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去呼和浩特市参加内蒙古军区和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一次“对台宣传”会议，为了写一篇作业文章，翻阅了大量有关内蒙古和呼和浩特的资料， 其中有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内蒙古访古》，文中说“恩格斯说`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诗人’。我们在内蒙古地区看到了这个最伟大诗人的杰作……群鹰博击，万马奔腾。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哪里能找到这样波澜壮阔、气势豪放的诗篇呢”？文章写成后被采用，在福建前线广播台播发。之后又参加了几次《内蒙古日报》社和电台的培训、表彰会议，对出生和培养我的这块土地的认知逐步深化。以后成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接触西口文化以来，很多过去积累的资料闪现出来，只光片羽也好，文章书刊也好，全与实地考察连系结合起来。近年来在《漫漫西口路》系列采访中，觉得呼和浩特应是最具典型和关键重要的，其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当之无愧是祖国北方的中心，也是西口文化的辉煌篇章。几次沿大青山南麓和黄河北岸行走考察，了解阴山中段地理历史，登临一些纵向的山脉山峰，比如九峰山、金銮殿山、蟠龙山、虎头山、蜈蚣坝、夹山等“。虽然罕见“草木茂盛多禽兽”“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态景观，但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内一些山谷林草丰盛之地让人留恋忘返，阴山南麓与黄河北岸绿化兴起，生态逐渐好转。呼和浩特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大青山南侧，蛮汉山西北，一带敕勒川西通包头市，东邻乌兰察布市，南接土默川平原，隔黄河与鄂尔多斯市和我的祖籍山西省相望。
作为祖国正北方的自治区首府，其地理位置特别重要：为西北数省的咽喉和商务中心，是环渤海经济圈、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三大战略的交汇处，为联接黄河经济带、亚欧大陆桥、环渤海经济区域的重要桥梁，是中国向蒙古国、俄罗斯开放的重要沿边开放中心城市，也是东部地区连接西北、华北的桥头堡。同时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航空枢纽。除天津、石家庄外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省会城市。呼和浩特市是北上草原、西行大漠、南观黄河、东眺京津的重要旅游集散中心之一。有战国赵、秦汉、明朝的古长城；有北魏盛乐古城遗址；有见证胡汉和亲、被誉为民族团结象征金字塔的昭君博物院；有黄教寺庙大召；有清朝管辖漠南、漠北等地的将军衙署；有现存中国和世界唯一的蒙古文标注的天文石刻图的金钢座舍利宝塔；有辽代万部华严经塔（白塔）；有清康熙帝六女儿和硕恪靖公主府；有号称“召城瑰宝”的席力图召。
八十多岁的二舅张耀陪我们来到旧城广场，边走边聊呼和浩特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作为“走西口”人的后代和大青山里走出的新中国首批学习地质专业的大学生，他几乎跑遍内蒙古和邻近省区的山川大地，见多识广。我与他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从呼和浩特文明的起源大窑文化，到出现过许多规模庞大的军事城堡和繁华城镇，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旅蒙商家互市之地，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碰撞、融合的前沿。从新城到旧城，转塞外古城，游五塔寺、大召、席力图召，瞻仰高大的阿拉坦汗塑像，在现实与往昔穿越，令人充滿历史情怀。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在阴山下筑长城，并设云中郡，郡治故址在今呼和浩特市西南托克托县境。