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君臣下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

  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是故明君饰食饮吊伤之礼,而物属之者也。是故厉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国裹,贵之以王禁,则民亲君可用也。民用,则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矣。有道之国,发号出令,而夫妇尽归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能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坟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义礼明也。

  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则贤人不来。贤人不来,则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则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则君危,论侵则有功者危,令侵则官危,刑侵则百姓危。而明君者,审禁淫侵者也。上无淫侵之论,则下无异幸之心矣。

  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官以谄上,谓之腾。乱至则虐,腾至则北。四者有一至,败敌人谋之。则故施舍优犹以济乱,则百姓悦。选贤遂材,而礼孝弟,则奸伪止。要淫佚,别男女,则通乱隔。贵贱有义,伦等不逾,则有功者劝。国有常式,故法不隐,则下无怨心。此五者,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也。

  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国所有也,民所君也,有国君民而使民所恶制之,此一过也。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此君人者二过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禄,治大官。倍其官,遗其事,穆君之色,从其欲,阿而胜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

  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此礼正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伏寇在侧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谋之泄也,狡妇袭主之请而资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罚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势,比党者诛,明也。为人君者,能远谗谄,废比党,淫悖行食之徒,无爵列于朝者,此止诈拘奸、厚国存身之道也。

  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威惠迁于下,则为人上者危矣。贤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财力之贡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贤不肖而可威党于下。有能以民之财力上陷其主,而可以为劳于下。兼上下以环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则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赏而夺之实者也;先其君以恶者,侵其刑而夺之威者也;讹言于外者,胁其君者也;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则国之危,可坐而待也。

  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质,宠者从,此数之因也。是故始于患者,不与其事;亲其事者,不规其道。是以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百姓劳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索,则礼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进退,而形道滔赶。进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劳。主劳者方,主制者圆。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者固,固则信。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

  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诸己,知得诸民,从其理也。知失诸民,退而修诸己,反其本也。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于人者少,故民轻给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纪天时,务民力。下注者,发地利,足财用也。故能饰大义,审时节,上以礼神明,下以义辅佐者,明君之道。能据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过,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

  君子食于道,则义审而礼明,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则上无危矣。齐民食于力则作本,作本者众,农以听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时也。故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虽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决之则君子行于礼,塞之则小人笃于农。君子行于礼,则上尊而民顺;小民笃于农,则财厚而备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备足,四者备体,顷时而王不难矣。

  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正五官,国之体也。四肢不通,六道不达,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乱。是故国君聘妻于异姓,设为姪娣、命妇、宫女,尽有法制,所以治其内也。明男女之别,昭嫌疑之节,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通,谗慝不生;妇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诸臣子弟无宫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奸,昭公威私也。

  明立宠设,不以逐子伤义。礼私爱欢,势不并论。爵位虽尊,礼无不行。选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然则兄弟无间郄,谗人不敢作矣。

  故其立相也,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参伍相德而周举之,尊势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无谏死之誋,而聚立者无郁怨之心,如此,则国平而民无慝矣。其选贤遂材也,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弇劳,不以伤年。如此,则上无困,而民不幸生矣。

  国之所以乱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四者无别,主失其体。群官朋党,以怀其私,则失族矣;国之几臣,阴约闭谋以相待也,则失援矣。失族于内,失援于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听,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中民之乱,有小人之乱。五者一作,则为人上者危矣。宫中乱曰妒纷,兄弟乱曰党偏,大臣乱曰称述、中民乱曰詟谆,小民乱曰财匮。财匮生薄,詟谆生慢,称述、党偏、妒纷生变。

  故正名稽疑,刑杀亟近,则内定矣。顺大臣以功,顺中民以行,顺小民以务、则国丰矣。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禁淫务:劝农功,以职其无事,则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数,下十伍以征,近其罪伏,以固其意。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官之以其能,及年而举,则士反行矣。称德度功,劝其所能,若稽之以众风,若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则土反于情矣。

