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故事】兵术家张载

熟知张载的人大都知晓这位理学宗师在哲学、教育领域的重大贡献,也知其作为朴素唯物论者在天文、地理乃至农业水利方面的积极践行。这些是世人对张载最直观深刻的认识,也是他终其一生“俯而读,仰而思”的居功修为。然而,张载对后世的贡献远未止步于此。他不仅是新儒学的奠基者和关学创始人,也是一位积极的军事思想观察家。纵观张载一生在兵术上的建树,可按时间先后以其四次与军事结缘的历程来做统一梳理。

年少喜兵,追随焦寅

宋时的眉县距离关中北侧邠州(今彬县、永寿一带)不远,而邠州则靠近延州(今延安市)。宋初,西夏不断在延州一带对宋廷用兵,而后者又表现出唯唯诺诺的消极避战态度。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从中央到地方武备松弛,能征善战的可用将才稀缺,加之北方多次遭辽国侵袭,北宋政府对此征讨不力后,只能以交纳岁币、割地等方式与辽委屈求和。尤其“檀渊之盟”之后,宋廷对外的军事懦弱性集中表现出来。“军事无能”一度成为宋廷军事力量的代名词,这亦是西夏不断侵扰北宋最直接的原因。如入无人之境的西夏铁蹄不断冲破甘陇、延州等西北边塞,直指关中地区,致使生活在关中北部邠州地区的宋民苦不堪言。虽然宋王朝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以换得边境和平,但这些“恩惠”举措并未阻止西夏的侵略野心,开支庞大的“岁贡”反而加剧了战火的蔓延。邠州一带便自发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地方民团组织,精通兵法且具尚武精神的焦寅是该时期的兵家代表之一。
张载从小天资聪颖,十岁随外傅学习,就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气不群,知虚奉父命”即是少年张载的写照。张载于横渠定居时年约十五,家境贫寒的他无力读私学,只能大量阅读父亲自涪州任上带回的各类书籍。读书的同时,他也关注时事变化,家乡周围不断冒起的战火对少喜谈兵的张载刺激极大。史书里对焦寅其人其事记载不多,更别说张载与之交往的具体过程了,但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横渠镇到焦寅家乡永寿(不过五十公里左右)的距离来看,二人很可能是有交集的。《横渠先生行状》中载:“少孤自立,无所不学。与邠人焦寅游,寅喜谈兵,先生说其言。”此言即是张载年少时喜兵好武,追随焦寅的极好佐证。

欲展兵法,结缘范公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1039年,为逼迫宋廷正式承认西夏国的合法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延安三川口大败宋兵,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川口之战”。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康定元年(1040年)七月,因边关吃紧,宋仁宗赵祯升众望所归的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诏令其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请知延州,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酈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境开支。仁宗诏命这支军队为“康定军”。一系列积极的军事决策和范仲淹的临危受命,极大鼓舞了西北地区军民抗击西夏的决心和意志。机遇巧合下,张载和范仲淹结缘了。

张载得知范仲淹到任延州后,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带上早已准备好的抵御西夏军队的军事策略《边议九条》,向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的军事主张,准备为国家建功立业,以此博取功名。《边议九条》包括“选吏行边”“募善守之人,计定兵力”“计民以守”“组织民团”“择帅”“养兵”“用兵”等方面的军事主张,详尽务实。范仲淹对张载其人以及他的军事才能颇为赞赏,并敏锐洞察到他对儒家之理颇有见解,在学问研究上或有更大突破。于是,他力劝张载放弃从军之志,专事研究《中庸》等儒家经典,力求在学术方面做出更大建树,报效国家,实现人生价值。关于范、张的这段交往,《宋史·张载传》中做了较为翔实的记载:“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或许是历史的选择,张载听取了范仲淹之言,自此确定了究学问道、钻研义理的志向。

虽然张载后来用心研学,却并未放弃对兵术的兴趣,亦无中断和范仲淹有关军事方面的交流。1042年,宋廷为防范西夏进一步南下侵略,令范仲淹在安阳府城(今甘肃庆阳)西北修筑大顺城。即将竣工时,范仲淹专门邀请张载赶赴庆阳,为此次建城撰写碑文,于是便有了流传至今的《庆州大顺城记》。张载将范仲淹的“连璧”“保兵储粮”“避敌徐图”等军事策略和自己对西夏战事的观点进行了结合,并形成体系,以碑文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以说,《庆州大顺城记》不仅是对大顺城竣工所具有的军事意义的总结,更是范张二人军事思想的联袂展现。

签书渭州,专仕军职

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进士登第,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相当于今天的地方市县的武装部长类职务)。据史料分析,张载任职签书渭州军事判官一职的时间当在1067年左右,也就是他为官的最后几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他被朝廷派往渭州担任军事判官的原因,但通读《张载全集》后可以知悉,张载在各地为官期间会不时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其为官之地大都地处西北一带,不可能不与军事发生关联。虽然军事判官的职务级别较低,但他丰富的兵术思想并未因此而被埋没。当时,宋廷的环庆路经略使蔡挺比较认可张载的军事才能,因同处一地,两人的关系极好。环庆路经略使府内的大小事务,蔡挺都要向张载咨询。张载也曾说服蔡挺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其间,张载创设了“兵将法”,训练边防军民联合作战,还提出罢黜戍兵(中央军)换防,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他还代替蔡挺撰写了上奏朝廷的《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经略司边事划一》等奏文,尽显其卓越的军事思想深度。

张载晚年的军事主张散见于史料,集大成者即为《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一文。在此,原文引入,以飨读者:

