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奇才赵之谦,命运多舛的一生,花鸟画作品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赵之谦是个大才,就是活的岁数太小了。”书法家孙伯翔先生如此感叹。赵之谦终年55岁。若天假以年,让他活到80岁,他的成就将不可估量。可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他已然架构起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山。

赵之谦是晚清的一位艺术天才、奇才和全才。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印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赵之谦:(1829年8月8日-1884年11月18日),汉族,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huī)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
赵之谦少年时家学渊源,藏书丰厚,天资又高,悟性极强。两岁能把笔作字,六岁学汉学,九岁学诗,十岁后潜心宋学七年。十七岁起师从金石学家沈复粲十年。因此说,赵之谦从小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底子。
尚未步入社会的赵之谦开始变得命运多舛。父亲因哮喘病终年卧床。十四岁,作为一家之主的母亲撒手人寰。十五岁,其兄为仇诬以讼破家。十九岁的赵之谦成家后为谋生计,开馆授徒。不出数年,妻病危,父去世,乡试甚贫不能赴。接着战事频发,举家外迁,颠沛流离。
三十四岁两女夭折,妻病殁,居室遭焚。此后,三上京城,四试不第。最后得友人资助,以捐官补缺分发江西,主修《江西通志》五年,后历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所去之地条件恶劣,苦不堪言。
在江西任上,赵之谦务实笃行,恪尽职守,能力才华尽显,却常遭人诬陷嫉妒,正直清廉的赵之谦与昏天黑地的清朝官场格格不入。加之厄运不断,病体在身,窘迫不堪的赵之谦已经精疲力竭。赴奉新未接印,家中出命案;赴南城未满一年,家中无人不病,随着继室病故,一代艺术巨匠赵之谦走完了他五十六岁的人生,病逝于南城官舍。
赵之谦的性格是倔强不羁的,年纪轻轻便展现了他卓尔不群、不合时俗的为学从艺思想。三十四岁前后成书的《章安杂说》,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他有关书法、绘画、碑碣、诗文等方面的思想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咸丰三年(1853年),赵之谦致胡培系函云:“弟离世俗绝人也。离世,必世离我;绝俗,必世绝我。” 咸丰八年(1858年),赵之谦在一方白文印刻款云:“皆貌汉铸,似尚不入俗趣也。”同月,为小谷作行书五言联:“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
可见,赵之谦对于“俗”是时刻警醒的,这为他此后书画篆刻上的特立独行和创新求变埋下了重要伏笔。不俗也成为他收弟子的标准。同治元年(1861年),赵之谦致魏家孙函介绍他的弟子钱生,“渠年十八矣,书可学,颇无俗骨……”。
在书画印的学习上,赵之谦眼界颇高,临摹重意不重形,由此常感叹非世眼所合,知音难觅。咸丰八年(1858年),赵之谦题牡丹款云:“田水月后,吾谁与语。”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为月坡画题款云:“非姚复庄,吾谁与语。”
同治元年(1861年),赵之谦为魏家孙作花卉图册题句:“天下奇树谁能识,尝遍酸甜体乃涩。”他在三十六岁前后致友人函云:“要待知己,极少,须一二百年。” 赵之谦的艺术之心是孤寂苦涩的。
赵之谦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后逐渐信佛,于道家、八股深恶痛绝。他的思想是矛盾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作《效苦瓜和尚作花卉》四屏并题诗:“富贵非吾愿,神仙吾友于。”
同治二年(1863年),三十五岁的赵之谦自题《二金蝶堂印谱》云:“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可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
他曾致友人函云:“弟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34岁)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局面。……天若假我以年,笔墨以外,更要潜心著述,完我夙愿。”从中可窥见他的初心并不在官。然而,和众多封建文人一样,抱着不负国辱亲的思想,他只能去追求仕途,希冀“依日月之光,尽犬马之用”。
赵之谦一生窘迫,却知足常乐,豁达洒脱;孝敬父母,忠爱家人,对朋友弟子情深义厚,关怀备至。从一些诗作、题款和信札中,我们不难发现他还是一位性情中人,戏谑、嬉笑、怒骂皆不拘行迹,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为平叔作《夜来香草》折扇,题句云:“殊不成画,漫缀数笔,请留以驱蚊勿取之障面也。” 同治元年(1862年),赵之谦致魏稼孙函云:
“自前月迄今,不知发过多少信,而一字不复,真乃怪事!……寄石来时恳切如此,早知如此之一信不复,不如一石不刻之为愈矣。可杀,可杀!现在弟为无识,又将各印一一封寄。此信到日若竟无一字来,则魏稼孙狗心鬼肺,神人共愤矣。”
同治九年(1870年),赵之谦为魏性之作行书自作诗折扇,曰:“幸我今是菠萝蜜,只是可看不可吃。若是波罗揭谛时,从前性之或相识。性之索画太急,佛生催画太恶,故深涂之”。通过这些信札诗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之谦与友人间关系之近,情感之真。
赵之谦才华横溢,经史子集、金石词章、诗书画印均有卓越成就,是晚清少有的一位杰出文人、一流学者和书画篆刻巨匠。赵之谦生在那个时代是不幸的;赵之谦又是有幸的。
他去世后,其书画印作品被大量出版收藏乃至流入东瀛,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他的创变思想、探索精神和独特书风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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