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从灌水取球到历四朝的不倒翁

文彦博：云愁万木老，渔罢一蓑还

当年苏东坡知杭州时，有个朋友劝诫他，没事就饮酒赏花，习书法，少写那些妄议朝政的诗词，这位给苏东坡忠告的人叫文彦博。

凭良心说，我是不太喜欢这文彦博的，这是缘于以他为首的文官集团，打压北宋难得的武将狄青，后来竟直直地将狄青给吓死了，当然，这其中欧阳修所起的作用也不小。

不择手段地打击陷害便也罢了，关键是还理直气壮，当狄青问文彦博原因时，文彦博回答道，“无他，朝廷疑尔。”这岂不是同后来秦桧陷害岳飞时的“莫须有”如出一辙，分明就是耍无赖的口吻嘛。

当皇帝也觉得对狄青的处置有些过分而求情道：“狄青是个忠臣。”文彦博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这一句可算是戳到仁宗的软肋，太扎心了，于是，狄青便悲催了。

不过，这倒也显示出文彦博的直率，按说这并不是文彦博其本色，他说话还是要看对象的，我在史书记载他的言辞中，似乎没找到过对其他人说过类似的话，这就说明，他是从心底看不起狄青的，所以做出“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是不行的”姿态。

文彦博，字宽夫，号伊叟，山西介休人，进士出身，北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历仕仁、英、神、哲四帝，所谓“荐跻二府，七换节钺”，出将入相达50年之久；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世人尊称为贤相，92岁时逝世，南宋初追复太师，谥忠烈。

他是介休三贤之一，从简介上看，他的太师之前有个“复”字，这说明是失而复得，那是因为他以前是太师，可后来蔡京为相时给剥夺了，并将他同吕公著、苏轼、司马光等人一起列入“元祐党人”，直到赵构在江南立足后，方才恢复平反。

在古代平均寿命普遍较低之时，这文彦博活得够长，据说西汉之初还有个活了百余岁的宰相名叫张苍的，但就影响力来看是远不及文大人的，所以，文彦博在北宋时期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

他的从小就很有名气，有个“灌水取球”的故事说的就是他，虽然没有司马光的那砸缸那么有名，但很多人却也是知道的，从这故事中也能看出，他自幼便以机智慎思著称。

他是21岁时考中的进士，这一榜虽没有后来嘉佑龙虎榜中二苏、二程、二曾的那样风光，但却也是人才济济，云龙际会，其中就有韩琦、包拯、吴奎等一众人，这些人后来都位至权要，执掌国命，当苏轼们还在科考时，他们这一帮人已经开创了“嘉佑盛世”，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富裕朝代的基础。

文彦博三次改姓，他家族其实原来是敬姓，后来因为要避晋高祖石敬瑭的名讳，于是，将敬字一分为二，有改姓文，有改姓苟，后来也有改回来保持敬姓的，所以，这三个姓实为一个源流。

文彦博考中进士后，分配到山西翼城当了个县令，又去绛县当了几年通判后，便回京任职，先是在监察部门工作几年后，就朝内朝外的多地任职，还到我们成都当过父母官呐。

大家都知道，有宋一朝皆为文士掌兵，如当时抵御西夏的就是范仲淹及韩琦等人，都是正宗的文人，文彦博自不可免，他在41岁时入朝为枢密副使及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级的国防部副部长。

在这个职位上，他最大的功劳是平定了贝州王则起义，这也是他被广泛赞誉的丰功伟绩之一，并因此而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集贤院大学士，一举成为当朝执宰，掌北宋政事，不过，对此功绩我是小有疑惑的。

王则起义的影响很大，是震撼京师的一场士兵暴动，贝州即现在河北清河一带，离首都开封并不远，此次起义时间不长，仅65天即被平复。

起义之初，朝廷是派文彦博的副手明镐前去平叛，明镐也是进士出身的文人，由于叛军据城坚守，久攻不下，遂准备挖地道奇袭；而此时文彦博急不可待，亲自前来监军，十日后便由地道攻进城去，将叛乱平息。

如果说这算文彦博功劳的话，区区十天时间，这地道怕连工具还没能准备齐，能作什么用？由此来看，这首功应算在明镐的头上，但谁让文大人是明镐的上司呢，就如同歼张灵甫和打淮海战役的是粟裕，而封元帅的却是陈毅一样，这叫规矩。

文彦博为相后，做了两件大手笔之事，一是与在戏曲中经常被描写成坏人，是包公死对头的枢密使庞籍一起，裁撤兵士8万人，大大减轻了政府和民众的开支；二是启用了一大批有为之人，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他竭力反对的王安石。

他比王安石的资格可老多了，文彦博做宰相的时候，王安石还只是一小小的通判，但他慧眼识珠，正是在他的推荐下，王安石才从地方调来中央，而后来的他却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力。