译文: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也没有夫妻配偶的婚姻,人们象野兽一样共处而群居,以强力互相争夺,于是智者诈骗愚者,强者欺凌弱者,老、幼、孤、独的人们都是不得其所的。因此,智者就依靠众人力量出来禁止强暴,强暴的人们就这样被制止了。由于替人民兴利除害,并规正人民的德性,人民便把这智者当作导师。所以道术和德行是从贤人那里产生的。道术和德行的义理开始形成在人民心里,人民就都归正道了。辨别了名物,分清了是非,赏罚便开始实行。上下有了排定,民生有了根本,国家的都城也便建立起来。因此,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是由于有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由于掌握赏罚,才能成其为君主。

  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财力贫乏和法令暴虐,都是会丧失民心的。所以,明君总是注意对于人民平时的教导,这样可以使人民平时得治,出战取胜,防守也牢不可破。行赏过多了,上面就不能供应;刑罚太暴了,人民就不会信服。所以,明君就要讲饮宴、吊丧的礼节,对人们分别等级给予不同的礼遇。所以,明君还用八种官职来勉励他们,用不同品秩的衣服来表彰他们,用国家俸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用国家法度来抬高他们的地位,这样,人们就都会亲附君主,可以为君主所用。人民可用,那末天下就会归心了。人君行道,天下就来归附;不行其道,天下就不归附。这好比浪头涌起,到了顶头又会落下来,乃是必然的趋势。所以,用恩德来安抚人们,用威势来震慑人们,天下就会归心了。一个有道的国家,通过发号施令,国内男女都会亲附于君主;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千里之内的地方,哪怕是一束布的惩罚,一亩地的赋税,君主都可以完全了解。主管刑杀的不敢私窃刑杀的权限,主管赏赐的不敢偷窃行赏的权限,人们服帖得象一个父亲的儿子,象一个家庭的情况一样,这是由于义礼分明的原故。

  在下的不拥护在上的,臣子不拥护君主,贤人就不会出来做事。贤人不出来,百姓就不肯效力。百姓不效力,天下就不会归心。所以说,施行德政的权力被侵削,君主就危险;论功行赏的权力被侵削,有功的人就危险;发令的权力被侵削,官吏就危险;行刑的权力被侵削,百姓就危险。贤明的君主是明确禁止这种不正当的侵削行为的。上面没有不正当的侵夺君权的议论,下面就不会有侥幸投机的心理了。

  做人君的,违背君道抛弃法制而专好行私,这叫作“乱”。做人臣的,改变旧制,更易常法,而用花言巧语来谄媚君主,这叫作“腾”。“乱”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暴虐”,“腾”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背叛”。这四种现象出现一种,就会失改,敌人就会来图谋这个国家。所以,国君多行施舍,宽容大度以防止祸乱,则人民喜悦;选拔贤者,进用人材而礼敬孝悌的人,则奸伪之徒敛迹;禁止淫荡懒惰,分清男女界限,则淫乱私通者隔绝;贵贱区分合理,等级不乱,则立功者受到鼓励;国家有确定规范,常法向人民公开,则人民没有怨心。这五个方面,都是振兴道德、改正错误、保存国家和安定人民的办法。

  为人君的可能有大过,为人臣者也可能有大罪。国家归君主占有,人民归君主统治,有国有民而竟让人民所憎恶的人去掌权管理,这是人君的第一个过失。人民有春、夏、秋三季节的农事,君主不适时下令,向人民布置生产,那就不是他的人民了;既然不是他的人民,就不能用来守国作战,这是人君的第二个过失。做人臣的,受国君高爵重禄,负责大的职务,然而却背其职守,放弃职责,逢迎君主的颜色,顺从君主的私欲,通过阿谈的手段而控制君主,这便是人臣的大罪。君有过而不改,叫做“倒”;臣有罪而不诛,叫作“乱”。如果君主是“倒君”,人臣是“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因此,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根本原则,辅相要掌握重要政策,大夫执行法令以管理群臣,群臣尽心竭力为主上服务。这四种职守都能完成得好则国家治;疏忽了,则国家乱。所以,这四种职守都是不可不明确规定和坚决遵守的。

  古时候,圣明君主总是把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慎重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所以,对于微小的事情都十分谨慎,对于违法非法都详细辨别,并追究根底。这样,轻举妄动、奸邪和诈伪的人们就不敢尝试做坏事了。这正是规正人民的途径。

