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明朝梦”，十七世纪的中国，欧洲为中国着迷的时代
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教授史景迁在《纽约时报》举办的对谈中说，综观人类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他希望活在1540年前后（明嘉靖年间），住在杭州西湖的边上——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教养和最富于文化的时代。
史景迁是美国的历史学家，中国史专家，“美国汉学三杰”之一，连中文名字都是因为景仰司马迁而起的。史景迁最向往生活在明朝，在他眼里，明朝“活力惊人、人们饱读诗书，绘画冠绝一时，酒食丰富，鸦片尚未流入中国，社会平等，没有奴隶”。
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写道：
1600年的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其版图之辽阔无与伦比。当时的俄国刚开始其在扩张中不断拼合壮大的历程，印度则被蒙古人和印度人分解得支离破碎，在瘟疫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双重蹂躏下，一度昌明的墨西哥和秘鲁帝国被彻底击垮。中国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远远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
史景迁的“明朝梦”，也是西方人的“明朝梦”，欧洲人的“明朝梦”，十七世纪的中国，是欧洲为中国着迷的时代，那个时代没有“美国梦”只有“中国梦”。
一、明朝有多富裕
欧洲的传教士们来到中国以后，被明朝的富裕给惊呆了，利玛窦惊呼“远比欧洲富裕得多”。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载“在这个大国，……，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尤其是，他们努力工作劳动，是大商人和买卖人，所有这些人，连同上述国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当地被称做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
明朝是十七世纪全世界贸易中心，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德国著名学者弗兰克也在《白银资本》中指出，当时全世界白银产量中有1/3流向了中国，总数多达数亿两，明朝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
明朝的商业资本迅速崛起，富商巨贾比比皆是，仅仅郑芝龙海上商团的经济规模就达每年收入数万万两白银，世界有名的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也相形见绌。
明朝的城市化相当厉害，1630年时城市化率已达到8% ，晚明城市人口约达1536万人。
西班牙学的门多萨的形容说，明朝城市的道路又宽又直，15骑可以并行，整个国家的道路四通八达，那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
嘉靖年间，有一位叫做克鲁士的葡萄牙人曾旅居广州，在他的记录里，他对明朝城市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大，中国比听起来要大得多，每个小镇都像城市一样极壮丽，甚至连广州郊区的幅员可跟里斯本相比。
城市的环境卫生也让欧洲人赞叹，传教士利玛窦就曾对比过苏州与威尼斯，同样都是“水城”，但苏州除了繁华富饶外，更难得的是水质清澈。“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
二、西方人眼里明朝举世无双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十年（1582）抵达中国，他在《中国扎记》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明朝：“这里物产极大丰富，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 美，人们衣饰华丽，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他还盛赞中国“除了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在利玛窦眼里中国是举世无双的，甚至认为中国就是西方的理想国，“柏拉图在《共和国》中叙述的理想王国，在中国早已付诸实现”。
利玛窦在写给西班牙税务司长罗曼的书信里，高度赞扬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非常，太高太大了。如果详细写出，那就需要几大册。
葡萄牙人曾德昭，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对中国人赞不绝口：“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曾德昭甚至认为中国人也是白人，“中国人和我们欧洲人一样是白的，但是在热带的广州附近，他们的肤色稍微有点褐色，特别大陆附近岛屿居民亦是如此，除了广东省的中国人有点褐色皮肤以外，其余省份的人都是白色，和欧洲人的白色没有什么两样，而且越是往北走，中国人的皮肤就越白。”
三、震惊欧洲的明朝制造业
郑和下西洋，率领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庞大舰队。其中最大的船只被称为“宝船”，长度为151米，宽度为60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能够承载的重量高达800吨，能够同时容纳上千人。
郑和下西洋的背后是明朝先进的造船业。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至十七年（140 3-1419）造海船数达二千多艘，仅永乐三年就造了一千二百多艘。当时广州各色的大小平底帆船让欧洲人大开眼界，克鲁士甚至夸张的说明朝可以“用船在中国和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李约瑟博士曾这样形容道： “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明朝的建筑业更让西方人惊奇。门多萨认为，福建泉州的塔楼，要“超过罗马人的任何建筑”。还有那些巨石建造的明朝桥梁，在当时桥梁知识匮乏的欧洲人看来，他们“真不懂得是怎样搭上去的”，“他们（明朝人）可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建筑来。”后来沙皇俄国彼得大帝，就曾特聘中国石匠传授技艺，学习中国的造桥技术。
英王建筑师钱伯斯爵士说：“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像对太阳一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
明朝的手工业，克鲁士评价是“精湛技艺，巧夺天工”。明朝的丝绸和瓷器，对欧洲人来说就是时尚品和奢侈品，就是世界名牌，贵族圈谁穿欧洲的仿造版丝绸衣，一定会被笑话土。
明朝的中国就是西方的向往的圣地，17世纪欧洲大地上流行的是中国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里特意建造了“中国宫”。欧洲的中国热很厉害，穿中国丝绸，摇中国纸扇，收藏中国瓷器，看中国皮影，养中国金鱼，读中国书籍，挂孔子像，甚至中国的思想文化启蒙了欧洲，正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形容：“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四、明朝澎湃的人文主义思潮
史景迁眼里的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教养和最富于文化的时代。四大名著三个出现在晚明，晚明的确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时代，士大夫最惬意的时代。
钱谦益晚年也不无留恋地写道：
（万历间）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流连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藉高华，寄托旷达。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又以其间征歌选伎，博篡蹴踟，无朝非花，靡夕不月。太史公所谓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为富贵容者，用以点缀太平，敷演风物，亦盛世之美谭也。（钱谦益：《瞿少潜哀辞》）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的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思想象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所提出的‘经世致用之学’，其具体的论证，虽然许多不适用，然而那种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苏醒过来。他们有些人对于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到这时拿外国政体来比较一番，觉得句句都口心切理，因此而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它，是残明遗老思想之复活。”
梁启超说，具有启蒙意义的《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数十年。孙中山将这部书的初稿《留书》赠送给日本友人，表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决心。
在梁启超看来，晚明的学术思想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明清之际以李贽、黄宗羲、唐甄及其王艮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就是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想，而且是本土的思想而不是西方的思想。澎湃的人文主义思潮是晚明的一大特色。
十七世纪的明朝，无疑是西方向往的圣地，过去的传教士还是今天的史景迁，最喜欢做的就是“明朝梦”。
明朝灭亡清朝建立以后，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人再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那个举世无双的国家没有了，看到的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财务总管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道：“事实上，触目所及的无非了贫困落后的景象。”“（清）贫困得让人吃惊，一路上我们丢掉的垃圾，被人捡去吃。”“叫花子一样的军队”。
马戛尔尼对清朝的结论就是：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与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正在变成半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