在宋神宗询问他对变法的看法时，他说了一段现在最具争议的一段话，即“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句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意思是跟皇帝一起治理国家的是士大夫，而不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何时变，如何变，当然要听士大夫的意见，而不是一味地考虑老百姓们的感受，因为他们是没有发言权的。

这个说来复杂，问题的关键点在于何谓士大夫，是官僚还是地主？抑或是人们常说的官僚地主阶级？还是通过科举而得志的寒族？特别是在历史上被称为皇帝和士大夫共治最完美的仁宗朝，与后来王安石变法是如何的一种演变过程，引起了后人千奇百怪，各式各样的争论。

看似都有道理，条条道路通罗马，我觉得争这个意义不是太大，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争论，太形而上了，不过以我的感觉，文彦博的这句话倒算是一句大实话，封建王朝是家天下，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待和评价，现在的国家是人民民主国家，同封建时代是有站本质区别的。

皇帝要维持家天下的统治，必定要依靠某个阶层来维持，是靠皇族还是军阀？是靠士族还是地主？所以我认为还是士大夫要靠谱些，因为毕竟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平民转化而来，至少对底层的生活状况是有所了解的，而文彦博能说出“与士大夫共治”，已是很了不起了。

自古小民百姓如草芥，如果说皇帝要与百姓共治天下，那无疑于痴人说梦，即使皇帝有此心也是无可行性的，唯有与能代表百姓利益的人共治，哪怕只能可怜的一点点代表性，便也难能可贵的，至少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进步许多了。

即使是正能量满满的王安石变法，也很难说清楚是为民谋福还是为皇家敛财，不过，以国家的形式行银行的职能，强行同百姓交易，这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是欠妥的。

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是左右群臣站队的风向标，也是潮起潮落的根源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不知有多少人栽了跟头，而且还连带了他们众多的门生，如那本身就转身事外的黄庭坚等人，都无一幸免，当然，吃亏最大的还是持反对意见的“旧党”，轻则贬官，重则发配，幸好宋代不杀文士，不然，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

文彦博还算幸运，资格老，人缘好，处事还算中庸公允，所以，同司马光及苏轼相比，结果要好许多，只是外放为官，不久又回来继续主政。

他心胸阔大，仁慈为本，御史唐介弹劾他勾结贵妃，理由是在成都主政时给皇帝的宠妃送过蜀锦，皇帝遂将文彦博杖责，贬谪并外放，并且因唐介言语中有大不敬，伤及了皇家威严，也一并贬官外放。

不久后，皇帝想起了文彦博的各种好来，感觉处罚太重，便招回京并复其相位，可他却久久不回，上书朝廷，请求将唐介一并复职，不然就奉诏，结果自然是二人同时复职并成为好友，还在皇帝那儿和众人心目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这点我们从他同包拯的关系上也能看到，二人不仅是同科进士，而且还是儿女亲家，但那戏剧舞台的“黑包公”也是个执拗之人，二人因不同政见也是闹得不可开交，但于私谊却一直很好，因为这二人都是出于公心，所以，任何争执都不会影响其友情，这点比起那在党争中以私利为事之人，不知要高尚了多少。

文彦博可以说是士大夫推崇的标杆人物，首先，他的为政之道是行中庸之策，不偏不倚，不枉不纵，即不徇私情，也不惧权势，本人亦清正廉洁，大节无亏，而且活的时间又长，历四朝而不倒，似大宋的一根定海神针，所以，有人将他称为“北宋第一名相”。

在我的心目中，如王安石和张居正这样的人才能称为名相，而所有守成有余，开拓不足者都不能享有这一称号；但是，现在我的观念中，也作了一些修正，其实那些守成固本，维护现在体制之人，也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应该获得本应得到的认可和赞赏，比如这文彦博。

对小民百姓而言，一旦认定了某个运行体制或规则，便会成为其拥挤人，对所有试图改变的法令或人带有天然的抵触情绪，所以，努力维护好原有社会框架，是在朝在野的人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他们都在旧秩序的运行中有着自己的位置。

众所周知，北宋是我国最富裕的王朝，但却也是历史上盛衰两极分化严重的朝代，以宋仁宗为代表的北宋官家，一方面是奉行“无为而治”，另一方面却又不停地为增加财富而折腾，当然，这其中原因有二，一是官僚集团太过庞大，而且又是高薪俸养；一是连年战事不断，虽无大危机，但这军费开支亦是很惊人的。

左冲右突，忽左忽右，一会儿改革，一会儿又废除，不仅朝堂上争执不休，各势力派形同水火，民众也无所适从，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能镇得住之人还真是不行，朝廷需要一位能服众的人来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而文彦博正是这样一位主心骨之人。

他的存在并不是如王安石一样，通过变法和改制来缔造一个强盛的国家，也不是如司马光等人一守旧制，以人事为准来衡量是非得失，他的作用就是两个字，即稳定，即推进风险较小的进步，又恪守早已完善的制度。

