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双抢”

今天是入伏的第二天，阳光铺洒马路对面的楼顶上，尽管隔着一层窗玻璃，我都能明显感觉出烈日的火焰。加上办公室空调失灵，让我再一次忆起三十年前的“双抢”。

一想起“双抢”，即将因为空调失衡的心理，瞬间又达到了新的平衡。女儿小的时候，每当我要忆苦思甜时，女儿都会抢着说：“想起那万恶的'双抢’”。是的，“万恶的'双抢’”确实是我以前常说的。

1981年以前，咱生产队还是大集体，大集体的“双抢”，我写过，故从略。咱大队其它生产队都是1980年“分田到户”。唯一迟分一年的只有咱生产队。究其原因，据说，咱生产队的社员特别高看我，笃定我能考上大学，他们就可多分田地。这是生产队里与父亲关系稍密切的社员告诉父亲的，父亲又告诉我，逼得我非考上大学不可。我当然不能赌气，故意不考上大学，这样家里可以多一个人的田地。这一年下半年，也就是我上大学后，生产队就紧锣密鼓地把田地给分了。当时的中央政策，但凡在读大学生，生产队应该视同家庭一份子，可以分得田地。但是，农村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毕竟当时有大学生的属于少数家庭，“寡不敌众”，也没法太过较真。

从1982年起，直到1988年研究生毕业，每逢暑假，我都是心急火燎地往家里赶，为的是替母亲和二姐（后来是大妹妹）分担一份“双抢”的农活。父亲早已失去劳动能力，他能做的是偶尔为我们端茶送水。

“双抢”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抢收抢种。收，是把成熟的稻子割倒放在田里，然后脱粒。种，则是把刚收了稻子的田，经过犁耙耖精耕细作后，种上第二季稻，种稻不叫种稻而称插秧。犁耙耖非一般人所可为，一开始，咱家不得已只有花钱请人帮忙。二姐订亲后，后来的二姐夫没少帮着干这些有技巧的重活和累活。当时，大姐已经出嫁，大妹和小妹尚小，真正干活的就是母亲带着二姐和我。

先说割稻。母亲一早就把二姐和我喊起来，说是早上割稻天气凉快。实际上，抢季节的时候，是不分早晚的。白天，烈日炎炎，一样是要下田割稻。母亲、二姐和我一起下田，一人一簛，此处的“簛”兴许是别字，今天上午，我特地问了高中同学：“一shai一shai地割稻的shai字怎么写？”大家在群里讨论了半天，最后的结论：有音无字。或许“shai”系我们当地的方言。“shai”在我们老家颇常用，如远远见到某人，shai过去，“shai”即躲避。母亲和二姐一簛七棵，我一簛只割五棵，不多一会儿，母亲和二姐就割到前面去，还聊着天，我被她们拉到后面，一个人弓着腰。右手握镰刀，左手握稻杆，捏满一把，就把它放在田里。动作重复而又单一，机械而又单调。偶尔，我抬起头，母亲和二姐正弓着腰，我又落在后面，自然不好意思找她们说话。一个人看着面前黄橙橙的稻谷，漫无尽头，无人诉说，那种苦闷实在难以言表。母亲和二姐割三簛，我只能割两簛。母亲割第二簛撵上我的时候，总是心疼我，让我割慢一点，每每在母亲心疼我的时候，我更加无地自容。

农村的男人，“双抢”时，没有穿衬衣的，只是在身上搭一块布，名为“披肩”。“披肩”多为自家织的老布做成的，我小时候穿过多年老布做的衣裳。我嫌身上披一块“披肩”麻烦，整个“双抢”，我都是赤膊上阵。赤膊五天之后，身上就会像蛇蜕壳一般，三天左右，身上就会蜕一层皮。一个暑假下来，我的身上会蜕三次皮。每到晚上在门口乘凉，小妹常为我撕身上的死皮。晚上乘凉，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光。一家人坐在一起，有得说的，因为父亲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我们只说不笑。我们聊天时，母亲就和父亲盘算着，当年的稻谷能卖多少钱，多少钱给我上学，多少钱给大妹妹缴学费，他们从不考虑自己。

后来，二姐出嫁了，大妹妹不得不辍学，搞“双抢”的变成了母亲、大妹妹和我，二姐也常回来帮忙。

如果父亲是一个正常的劳动力，二姐和大妹妹都不会辍学。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和母亲为了保我这个“重点”，牺牲了二姐和大妹妹。牺牲的，牺牲得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农村的家庭。

如今的农村，田地都流转给种田能手，农民也不种田，并且只插一季稻，更不用再搞“双抢”了。母亲楞想不明白。每次进伏以后，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在电话的那一端总是会说：“怎么也没人搞'双抢’呢？”我戏问：“妈，您还想搞'双抢’哇？”她“嗯”地答应一声。母亲心里一定还在想着怎么为我挣学费呢！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一辈子都把劳动当作我们这个家庭生存的必须。当我们在空调房里讨论哲学和审美时，我们不要忘了母亲的哲学，还有姐姐妹妹为我们做出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