  古时候有两句话:“墙上有耳,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所谓墙上有耳,是说机密的谋划可能泄露在外。所谓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是说阴谋家可能争得人心。机密谋划的泄露,是由于狡猾的宠扫刺探君主内情去帮助暗藏的奸细。阴。谋家争得人心,是由于从前受到贵宠后来沦为低贱的人愿意为他奔走效劳。英明的君主执政,宠臣内侍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因为刑罚首先施行于亲近;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因为勾结私党者被杀的事实,是明确的。做人君的能够远离谗言诌语,废除拉帮结党,使那些淫邪悖乱和游荡求食之徒。不能混入朝廷为官,这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的途径。

  做君主的,统治群臣百姓,是通过左右大臣实现的。所以左右大臣是群臣与君主之间的中间参与者。制度法令向人民布置,必须经过左右的大臣。左右大臣把可以缓办的命令改为急办,就可以因为急办对人民猎取权威;又把应当急办的命令改为缓力,就可以因为缓办对人民表示恩惠。君主的权威与恩惠转移到左右大臣的手里,做君主的就危险了。把官吏的贤能或不肖报告君主的,必定经过左右的大臣;把各地方的民财、民力贡献给君主的,也必定经过左右的大臣。左右大臣能把贤能说成不肖,把不肖说成贤能,而可以在下面结成私党。又能用民财与民力去诱惑君主,而可以在上面邀取功劳。同时在君主和臣民中间两头谋求私利,致使官爵和法制对他都不起作用,做君主的就危险了。先于君主来行奖,这是侵夺君主的行赏大权和恩惠;先于君主来行罚,这是侵夺君主的惩罚大权和威严;在外面制造谣言,这是威胁君主;扣压命令不公布,这是封锁君主。这由种情况全部发生,而君主还不知道,国家的危险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

  神圣的人做王,仁智的人做国君,威武勇 敢的人做官长,这本是天道和人情。依照天道 和人情,通显的人做君主,卑穷的人做臣仆,这是规律性所决定的,所以,主管谋划的人,不参与具体事务;亲身参与事务工作的,不管掌握原则。所以,做君主的只谋虑思患而不从事劳作;做百姓的只从事劳作而不管谋虑思患。君臣上下的职分明确定下来,礼制就建立起来了。所以,用人民来服事君上,用劳力来服事贤明, 用形体来服事心灵,这就是事物的道理。心的功能考虑举止动作,形体的功能是实践俯仰屈伸。考虑举止动作的管号令,实践俯仰屈伸的主管劳力。主管劳力的要方正,主管号令的要圆通。圆的长于运转,运转的能变通,变通就可以和谐。方的往往固执,固执的能坚定,坚定就可以信诚。君主用物利协调群臣,群臣用守本分来表示诚信,上下就不会有偏差了。所以说,做君主的要主持宽仁,做臣子的要谨守信用,这就是所说的上下之礼。

  君主在国都,如同心在身体一样。道德规范树立在上面,百姓就在下面受到教化。戒慎之心形成在里面。容貌就在外面表现出来。所谓“正”,是表明君主德行的。知道怎样适合自己,就知道怎样适合于臣民,这是顺从道理来、考虑问题的结果。如果发现有不适合臣民的地方,就回过头来修正自己,这是返回到根本的方法。对自己要求的多,德行就可以树立;对人民要求的少,人民就易于供应。所以,做君主的要向上注意,做人臣的要向下注意。向上注意。即掌握天时并安排民力;向下注意即开发地利并增长财富。所以能整饬治国大义,研究天时季节,向上礼敬神明,向下义待大臣,这才是明君的治国之道。能够依法办事而不迁就逢迎,上面用来纠正君主的过失,下面用来救济人民的困难,这才是忠臣的行为。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则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民。威无势也无所立,事无为也无所生,若此,则国平而奸省矣。

  明君在上位,加上忠臣的辅佐,就可以用政策和刑罚来整治人民,使人民都关心衣食之利,这样,人民就朴实而容易使用,愚昧而容易控制。君子依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平民依靠出力劳动来生活,这就是本分。君子没有什么权势,就无从树立个人的威望;小人没有什么作为,就无从生产财富。按这个本分去做。国家才能安定,坏人才能减少。

