内大小，并得寻常。时候，伏惟某郎动止万福，事了早归，深所望也。（《妻答书》）
据敦煌学者的研究，《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是现存敦煌本《吉凶书仪》类中最为简要的一种。而类似的夫妻对答，在其他的残篇遗简中亦颇有所见，这说明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发展，两地书的形式已相当成熟。信中的“几娘子”和“某郎”，在有的两地书中或作“次娘子”和“次郎”，“几”或“次”相当于后世尺牍活套中的“某”或“△”，是一种泛指，供写信人套用。
敦煌书仪之大量出现，反映了上层礼仪向一般民众的扩散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传播更加深入和广泛。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卷34上有一个段子说：
绍兴辛巳，女真犯顺。米忠信夜于淮南劫寨，得一箱箧，乃自燕山来者，有所附书十余封，多是敌营妻寄军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于枢密行府僚属方圆仲处亲见一纸，别无他语，止诗一篇，云：“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
辛巳亦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当时，金人进攻南宋，米忠信乘着夜色前往劫寨，结果缴得女真人的一个箱子，里面都是妻子写给丈夫的书信。其中有一张纸上只有一首打油诗，内容是一个名叫垂杨的妻子捎给丈夫山丹的几句话：你到江南打仗很辛苦，天长日久，看来一时半会也回不来，干脆咱俩就散伙吧，你到那里讨一个南蛮婆子算了，我在北方就嫁个这里的契丹人吧——这是笑话，女真男人出外打仗，侵略南宋，没想到后院起火，老婆难耐雌守之苦，很快就有了契丹相好，坚决要求与前线的女真士兵分手。揆情度理，“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积弱如清水鼻涕的赵宋政权打不过剽悍的女真人，奇思妙想的文人才子便只能收集（甚或是编造）因第三者插足、对手“军婚”遭破坏的故事偷着乐——这是南宋士大夫从汉文化的三纲五常出发，取笑北方民族的夫妻关系。在他们看来，垂杨山丹的两地书简单干脆，几乎可以说是白纸乱涂数点墨，自然不需同时代汉地书仪繁文缛节的客套和委婉。
及至明清，教人撰写书信的尺牍活套层出叠现。这些活套，有的反映了某个区域颇为普遍的社会实态，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
有的活套甚至被编成启蒙读物，将写信时的遣词用字都一一编入。如刊本《汪大盛新刻详正汇采书信要言》（简称《书信要言》）全书为四言，中间部分分门别类地列举了写信的套语。譬如，妻子写给丈夫的内容就有相当不少：
女儿起嫁，我难作主，接他不多，你回议处，无人嘀量，实难应许，盆桶有限，奁仪使女，首饰衣服，箱笼橱椅，衣架须毬，门幔帐坠，器皿铺陈……备办不周，受他言语，儿女分上，再三难阻，你躲不归，尽是我举，讨尽，受尽苦楚。
时下作田，节临谷雨，浸谷撒秧，当先预备，灰粪牛租，临期难具，割麦莳田，无人相助，早起夜眠，十分忧虑……
媳妇儿孙，不受训诲，生事冤家，惹人恼燥，柱[枉]废[费]心机，全无所靠，四处嬉游，家赀荡废……汝我命低，终难过世，不得他力，反加着恄，玷辱祖宗，带累亲戚……
你在途中，务宜将息，晏些起程，早些歇息，且自宽心，不可恼恄，忍耐回家，嘀量算计，只此报知，收拾仔细。
该书发现于徽州，印刷颇为粗糙，文字亦多错讹。从“汪大盛”的名字来看，这应是徽州人编辑或出版的一册启蒙读物。信中有不少方言土语，“”的意思大概是被人说了闲话。从中可见，徽州妇人家长里短絮絮叨叨，备述女儿出嫁、置办妆奁的破费及难处。接着说雇人做农活，遭磨洋工，丈夫寄钱无多，不够应付。此外，还涉及婆媳之间的尖锐矛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分家另过。最后是嘱咐丈夫在外保重，不可气恼……