西汉武帝时，在河套地区兴建了一批军市，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塔利村（旧称“塔布陀罗亥”，蒙古语译音）就留有西汉时期的土城遗址。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拓跋部在北方兴起（专访过其早期都城“盛乐”，即今呼和浩特南面的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北，盛乐经济园区西）。唐太宗贞观年间，唐军大败突厥于白道（今名蜈蚣坝，在呼和浩特市北，我去两次）。公元10世纪初，辽国在此设天德军及丰州。丰州故址在今呼和浩特东南的白塔村附近（我去过一次）。公元12世纪初，女真灭辽建金，呼和浩特仍称丰州，是当时的军事重镇，也是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州邑之一。元朝建立后，丰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元人刘秉忠诗曰：“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写的就是当时的热闹景象。1368年（洪武元年），元亡明兴，元朝的残余势力退往岭北地区，当时呼和浩特属晋王辖区，为东胜卫所在地。曾任管理干部学院的郝处长介绍，呼和浩特是一座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满、回等36个民族共同聚居的城市。自古以来便是少数民族活动的主要场所。早在春秋以前，这里曾居住着以游牧为生的戎狄族。战国时期，阴山南北成为林胡活动地区。秦汉时期，匈奴族在这里辉煌一时。唐代，这里是突厥族活动的地方。北宋时，这里又为辽所统治。
在明朝以前，塞外草原上还没有一座像样的城池。土默特部领主阿拉坦汗驻牧控制漠南蒙古以后，经数十年劳动建设，房屋“板申”遍布。关于板申，在此之前就已出现，蒙古语称“格尔”或“格尔伦”；《万历武功录》记明嘉靖33年大批汉人逃到土默川“虏割板申地家焉。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板申地”即汉人地，或汉人村落。这里是指汉人聚居的农耕区域，蒙古语“白兴”（百姓），汉文写作“板申”。明代蒙古文史料中很少有板申记录。有专家认为，板申一词是汉语百姓的转音，其含义是田园、村庄之意。阿拉坦(1507—1582年),史书称“俺答”,是蒙古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和权威的一个可汗。从16世纪中叶至末叶,他统领十二土默特部,即呼和浩特一带,在自己的领地内发展农业、手工业,兴建城市,促进了蒙古地区经济的发展。阿拉坦汗还利用汉族工匠建立“大板申”、福化城（美岱召）。据《明史》记载， 明隆庆六年(1572)，又召集各族能工巧匠，模仿元大都，在大青山之阳，黄河之滨，破土建设具有八座楼和琉璃金银殿的雄伟美丽的城池。有记载说这座城进入施工阶段后，三娘子是主要的主持者。万历三年，该城竣工，明廷赐名为"归化城"，意为各民族归顺、化一。这座规模较大的城池，在层峦叠嶂的青山辉映下，显露着一派苍郁生机。当时的归化城由青砖砌成，远望一片青色，当地蒙古族人民给她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库库和屯"，又译为"呼和浩特"，汉意为"青色的城"。“呼和浩特”之名称最早出现于《俺答汗传》:“大名扬天下的圣主俺答汗……始建有……美丽的呼和浩特”。黄教传入后修建起弘慈寺（大召），也称“召城”。归化城也就是今呼和浩特旧城区的雏型。在修建归化城时，阿拉坦汗已经进入老年，并且疾病缠身。因此，三娘子积极辅佐丈夫处理各种事务。万历九年(公元158l羊)，阿拉坦汗和三娘子再次扩建归化城，又修筑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外城。据《玉泉区志》记载，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察哈尔部林丹汗，“克归化城，夺银佛寺”。明崇祯五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战败林丹汗，追到归化城后纵火烧城，唯独对银佛寺倍加保护。后来的归化城是清朝在废墟上又重新建立起来的，但是人们为了纪念三娘子，仍然将归化城称为三娘子城。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原三娘子城外增筑了一道外城，包围了原城东、南、西三面。各面比原先加宽了100米左右，北面利用了原来的城门楼，原先的南门已处于城中，随即改为鼓楼。