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浩：国宝级文物宋刻本《晦庵先生文集》
公元 1234 年，草原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蒙古灭掉了大金。
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南宋急了！南宋着急，倒不是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而是因为蒙古做了一件让南宋十分尴尬的事。大金朝原本是这件事的遮羞布，却被一把扯掉了。
1233 年，契丹人耶律楚材建议蒙古黄金家族称自己的帝国为儒教国家。这就有点儿触及南宋的底线了。以前，中原王朝和北方草原民族有的只是刀兵之争，这下还要争论“谁是中国”的问题。偏安一隅尚可“精神胜利”，这是要让南宋连做阿 Q 的机会都没有！蒙古人在北京重修了孔庙，就是要在文化上跟南宋争夺政权的合法性。这是还未杀人就要诛心啊！
这时，南宋朝廷不得不祭出自己一直不想用的撒手锏：理学。
说起南宋的理学宗师，一定绕不开朱熹。今天我们还能读到他的《晦庵先生文集》，要仰赖宋代出版业的伟大进步。现存最早的福建书院刻本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说到书院，理学能有这样力挽狂澜的地位，跟书院的发展和书院里越来越多的印刷书籍有着很深的关系。
理学也叫“程朱理 学”， 是儒学的 一个主 要流派。我们先回看一下历史。儒家学说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儒学的诞生阶段，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候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孔子、孟子还有荀子。可以说，此时的儒家已发展出自己的底层逻辑、底层价值，比如有了“仁”“义”等概念。到了汉朝，儒学进入第二个阶段，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这也是儒家第一次走上庙堂。
为了这一次“飞升”，儒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比如向君主专制妥协，还引入了阴阳家、道家的一些主张。这个风气一直持续到唐朝，我们可以将它笼统地称为“汉唐儒学”。然后就是我们提到的以程、朱等思想家为代表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明、清。
最新的这次儒学改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口号：“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不是 韩 愈 的《师 说》吗？没错在唐末，儒学的僵化与陈旧已经让有识之士们无法忍受。这里补充一个知识，在宋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在哪里学习儒学？从自己的爸爸或者师父那里学习。注意，这里说的不是“老师” 而是“师 父”， 是有传承、分门派的那种。儿子能反对父亲吗？不能。如果反对了就是不孝。徒弟敢质疑师父吗？不敢。质疑了就是背叛师门。这样的结果自然是一代不如一代。
韩愈看到了这个问题，发出了呼吁，但是当时就是这样的风气，谁也没办法。
到了宋朝，这个问题迎来了转机。
首先，更多的读书人冒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书便宜了。虽然唐代就有了雕版印刷术，但是一门技术的实用化、商业化是需要过程的。宋代的出版技术大大优于唐朝，只要去看看博物馆里的宋版书，你就明白它们为何在今天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广受欢迎。不仅仅是因为稀有，更是因为它的艺术性。文字的艺术在宋版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多了，还要有讲书的人，于是就有了书院。南宋的书院里有很多名儒大家，只要肯花钱，就能和这些先生学习。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你就能听到朱熹讲学。
没钱也没关系，你还可以去庙里看书。没错，那个时候寺院不只有佛经，还有儒家经典。据说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就有在寺庙里学习的经历。
这样人人可读书，处处有书读的氛围，自然能打破汉唐儒家的僵化状态。儒学的活力回来了，不一定要抱着之前的老传统，开放搞活、博采众长才是正途。宋代的知识分子不但可以绕过汉唐，回归孔孟正途，还可以吸收佛道，纳为己用。其实自南北朝至唐朝，佛教以其宏大的世界观和完整的理论架构，在中国大放异彩。更可怕的是，由于之前儒家思想家们自己不争气，故步自封，佛教已经抢走了很多“聪明的大脑”。
据说，北宋年间有这么一次让儒家学者汗颜的对话：
王安石问一个叫张文定的人：“在过去这几百年，是不是没人能超越孔子和孟子呀？”
张文定说：“怎么没有， 我看现在 就有很 多高僧，见识都远超孔子啊。”
当然，这段对话不一定真实发生过，但是记录或编造这段对话的人是想告诉当时的人们，如果一个思想流派已经无法让高级人才的大脑去思考，那么它必然会衰落。儒家要赶紧改革，否则聪明人都要去佛家那头了。