此类夫妻间的两地书，在明清时代所见颇多。譬如，徽州文书抄本中就收录了一份相当有趣的信函。从中，我们仿佛看到，寒夜孤灯之下，一位商人妇正拈管展笺，书写心事恨词：
信奉良人知之：常言俗语无文，且喜二大人康泰，儿女安宁。前接来银十两，猪油拾斤，欠账零零碎碎，算来不够还人。
“良人”是对丈夫的称呼。老夫老妻虽然未必完全是爱弛情衰，但整日价忙于柴米油盐生意琐事，通常情况下，没有什么风花雪月卿卿我我需要表白，除非发生大的变故才需相互通报。妻子先是照例寒暄，叙说公公婆婆及儿女一切都好，接着说收到寄来的银钱十两和猪油十斤，临了还抱怨寄下的银钱不够开销……
这一段话具有浓厚的徽州乡土背景。明清以来，徽商外出，经常要往家中寄送猪油。据说，在江南各地，有一种人拿着竹节，每天到肉摊上收购猪油，收到后就装入桶内销往徽州。有一首《收猪油》的竹枝词这样写道：“两只竹节收猪油，每日派人肉铺兜。猪油收来作何用，装入桶内销徽州。徽州地方少猪肉，猪油炖酱夸口福。更把猪油冲碗汤，吃得肚肠滑漉漉。”江浙一带滩簧编出的笑话，说的是“徽州朝奉，富而啬，好绷场面，日进青菜豆腐，而悬猪油少许于墙角，餐后，揩油于唇，立大门前告人曰：我家今天吃猪油炖酱。”虽然说“猪油炖酱夸口福”，典出江南一带讥讽徽州人为揩油之祖师的笑话，但嗜好猪油为徽州的风俗，这一点并无疑义。徽州绩溪人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就曾说过：“……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接济的项目并不限于金钱；有时也兼及食物。例如咸猪油（腊油），有时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可见，这封书信的乡土色彩极为浓厚。
根据文献记载，不少徽州人对于私塾先生相当刻薄，近世胡梦龄的《黟俗小纪》指出：“我邑风俗，于蒙师非但不知所择，而且待之甚薄，束脩极菲，子弟相从，还讲情面。而山村小族更不加意，只贪便宜，虽市夫匠艺可充馆师，鲁鱼亥豕之诮，往往皆是，此真莫大之忧也。”这虽然指的是黟县一地的情况，但在徽州的许多地方均较普遍。清代、民国时期流行于徽州的《蒙馆经》抄本，大致反映了蒙师的处馆生活，“一入门来百事牵，戏联排[牌]匾并堂联，精神尽抖周旋遍，辛苦何尝见着钱”。塾师待遇既薄，教书自然平庸。
在上揭的长吁短叹、嗟嗟怨怨中，妇人从各个方面明说暗示自己持家极为辛苦，也相当能干，言外之意无非是——“为儿女使尽些拖刀计，为家私费尽些担山力”，像我这样出色当行的女人，你能娶到手做老婆，真是你前辈子修来的福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进而提醒对方家有贤妻，不可辜恩负德，更切莫“弃了甜桃绕山寻醋梨”！
在摆了自己的一大堆功劳之后，这封信笔锋一转，以骤雨打新荷之势兴师问罪：
所闻你在外娶妾，如何大胆糊[胡]行？年纪有了四十，也须灭了火性，思前我待你恩情，如果有了此事，星夜赶到店中，骂一声“狐狸精贱人”，看你如何做人？且问你为何停妻再娶，吵闹不得安宁。
霎时间怨雾凄迷、悲风乱吼，实际上直到此处，妇人才真正切入正题：我听说你在外面找了小老婆，怎么这么大胆？你年纪也已四十岁，已经不是火力生猛的青春小伙了，欲火煽动，津液易枯，本来不应该如此花心，在外蝶意偷香、贪欢嫩蕊。你该想想我以前对你的恩情吧，倘若确曾恋酒迷歌、意马心猿，我会昼夜兼程赶到你的店里，骂一声“狐狸精贱人”，看你如何做人？再问你为什么折柳攀花，吵闹得天翻地覆。歙县有一首民谣叫《一纸书，到南京》，状摹的便是类似的情境：
一纸书，到南京，丈夫出门无良心。
家中娶个蒂蒂荷花女，外头讨个大大狐狸精。
搽粉搽三斤，胭脂涂半斤；
红头绳，扎四两，绿头绳，扎一斤；
一梳梳个长辫头，一拖拖到背脊心；
红背褡，绿背心，一双拖跟鞋，着到外婆家去看灯。
哪个灯消火灭鬼，踩着卬只脚眼睛；
痛呀痛伤心，气呀气恼人。
卬要去搭外婆讲，眼泪鼻涕流塌三四两。