后又在距旧城东北2.5千米处另建一驻防城即新城，乾隆皇帝命名为“绥远”，意为久远安定。城中官员瓦房三千余间，土房一千六百余间，兵丁土房一万二千间，还有少数铺面房。建筑成棋格，规划布局很好。东西南北开四门，分别叫“迎旭”“阜安””承薰”“镇宁”。之外有瓮城、石桥、流水护城壕，广植树木。城门上有望楼，四角有角楼。城中鼓楼向各门通大街。将军府位于鼓楼西侧，内建各司部房130多间和小花园。府门前大照壁上方嵌“屏藩朔漠”石刻字碑。府外附设钟鼓亭、守卫房、牌房门、旗杆、辕门。《大敕建绥远城碑记》载:“大青山拥其后，伊克图尔根、巴罕图尔根之水（大小黑河）抱其前，喀尔沁之水带其左，红山口之水会其右，地势宽平，山林拱响”。于是移右卫之建威将军驻此，与驻“西宁”的抚远将军同为全国常设两大将军之一。新城内主要是军营，旧城（归化城）内则聚居着居民。当初从右玉移驻此地的八旗兵，有汉、满、蒙古等族。此地为一民族大家庭。还有从山西带来的工匠。晋商也纷纷移迁此地，将大部分字号商铺设于旧城。
内蒙古博物馆老馆长 塔拉引领我们边浏览馆藏文物，边穿插历史故事，让我目不暇接，记录拍摄手忙脚乱。明代至清朝，针对归化城为中心的土默川农业很大发展的实际，实行绥远地区“蒙汉分治”，即在盟旗制外，设立一些管理垦区的汉民事务及解决蒙汉间纠纷的机构，就是通常所知的口外五厅或七厅。口外五厅是指最初隶属于归绥道的归化城、萨拉齐、托克托、清水河、和林格尔。而七厅是五厅的基础上再加上隶属于大同府的丰镇厅和朔平府的宁远厅。归化城厅于雍正元年（1723）设“理事同知”，属山西大同府。雍正七年（1729）改属朔平府。乾隆六年（1741），升为直隶厅，置抚民理事同知，分理蒙汉民事务，隶于山西归绥道。后又设绥远城理事同知，专管归化、绥远一带的粮饷，也属归绥道，乾隆25年改为理事厅。光绪时，将绥远地区的理事厅改为抚民厅，以适应“移民实边”和“放垦蒙地”的政策，标志着清朝对设治地区的汉民正式“编户立籍”。清末年，将归化和绥远合并，称归绥。1913年绥远将军张治开辟新、旧城之间马路（今中山路）。1922年平绥铁路通车，车站附近建起货栈、住宅、机关和商店，形 成与旧、新城之三角稳定格局。
自从元朝政权被推翻以后，蒙古后裔退居大漠南北。在经济上，以游牧畜牧业为主的蒙古地区，“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衣缯之具”，均仰仗中原农业地区。早在16世纪初,北方汉族人民就已经流入土默特地区。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亦不幸大扎，人畜死者什二三。”1547年因疾疫死者“亦复过半”。1551年又是“畜产死,人民疫病”。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土默特经济陷入了极度危机之中。嘉靖二十五年,阿勒坦汗在经过多年的探索以后,开始走发展农业的道路，以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据《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上》记载：“是年四月,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建砖塔城,用牛二犋,耕城约五六顷,所种皆谷黍薯秫糜子……” 这说明阿勒坦汗已决定在其领地大力发展农业。农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蒙汉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实现的。嘉靖年间,明朝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或发生哗变,或揭竿而起(白莲教起义),反对暴政。种种原因,造成大批汉族人民越过长城,纷纷逃往土默特地区。后来，白莲教首领丘富投奔土默特部，阿勒坦汗采纳丘富的建议，“悬书穹庐外”，招纳边内汉人。对迁来的汉人不仅不虐待，反而赐给帐幕、牛羊和牲畜,奖励他们努力耕耘,从事农业生产,并颁布保护农业的措施，禁止盗窃田禾。如史籍所载:“初，大同之变，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俺答择其黠桀者,多与牛羊帐幕。“先是,吕老祖与其党李自馨、刘四等归俺答。而赵全又率渫恶民、赵宗三……等二十八人,悉往从之。互相延引,党众到数千,虏割板升地家焉。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反资虏用。另外，阿拉坦汗还采取不杀俘虏的政策，又召集逃亡者兴农业，所以有许多汉族农民为了摆脱明廷的差役和地主阶级的重重压榨,往往自愿出塞逃命为生。