这种态度大致应该与苏东坡所持观点相同，但苏同学锋芒太露，太张扬，在政治资本上不能同德高望重的文彦博相比，所以吃亏太多，文人嘛，在边上喊两嗓子也就罢了，真正要定国安邦，还真得要文彦博这样老成之人不可。

据《宋史》载：“文彦博立朝端重，顾盼有威，远人来朝，仰望风采，其德望固足以折冲御侮于千里之表矣。”由此可见，他不但在国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在四夷心中也是有威望的人物。

当然，在封建社会的组织架构中，一个人能力再强，威望再高，最终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上，这就要看他是否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和支持，而这完全取决于他内心是否真的是公心，或者是在民众和皇家之间，能保持最好的平衡，并在此基础上效益最大化，而文彦博正是这方面的高手。

北宋的党争让人有些看不懂，很多人在下边都是好朋友，师生之谊，同年之谊，学者之谊，文士之谊在他们中间纵横交错，千丝万缕，何以一弄去朝堂之上，便要整得个你死我活，水火不容。

王安石为相，尽黜不同政见之人，司马光执政，全数罢免王党之人，章惇上台，对旧党反攻倒算，非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向太后掌权，旧党又欲将新党赶尽杀绝，徽宗亲政，蔡京立“元祐党人碑”，不仅将旧党彻底摧毁，还将这些人的后代一并清算，不准入朝做官，如果不是金人入侵，弄出了靖康之难，还不知这党争要何时才能了结。

党争开始之时，还是因政治观点或施政措施不同而相互攻讦，后来却是堕落到成为小团体甚至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毫无人间可言，最后竟发展到以个人恩怨为准绳而进行了一场无原则的血战，最终是将北宋王朝拖向了覆灭的深渊。

文彦博是这场大战的亲历者，也是旧党中的重要一员，但他受的伤害并不严重，仅仅是逐出京城，去外地当了一阵地方官，转了一圈便又回来了，在旧党生存空间被挤压到退无可退之时，他依然能在朝堂的立而不倒，与五代时那十朝元老的冯道有一拼。

与冯道相比，二人都是德高望重，海内景仰，本心办事，以安民为最高准则；不同的是，文彦博的话语权显然要重许多，而冯道直如一蒙古国的海军部长一般，顶着个空名头，对哪朝皇帝都无威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在那乱世之事，各朝皇帝们也乐得用他的威望，混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

文彦博其实严格算来，是一个不朋不党之人，他以前不仅推荐了王安石，还同共事多年，有着很深的交情，但自变法以后，以他不喜折腾，公心为民的本心，是反对变法的，而王安石又是著名的“拗相公”，对一切反对自己的人都是要加以处罚的，所以文彦博不幸地被划入旧党之列了。

文彦博书法

尽管现在王安石是妥妥地正能量之人，说他心胸开阔的人也不少，举例便是一句话救了苏东坡，但要知道，那时他已罢相，他救苏轼是爱其才，如果苏东坡无大才，是一同他对着干之人试试？

文彦博长寿，这是他的立四朝而不倒的本钱，而且还能干，苏轼说他“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这个就很难能可贵了，他一直干到八十余岁，虽然年年都在请求致仕，但皇帝们都不同意，都希望他继续为其站台。

平阳石洞本天然，上有幽林下有泉；

野客栖迟堪养道，蓬莱无处不成仙。

晚年信佛的他，养生自有其一套，上而这首《平阳洞》还算比较契合他的心境，也许这也是他得以高寿的原因吧。

文彦博最大的长处，是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对象不同用词及态度也大相径庭，这倒不是说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是一种智慧。

文彦博墓

正是具备这样的智慧，使得他进退有度，张驰自如，即不像贺知章一样成天嘻哈度日，也不似欧阳修一般为朝堂醉翁，所以，他即使是在党争最为激烈之际，也显得游刃有余，苏大学士如果能在这方面能学得一星半点，何至于去岭南吃荔枝。

而且他也是一位极有见地的实干家，史载，“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文彦博在待人接物方面是极为谦逊，又爱好行善，心情极为平和，故而享年够长；但作为宋代知名文人，其著述极少，诗歌虽说写得寡淡平平，但却禅意充盈，风格秀逸，可能著书立说太累，他可不愿为此损伤身体。

虽说他“沉敏有谋略，知国家治体，能断大事”，但观文彦博在北宋四朝所起的作用，看似并无特别出彩之处，一如清时李光地曾言，“富郑公、文潞公，看来不过是有学问的老实端正一边人。”

但是我觉得，在太平之时而朝内波涛汹涌之际，有这样一个人来镇台也是不可或缺的，他的“老实端正”也正是能压得住阵脚的法宝，正如黄山谷诗云：“披拂不满襟，时有暗香度。” 所以，文彦博是一位不应被现今遗忘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