“卬”是徽州妇人的自称，歌谣中的妇人，提起负心的丈夫以及南京的那位狐狸精，既是伤心又是恼人。而对于这样的后果，当事的另一方大概不难逆料。俗话说：“宁食三寸葱，不逢醋一盅；宁食五斗蒜，不逢醋一罐”——醋海生波的能量，着实不容小觑。《型世言》第二十六回写寓居杭州箭桥大街的徽州盐商吴爚，吃不成羊肉反惹一身膻，在外被亲友耻笑，在家遭妪人痛骂：“没廉耻入娘贼，瞒我去讨甚小老婆，天有眼，银子没了，又吃恶官司！”而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也曾提及，作者詹鸣铎之父詹蕃桢在杭州纳宠，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不料为其祖母所知，后者赶到杭州“勃然大怒，拍案一声，惊得行内诸人备聚，祖母大骂，伙老观喜，进茶于几，一掌打去，茶几都翻。众人一齐来劝，扶入内进，我的母亲、父亲，霎时同到，对之跪下。我与礼先、庆林、江氏、春莺及翠季二妹，亦皆一齐跪下，涕泣哀求。半晌之后，方始略为霁威，但怒气仍不息。是日大骂，闹及夜半”。詹氏母亲较为懦弱，而祖母则极强悍。试想，老孺人尚非应该吃醋的当事人，但即便如此，她的吵闹也已让意惹情牵的詹蕃桢难以招架，最后只得任好梦痴逐流水……
为了摆脱“狐狸精贱人”似有若无的阴影，妇人的策略是“有枣没枣，打一竿瞧瞧”，接着，她下了最后通牒，薄批细切，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
倘若无有此事，限你四月回程，家计现在逼迫，为何又娶妖精？我今旧病发作，险遭一命归阴，幸门[蒙]祖宗保佑，又许一个愿心：来家杭州经过，多带几把金银，头脚鞋面多要，头油也要几斤，大女儿胭脂花粉，二女儿要丝带头绳，细儿无有暖帽，衣裳多不合身，有庆裤袜旧破，荷花亦无单裙，我也不要别物，只是虚亏，要吃人参。
此处让丈夫限期返归故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指明要他在回家时应捎带各种各样的礼物，送给家里的荆妻、儿女以及奴仆、丫环。倘若我们将这份礼单与上揭的《一纸书，到南京》相互比对便可看出，其中的不少礼物实际上是比照“狐狸精”所用而提出的。这里软硬兼施，以柔克刚，说自己是“旧病发作”，险些丧了性命，表现出弱不禁风的样子，以博得男人的怜悯和疼爱。这就像两军对垒，临阵厮杀得难解难分的一方突然掉头拨马便逃，其实是卖个破绽，后方则早已准备好一根结结实实的绊马索……果不其然，工愁善病的女人声言不要别的东西，“只是虚亏，要吃人参”。徽州人素以俭啬著称于世，明人谢肇淛曾经感慨：徽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虀，欣然一饱。……至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平素节俭持家的老婆，看来这番是动了狠念，不惜狠狠斩上一刀，让男人出点血，以便长些记性——要他多带盘缠，从销金窝、锦绣窟买来人参给自己补补，谁让他有在外寻花问柳的嫌疑呢？想来，虚亏的恐怕不是妇人的身子，而是忿忿不平的内心吧！
当然，一味的强悍要挟笼络不了异地夫君那摇摆不定的心，峰回路转，家主婆柔肠脉脉，接着对丈夫赶回徽州的旅程做了细致的安排，水一程，山一程，风一更，雨一更，处处可见其人的细心周到和办事果断：
叫船须当赶快，不可沿途搭人，富阳、桐芦[庐]经过，七里龙[泷]也要小心，到了严州加纤，水路更要赶行，船上出恭仔细，夜间火烛小心，路上冷物少吃，尤恐吃了坏人，平安到了梁下，千万不可步行，雇轿抬到家里，铺盖交与足人。