史料记载:“尝密闻外间人言,……向特怕虏杀我耳。闻虏筑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养我，岁种地，不过粟一囊草数束，别无差役以忧我，而又旧时岁去人口,有亲戚朋友以看顾我，我与其死于饥饿，作枵腹鬼，死于兵刃，作断头鬼,而无宁随虏去，犹可得活命也”。于是迁入呼和浩特一带的汉人越来越多。到明朝万历初年,居住在土默特的汉族人民已达十万余人,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这是汉族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迁入呼和浩特地区。汉族人另一次大规模的迁入就是有名的“走西口”。发生在清朝康乾年间。清朝统一全国后,社会秩序安定,富庶的呼和浩特平原又吸引了没有土地的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汉人。这时汉族移民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清政府用“征用”、“效纳”等手段划拨占用的土地,由朝廷招徕汉民耕种,按亩征收地租。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为解决军粮问题,在大小黑河流域招民开垦, 浑津、黑河开垦土地281顷多。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曾计划在归化城土默特开放土地4万顷。绥远城建成后,急需就地解决军粮,于是将以上计划付诸实施,从乾隆二年开始至乾隆五十四年(1737—1789年),在归化、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处垦地20105顷。这些土地由清政府向山西等地广泛招民开垦。二是在家乡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但很贫穷的农民 ,为了获得自己的耕地,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寻找一片乐土,背井离乡,成群结伙蜂涌向归化城一带“觅食求生”。他们在数量上和开发区域上远远超过前者。面对这种事实,清政府欲禁难阻,于是废除其封禁政策,允许汉民到归化城一带垦种。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政府遣往归化城等处巡视的郎中伍宁上奏折称:“上年口内歉收,贫民就食归化,无力回籍”。清政府要求对出塞谋生的流民,可照成例,效法“恩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政府议准:“口外牧场地方本属辽阔,近年来王公大臣等牧放牲畜渐稀,而流寓小民在该地方居住者渐聚成村落,……是虽定有严禁之名,实无严禁之实,不若准其耕种,作为有收之土,照例升科。”由于清政府对蒙地弛禁放荒,又由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地租偏低,地旷人稀,也因为地域接邻的关系,很多贫苦的山西百姓扶老携幼前往该处耕种,甚至“竟将全家搬出口外”。雍正初,仅大同等府百姓“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而“归化城外尚有五百余村,更不知有几千家矣”。乾隆七年(1742年),有人经过其地,见归化城郊“开垦无复隙土,大成村落” 。城内更是人烟凑集。出城西行至黄河河套的土默特左、右二旗地,“迷漫千里,悉皆腴壤,人居颇广”。向北到大青山脚下,皆有“山西人携家开垦”的田地。它们“散布山谷间,山土饶沃”。在汉族移民的影响下，蒙古族牧民也开始向农民和半农半牧转变，有的甚至完全放弃游牧。归化城到光绪年间，牧地已基本不复存在。之前靠内陆进口粮食，反而成为粮食及其制品的输出地。民国15年，经由归绥用火车向北京、天津、张家口运销的粮食在五十万石以上。随之市场活跃，粮店纷起，出名的有德行店、万盛店、西盛店、义丰店、兴和店、大德店等。据乾隆八年(1742年)统计,归化城土默特共有土地75048顷,已垦土地60780顷,牧场仅剩14268顷,仅约占总数的1/ 513。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原来田畴不兴的大青山以北地区,已发现民人300余户。到乾隆六十年共开垦大青山后牧地4230顷。嘉庆七年(1802年)又开垦大青山后四旗空闲地766余顷。道光时,这里荒原已变成熟田,人口凑集、村庄渐多。