近日传闻谅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接引告哀人使过界。足见朝廷含容之意,务在息民,随物应机,达于事变,虽元凶巨恶,尚不欲乘其忧患,别议讨除,使四夷知中国为一无为字。仁义,为计甚善。然谅祚猖狂,罪在不赦,边陲衅隙,已动干戈,君臣之义既亏,约束之令不守。今其嗣子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不以丁甯指挥,提耳告谕,的确事节,当面叙陈,将恐羽翼既成,却论旧怨,志怀稍适,辄踵前非,谋之不臧,乱靡有定。某今有人使到阙,朝廷合降指挥画一事件,伏望少赐裁择!具如后:当面,一作当回。

一、乞降朝旨,令馆伴臣僚分明说与西界人使:“自种谔等及沿边得力使臣,所以建议开纳横山人户,为见汝主谅祚招纳过沿边罪人景珣之徙,信其狂谋,公然任用,僭拟官名制度,及诸般妄动不臣之状,一一指实事言与,自来内外臣僚多议兴兵问罪,朝廷不欲烦民,致使沿边忠臣义士不胜愤怒,遂有今日专辄之举。”

一、乞降朝旨说与西人,言:“种谔等所以专擅修筑绥州,安存嵬名山等投来人口,为见汝主有从来招收下本朝逃亡军人百姓作乐官工匠及僭创作簇马御龙直名目,诸般占使,是致边臣久一作不。愤。”

一、乞降朝旨令说与西人,令:“先缚送取景珣并其家属及前后谅祚所存洎逃走军人百姓,尽还汉界,朝廷当与汝国别定两界约束事件,各常遵守。”

一、乞降朝旨说与西人:“汝主谅祚违拒朝命,不纳诏使,前后逆节不一。今来朝廷以汝主谅祚既死,不欲乘汝国凶丧饥旱,便谋剪戮,爱惜两地百姓。须仰汝主将取知恩改过结罪文字进来,朝廷更待观汝主诚意,礼节如何,别有指挥。”

一、乞说与西界人使,言:“有谅祚猖狂及今来汝主幼小,窃虑主张木国事体不定,常萌僭逆。今来欲将本国岁赐分减一半与汝国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数人,正令受朝廷官禄,主持国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动,及为朝延保守封疆,不扰百姓,令本国君臣具利害文字进来。”

一乞将上件五事,拣择中外有心智词笔臣僚,令作诏书付夏国新主,以观其谋,以夺其心,以正其初,使知过恶在彼,不敢妄动。及宣示陕西一路及沿边蕃汉军民,令自今后更不得乱出一人一骑,妄生事节,听候夏国新主奏报如何,别听处分。

这篇上奏宋廷的军事奏章可谓是张载对西北边事分析和排兵布阵最直观、最详尽的体现,也是其一生在军事思想方面最杰出的成文典范。

横渠论学,评议保甲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变法进入深水区。此前,张载因那句“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已让执政者很是不爽,加之其弟张戬反对变法而被贬湖北公安县,这些都是促使张载辞官归乡专事“究学理宗”的直接原因。所以,他辞去即将到任的“崇文院校书”一职,致仕回乡。回到横渠后,张载便居住在崇寿院(横渠书院),潜心理学研究。其间,他并未完全放弃对政治、经济、军事的关注和思考,尤其对新政之一《保甲法》的研究更为深入。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变法进入深水区。此前,张载因那句“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已让执政者很是不爽,加之其弟张戬反对变法而被贬湖北公安县,这些都是促使张载辞官归乡专事“究学理宗”的直接原因。所以,他辞去即将到任的“崇文院校书”一职,致仕回乡。回到横渠后,张载便居住在崇寿院(横渠书院),潜心理学研究。其间,他并未完全放弃对政治、经济、军事的关注和思考,尤其对新政之一《保甲法》的研究更为深入。

王安石制定的《保甲法》是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则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此法目的是加强对农村的统治,维护农村社会治安,建立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省大量的训练军费。但张载及其弟子吕大均、范育等则对此法颇有不同见解。熙宁六年(1073年),张载在横渠书院提出:主张遵循王制,以《周礼》“文饰今而用”,反对“不议制产,而速图师役,以求便众”等观点。这些辩驳《保甲法》的观点在张载给范育的《与范巽之书》中可见一斑。《与范巽之书》全文为:

示问保甲,比俟和叔来,详闻近议近制,徐为答。然近见岐却取三丁为义勇,入府教集,或虑已有更革,故益难妄计。大率附近古制,小大必利,苟不得亲民良吏,虽三代法存,未免受弊,况半古之法又乌能?借如正观府兵,求之史,纵若便时,窃计民间之害亦未免。盖不议制产,而遽图师役,求以便众,万万无此。(摘自《永乐大典》卷八四一四,十四页引《张横渠集》)

熙宁十年(1077年)春,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上奏神宗皇帝召张载回京任职。此时,张载肺病已加重,但他不愿错过这个施展政治主张的机会,便带病入京。神宗任用其担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但未及月余张载便因与上级官长政见不和,再次辞官致仕。归途中,张载因病情突变而病逝于临潼。

从张载一生的兵术思想轨迹看,青年时的他受军事家范仲淹慧眼识才,走上了“究学名教”的道路;中年时在各地为官,耳濡目染了诸多军事见闻,又担任过签书渭州军事判官这样的军职官员,而且得到环庆路边帅蔡挺的认可和支持;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受到秦凤路守帅吕大防(时称“凤帅”)的举荐,回朝为官。这样一位集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为一身的理学宗师,其人生历程中竟然和诸多军事人物及军事要略紧密结合,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历史的巧合?

无论怎样,我们今天在研究圣贤张载的人生历程及理学要义时,其兵术思想一定是绕不开的重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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