路迢遥烟水千叠，透过文字，妇人的心绪似已飞到了云际归帆。在这里，她仔细叮嘱在返乡途中的夜静云帆月影风烛之种种注意事项。丈夫应当是在江浙一带务工经商，所以是从钱塘江、富春江和新安江逆流而上回到徽州。信中提及的富阳、桐庐一带，是钱塘江流域最美的一段水路，南朝吴均写信给友人朱元思，有“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之喻。他“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嶂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收入《古文观止》的这封文言短札清新隽永，水声山色，竞来相娱。从富阳到桐庐一百多里的水路，水秀山奇，冠绝天下。文中提及，即使是热衷功名的人，望一眼如此美丽的峰峦也会欲心顿减，挣破名缠利锁，参透荣华富贵。而这段水路更是无数徽州朝奉返归桑梓的必经之地，“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恰可与前述的不惑之年“也须灭了火性”比照而观。
从桐庐溯流而上，便是新安江。新安江水路素有“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的说法，逆流上滩的艰难于此可见。“七里泷”也叫七里滩，与严陵濑相接。元曲有《严子陵垂钓七里滩》，说的便是此处。严子陵为东汉会稽余姚人，天性旷达，少有高名，与刘秀同学。及至汉光武即位，他改名换姓隐居，不受朝廷征辟，后寄情山水，归耕于富春江上。七里泷及严陵濑一带，即有严子陵的诸多遗迹。而就地理形势而言，七里泷两山夹峙，水驶如箭，当地谚云“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就是指该处舟行艰于牵挽，完全根据风速的大小决定行船速度之快慢。据说，船到此处，舟人饱张风帆，乘客尽启篷窗，但见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画眉竹鸡，啼声清越。值此良辰佳景，舟人常携鞭炮燃放，四山相应，震天动地……此时回望来程，严子陵钓台渺在云际，令人心旷神怡……不过，人在归途，想来倚篷窗自叹漂泊命的朝奉，大概无心欣赏窗外的美景吧……
由于上滩艰难，沿途需要一些纤夫拉纤。如在严州府下，“舟楫上水，在此叫纤”——这是明清商编路程图记上的提示，所以信中也说“严州加纤”，亦即在严州上滩时找人拉纤。此后，逆新安江干流由浙江省进入徽州歙县，历经艰辛，由浦口一路溯练江好不容易到了“梁下”。所谓梁下，是指歙县县城东南的渔梁坝，此处为徽州人进出皖南的重要水运码头，那里有一些转运过塘行（其功能兼具现代的旅栈、邮局和货物托运处），与新安江—钱塘江沿岸的转运过塘行一起，形成了沟通浙皖各地的运输网络。到达渔梁后，旅人的行李便可由过塘行所雇之足人（信客）直送到家。
信中款语温言，反复叮嘱良人节食顺时，“荒村雨雪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其中，还特别告诫说“船上出恭仔细”——这是出门人的经验之谈，因为船上没有厕所，要想大便当然只能直接排入江中，但这样做有时会有危险。徽州商业书抄本《便蒙习论》中就有“登舟”条提到：
凡登舟，不论大小，不可立在蓬[篷]后，恐风转有失。不可对船头出恭，踏两脚船，挂窗坐，手不可放在船傍之外，不宜顿脚，不立桅下。
这段话告诫乘客不要在船头大便，以免船头摇晃或船只骤然掉头时，一不小心掉入江中——这显然可以作为信中“船上出恭仔细”的注脚。从这一细节来看，妇人句句传情，衷肠牵挂，对丈夫的顾觑呵护可谓无微不至。
不过，一番秋水回波般的关切之后，又转回正题，急管繁弦，胡枷乱棒，再次加大打击力度：
你要恋新弃旧，吵闹你不得安宁，此信须当紧记，四月即要回程，寒暑自宜保重，此信寄与夫君，管城难尽，余容面陈。
最后仍是软硬兼施，叮嘱丈夫休辞那遥水远路，即速归去来兮，以争取“罪疑便求从轻恕”。在这里，她一方面对丈夫眠花卧柳加以谴责和威胁，另一方面又对良人风寒暑湿饥饱劳役关怀备至，一手硬一手软，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在起承转合之间，妇人似唱阳光三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胁之以威，藏露隐显，张弛有致，节奏掌握得相当之好。因书阙有间，我们不清楚她的丈夫是否一晌贪欢，真的娶了小妖精，但我想在如此步步为营、手段老辣的攻势下，狮子数吼，拄杖定然落地，徽州朝奉当如五雷轰顶，顿觉地惨天愁，遍体寒毛抖擞，乖乖缴械投降……