归化城早已蒙汉杂居，交易发达。清初平定蒙古，雍正13年(1735)又在归化城东2公里建绥远城，新城(绥远城)驻绥远将军等官，为当时山西省属归绥道的政治中心。旧城(归化城)仍为商业区，归化城驻归化城厅，绥远城驻绥远城厅，蒙民牧区仍为土默特旗。归绥地区逐渐成为漠南蒙古(今内蒙古)的最大都会，这里的汉族，祖籍大部分是山西。归化城是清代内陆与外蒙、新疆交易的中继站，贸易分四路：北路对外蒙、西路对新疆、南路对内陆、东路对东北。形成来往蒙古与东西之间的“丝茶驼路”和“绥蒙商道”。通行的有“归库路”（归绥——库伦——恰克图），“前后营路”（归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古城），归绥向西穿越沙漠至新疆等路线。沿途水草丰茂，无河流阻隔，行车方便。这些路上都设置驿站。其中内陆经雁门关、杀虎口——鄂尔多斯路站较通行，至归缓后可四通八达。清廷对归化的军事地位十分重视，置“绥远将军”（从一品）。“归化城……外番贸易者，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乃扼要之地也……总于大同府”。在包头建埠之前，为西北各省贸易中枢。移民也不断增加。“贸易行”多为晋商开设，拥有大量资本，大商号都设有分号，还有支分店流动于各盟旗及草原村落寺庙。到民国初年，输入输出货值一亿多元，商号最多时有三千七百多家。不少洋行在张家口设分行，在归绥设分支机构。归化城最大的商号是大盛魁，其前身是吉盛堂。它是由太谷的王相卿、祁县的张杰、史大学三人合伙的货郎担(蒙名丹门庆)，随着康熙征讨噶尔丹的军队进入外蒙的。先在乌里雅苏台(亦名前营，今名扎布哈朗特，驻乌里雅苏台将军，是清朝统治外蒙的军事中心)创设了大盛魁总号，又在归化城、科布多(亦名后营，今名吉尔格朗图)等地设分庄。归化城是大盛魁的重要基地，咸丰时总号亦迁此。大盛魁极盛时有6000人，二万骆驼，垄断俄蒙贸易。据说呼市旧城80%汉族人都是来自山西，当年大盛魁兴盛时，还有这样的说法，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然而，其实这些兴起背后充满了艰险与无奈，讨生机、赚银两、背井离乡几个小贩，互相帮扶“合伙”做买卖，合作进而生意合力，商帮兴起。清初归化城有崇厚堂组织(是商务会的前身)设四乡负责，归化城老三大号是天元号、宏图号，范字号(范氏，祖籍介休，远祖范至刚，明代已“市易边城”),新三大号是大盛魁、元盛德(财东是祁县南社村段泰)、天义德。道光以来，有祁县、太谷、榆次等地开设的票号12家。到光绪时，钱庄、银号、票号等金融业发展到32家。进入民国后，手工业长足发展，归绥、包头等成为手工业中心，有皮革加工、制毡、酿酒、木器加工、打制铁器和其它金属器皿等等。民族资本工业有“漠南矿业股分有限公司”，开采包头石拐煤矿、云母、石棉等产品。刺激了民族工业，大盛魁投资兴建了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还有各类加工业200多家。傅作义主政绥远时期，推进工业发展，建设国货陈列馆，抵制外国侵略。鸦片战争以后，山西的旅蒙商和经营西北的商人，遭受到帝国主义(尤其沙俄)的打击，处境艰难。左宗棠平定了新疆的动乱，才使归化城的西路贸易继续繁荣。同治年间，山西商人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等，曾呈请绥远将军批准由归化城走喀尔喀(即外蒙),以与俄商竞争茶叶贸易。当时晋商先辈们抵达这里，从事草原赊账生意，这个本就是一场信用博弈。晋中商人创立的“大盛魁”，创下“三人合伙”，“从无到有”、“股份制”，“企业管理制”…我们总是羡慕外国那些“百年家族企业”，晋商打天下创立的“非家族继承”却兴盛百年的企业，更应该值得研究啊。辛亥革命后，归化城的旅蒙商遭受很大损失。实力最雄厚的大盛魁于1929年歇业历时240余年。元盛德1928年歇业，天义德1927年歇业。历时二个世纪的三大号虽都垮了，但归化城的东、西、南路贸易依然发达。民国后绥远成为特别区(后正式改省),归绥为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1921年4月，京包铁路修至归绥，更促进了商业繁荣，1932年拟改归绥为特别市，设市政筹备处，主办城市建设工作，自1930年秋天傅作义任缓远省主席以来，绥远日益成为抗日前线；德王穆楚克栋鲁普降顺日寇，竟使绥北沦亡，1936年的百灵庙大捷，使归绥成为中外闻名的华北国防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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