已经被人家超过了，就要虚心学习。宋代儒学家们开始吸收佛教精华。比如朱熹，他一面攻击佛教不是中原正宗，一面背地里“狂看佛经”。觉得有用的东西就要“借鉴”“融梗”。朱熹解释理学思想最核心的概念“天理”时，他告诉大家，自己找到了万物至理，即世间万事万物不是“各自为政”的。天地间有一个理，而这个理又能在万事万物中得到体现，每个事物都存在一个理。所以我们研究天地万物，就是为了通过它们认识到 “天 理”， 这就“理一分殊”。是不是有点难理解？
朱熹也感觉到了，于是他一着急，打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比方：“天上只有一轮月亮对不对？可是地上的河流有千万条。河水的水质不一样，倒映出的月亮也有千万个样子。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些月亮的倒影都来自同一个月亮。”
哎！朱老夫子， 您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是我们后人看得清楚，这其实是典型的佛教典故，月映万川。这种学习是伟大的，它让一直停留在人伦关系、君臣礼仪的儒家完成了理论的升华，这也是朱熹这一代南宋知识分子的伟大贡献。
找回了自信的儒家知识分子，一开始并没有急于得到朝廷的认可。这跟北宋末期日益丧失底线的新旧党争有关。
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们把关注点放在了基层。如果理论化是理学对儒学发展作出的第一大贡献，那么世俗化就是理学对南宋社会乃至中国之后一千多年历史的最深刻影响。理学家们提倡当时的老百姓们祭祀自己的高祖。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在之前的儒家礼仪中，老百姓只能祭拜自己的祖父，不配拥有祭祀更古老祖先的权利（这是士族阶层的特权）。我相信很多读者朋友都见过那种很大的宗族祠堂，这些祠堂就是来自理学的打破陈规。
天子有庙，百姓就要有祠。祭祀的规模大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就近了。因为越往上追溯，你的家族成员越多。对古代社会的基层管理来说，此举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家族越大，流民就越少，社会的稳定性就越强。你看，谁说儒学无用？稳定社会，不一定要靠什么变法革新，回归到儒家最基本的亲亲之爱，多祭拜个“爷爷”，不都解决了？
说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想过，理学这样搞，皇帝会怎么想？感谢他们？并不是。南宋宁宗皇帝时，理学家们遭到了强力的打压。
为什么会这样？
让我们回到理学的宗族扩大政策上。靠宗族祠堂治理社会的思想可不是纸上谈兵，它是得到了实践的。在福建，朱熹发动地方的大祠堂，组织当地百姓，参与社会治理。因为都来自一个地方，甚至还有亲缘关系，所以不论是集资赈灾啊、春耕借贷啊，宗族长老们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是走起了群众路线呀！
这样一来，来自皇帝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没了用武之地，显得十分多余。师从钱穆先生，享誉世界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他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道破天机：照朱熹他们这样搞下去，经济、金融、水利、教育、人才选拔等完全可以靠地方自治，进而影响整个官僚系统。皇帝？呵呵，早晚变成一个吉祥物被供奉起来。
这是中央政府决不能容忍的。其实理学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道学”。他们自认为自己拥有“宇宙大道”，对朝政多有抨击。靠着这种敢于直谏的精神，他们在文人之中声望日隆。公元 1195 年，朝廷规定天下想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须交一个“投名状”上来，先写一份保证书，证明自己和朱熹那帮人的学说毫无关系。但是朝廷越是禁止，朱熹的名声就越大，理学在民间的声望也越大，甚至成为真正的儒家正统。和儒家上一次获得正统地位的原因不一样，董仲舒的位置多半是汉武帝给的，而这一次可谓是“江湖倒逼庙堂”。
南宋末年，朝廷不得不把理学奉为正统，列入科举和官方教学中。朱熹的书也一度从禁书变成了“高考必读教辅书”。
和理学的发展史一样，南宋的特点就是庙堂政治少有作为，但来自民间的影响极大。印刷、出版、医学、药学、烹饪技术、造船法、天文学、军事火药、建筑甚至是世俗的大众化的文化娱乐，这些来自社会而非朝廷的“中国风”深深影响着后世的中国老百姓，甚至成为整个东亚，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精神气质。就像是这本宋版的福建刻本《晦庵先生文集》，它虽然不像金玉瓷器等皇家御用器皿那样珍贵，但是作为国宝级的文物，它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接地气的南宋。
文章摘自张志浩著《跟着文物穿越历史：30件文物里的中国》，时代华语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