当然，这些只是我的想象。新安江是徽人外出、经商的一条水上通道，徽州素有早婚的习俗，男子到十二三岁就要成家，成家之后即外出经商，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此去经年，断梗飘萍，在外营商的丈夫，长年与妻子分居两地，只能几年或十几年回家一次，所以，徽州从前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说法，是说做了一辈子的夫妻，真正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只有三年半。因此，独倚高楼、残灯孤枕的出门人难免在外眠花宿柳、暮宴朝欢；或则另娶一房好天良夜追欢取乐，过起“两头大”的生活。所谓“两头大”，是指在家乡和侨寓地都有女人，两边均为妻子，也不分正妻和小妾。而在另一方面，早在明代，谢肇淛就说徽州是“妒妇比户可封”，而王世贞亦一再指陈“徽俗妇工妒”，“徽俗奇妒，妒至不可闻”，这些都反映出徽州妇女之强悍，实为当时人的共识。
晚明以来，孽海茫茫，爱河漫漫，中国社会人欲横流，而男人惧内之佚事亦铺天盖地。谢肇淛曾慨叹：“世有勇足以驭三军而威不行于房闼，智足以周六合而术不运于红粉，俯首低眉，甘为之下，或含愤茹叹，莫可谁何，此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谢氏此言，是有感于当朝的文臣武将之夫道不张——阳明先生王守仁“内谈性命，外树勋猷”，戚继光大将军“南平北讨，威震夷夏”，而与王世贞合称“两司马”的兵部侍郎、徽州歙西人汪道昆更是“锦心绣口，旗鼓中原”……这些人在政界文坛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但在私生活中却莫不雌伏于妒妇裙前，甘心以百炼之刚化为绕指之柔。对于惧内的成因，谢肇淛多所分析：
惧内者有三：贫贱相守，艰难备尝，一见天日，不复相制，一也；
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转爱成畏，积溺成迷，二也；
齐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非己出，三也。
上述这段文字是从夫妻双方的关系立论。这位见多识广的福州人，分境遇、情感和经济三种因素概括分析了惧内的成因——糟糠夫妻相濡以沫，共同打拼，一旦变泰翻身，苦尽甘来，念及先前的功劳苦劳，惧内便成必然；深宵款洽，快谐鱼水之欢，伉俪如胶似漆，其间滋味深长，转爱成畏，自不必细述；婚姻并非门当户对，妻家带来可观的妆奁，以致丈夫与之势位悬殊，难以建立平等的关系。接着，他又以贤不肖等进一步深入分析：
愚不肖之畏妇，怵于威也；贤智之畏妇，溺于爱也；贫贱之畏妇，仰余沫以自给也；富贵之畏妇，惮勃谿而苟安也；丑妇之见畏，操家秉也；少妇之见畏，惑床笫也；有子而畏，势之所挟也；无子而畏，威之所劫也。
不清楚上述那封信中的妇人究竟是贤抑或不肖，亦不知其人究系丑妇还是少妻。但从妇人喋喋不休让丈夫“闲将往事思量过”的细节来看，似乎是贫贱相守的夫妻。且以一般常理推之，不少徽人外出经商，多以小本起家，而妇人的首饰妆奁往往是他们最初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可能是此一两地书产生的地域背景。
上述的这封信中，虽然出现过驼背叔公、瘌痢叔公、细心叔公和偏嘴姨夫，出现过喜儿、细儿、三害、荷花、有庆，出现过庞伯、黑娘、玉招姑娘、麻瘩姑娘、富贵先生，道姓题名的登场者多达十数位，但从其被列入徽州民间日用类书来看，实际上仍是一种尺牍活套，它以游戏笔墨的方式呈现，非常生动地反映了皖南地区的夫妻关系以及妇女的社会生活。其中谈及的徽人日常生活之应酬开销、徽州妇女持家之不易等，嬉笑怒骂，无态不作，与其他的徽商信函原件所反映出的事实颇相类似，应是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出的一种信札范式。
从敦煌到徽州，书仪一脉不绝如缕，反映了上层礼仪的庶民化过程。较之带着中古簪缨世族气息的敦煌书仪，细笺八行的徽州尺牍活套更显世俗化。在这里，我们听得到晨鸡初叫、昏鸦争噪，见得到老瓦旧盆、田家翁媪，看得到红日西晡、牧童归去……种种世俗情态跃然纸上，无不洋溢着浓厚的日常生活气息。而这种暮涤晨炊、歌哭悲欢的浮生急景，尽管时光流转，在现实生活高楼林立的背景下，依然隐耀闪现……
附
正月元宵灯节，红烛点了八斤，清明标挂在迩，冤孽又要用银。社屋呼唱[猖]做戏，班名便是奇音，公众用银十两，派到我家二星。驼背叔公点戏，做了《舍郎》、《古城》。
元宵、清明等岁时节日有不少开销，如红烛就点了八斤(徽州的蜡烛是论斤计算)。“标挂”也叫“挂*”或“挂纸”，清初《新安竹枝词》有“鼓吹喧阗拥不开，牲拴列架走舆儓，问渠底事忙如许，唐宋坟头挂纸来。”就是指清明扫墓时，将白纸条挂在坟墓上，以祭奠亡灵。在徽州，“社则有屋，宗则有祠”，如果说宗祠反映了一姓的血缘脉络，那么社屋则凸显了人们的地缘关系。在社祭时有的需要祭祀五猖神，祭祀的仪式称为“呼猖”。鲁迅《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五猖会》的短文，说儿时到绍兴东关去看五猖会，神像是五个男人。其实，五猖神源出皖南。民间祭祀时，需谨备长江鲜鱼、三牲福事、干净斋饭和水花豆腐等，拜请五方诸位众神——风猖神王、狂猖神王、毛猖神王、野猖神王和伤猖神王。而祭神时例须做戏酬神，此处做戏的戏班名叫“奇音班”，由大家凑份子聘请。从这封信来看，当时，全村共花了十两银子，写信的妇人家出了“二星”。“星”是秤杆上标记斤、两、*的小点，这里的“二星”可能指的是二*。戏是由驼背叔公点的，做了两出戏，一出叫《舍郎》，一出叫《古城》。
喜儿台前闯祸，三害打骂上门，“半世死”骂过不了，“少年亡”骂过不宁，气得我心里跌丁丁，骇得我手脚如冰，馒头、肉包倍[赔]礼，百般小心出门。
这是说儿子(喜儿)在看戏的台前闯祸，一个绰号“三害”的人打上门来，自己遭人辱骂，被骂得非常难听，什么“半世死”，什么“少年亡”，什么难听的就骂什么。自己虽然气得不得了，但也只好忍气吞声，拿出一些食物来低三下四地赔礼道歉。商人妇讲这些话，意思是说家里没有男人支撑门户，所以备受他人欺凌，也以此衬托出自己咽苦吞涩，既当爹又当妈、管束子弟之不易。
荷花偷吃冷粽，重阳肚痛至今，请医服药不效，求神问挂[卦]不灵，菜园无人料理，挑粪也要倩人。
荷花可能是个丫环，因重阳日偷吃了冷粽而一直肚子疼痛，无论是请医生还是求神保佑都不奏效，所以无人浇菜挑粪，家务可谓千头万绪。说这些话，又在表示自己早起晚息，杂事萦心，世态人情经历多多，持家相当辛苦。
今年新娶侄息[媳]，讲话又不听人，题[提]起女中针指，全然莫莫[默默]无闻，况且好吃懒做，兼之又不成人，日日人家去坐，时时多嘴多唇，得在邻居啕气，人人看家面情，不但人品丑陋，而且塔鞋拖裙。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在我看来，其实，两个女人就足够上演数台戏了。年纪大的总归看不惯年轻人的做派，而在晚辈眼里，倚老卖老恐怕也同样讨嫌。从上述的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商人妇眼里，刚过门的侄媳妇人长得丑陋不堪，穿着疲疲沓沓，不仅描鸾刺绣各色女工一样不晓，而且为人好吃懒做，四处游荡，多嘴多舌，经常与人啕气(“啕气”亦即淘气，也就是生气的意思)。
癞痢叔公酒后，无得[缘]无故出言骂人，与他理论几句，反彼[被]强闯欧[殴]凶，意欲下府告状，幸看庞伯讲请[情]。
癞痢叔公酒后撒疯，无缘无故骂了我，妇人家与之理论几句，反而被他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我气不过，很想到徽州府告状去，但被中人庞伯劝阻。平居乡里门前朝暮，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只是自己屡屡受人欺侮——这也是在诉说家中因无男人主持，为妻的好苦也么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