  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义理就可以详备,礼制就可以彰明。义理详备。礼制彰明,伦理的等级就没有人敢于超越,即使拥有兵车和士卒的大夫也不敢存在侥幸作乱的心理,这样,君主就可以没有危险了。平民靠出力劳动生活,则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则勤勉而听从命令。所以,明君治世,人民受君主的节制,就象草木受天时的制约一样。所以人民偏于保守,就要使他们开通一些;人民偏于开通,就要使他们保守一些。开放之则流通,堵塞之则停止。唯有明君是既能开放又能堵塞的。开放,则能使君子遵守礼制;堵塞,则能使小民专心务农,君子遵守礼制,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民专心务农,则财物丰厚而贮备充足。上尊、民顺、财厚、备足,这四者全都齐备,在短时间内称王于天下,就不困难了。

  四肢和六道:耳、目、口、鼻、前阴和后阴,是人身的躯体;四正:君、臣、父、子和五官是国家的躯体。四肢不关联,六道不通畅,这叫作身体失调;四正不端正,五官不管事,这叫作国家混乱。所以,国君从不同姓的国家娶妻,还设置有姪娣、命妇和宫女,都按法度进行,这为的是治理好宫内之事。明定男女分别,宣示管理男女嫌疑的办法,这为的是防止奸情。所以,宫内外不得私通,谗言、恶事不准发生,妇人说话不得涉及朝廷政事,群臣子弟不得与宫内交往,这都是先王用来彰明德行、制止奸邪、昭示公道、消灭私图的措施。

  明立女宠之子为后。而不立长子,这是伤义的事情。优礼和私爱自己喜欢的庶子,但不能使他的地位、权力与嫡长子平等。庶子的爵位尽管尊贵,但嫡庶的礼制不能不执行。嫡长子是首要的,要用美好的衣服来装饰他,用文彩的旗帜为旌表他,为的是提高他的威望。这样嫡庶兄弟之间就可以没有隔阂,挑拨离间的人也就不敢动作了。

  所以,君主在设立辅相的时候,罗列他的功绩也同时考虑他的德行;论定他的劳绩也同时查看他是否合干法度。经过比较考核。各方面都合适,然后举用他,尊重他的权威,坦白地信任他。因此.下面的人臣没就有进谏怕死的顾虑。聚立布朝的小吏也没有抑郁怨恨的心理。这样.围家就可以太平而人民也没有邪恶了。君主在选拔贤材的时候,要举拔有德行的人进入爵位的行列,不可以包括无德之人;要举拔有才能的人担任适当的官职,不可以包括无能之辈。把德行放在功劳之上。不因为资历年限而加以抑制。这样,君主就没有困难,而人民也不会寻求侥幸了。

  国家所以衰乱的原因有四,所以灭亡的原因有二。宫里面有与嫡妻争夺地位的宠妾。这是宫中的乱:庶子里有与嫡子争夺地恢的宠子,这是家中的乱;朝廷里有与辅相争夺地位的宠臣,这是国中的乱;任用的官吏无能,这是众官的乱。对上述四者都不能辨别。君主就失去其体统了。群官结党营私。召主就丧失宗族的拥护。国家的机密大臣。暗中策划阴谋,对付君主,君主就丧失人民的支援。内部丧失宗族拥护。外部丧失人民支授,这就是灭亡的两个原因。所以嫡妻必须固定,嫡子必须确立,辅相必须以正直态度听政。百官必须以忠情态度严肃认真地办事。所以说.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百官之乱,有小民之乱。五者全发作起来,做人君的就危险了。宫中之乱是由于妻妄嫉妒纷争。兄弟之乱是出于诸子结党偏私,大臣之乱是由于他们喜用权术,百官之乱是由于他们对上诽议不满,小人之乱是由于他们财用贫乏。财用贫乏就产生薄德的行为,对上诽议不满就产生傲慢法制的行为。喜用权术。结党偏私和嫉妒纷争,则会产生变乱。

  所以,正定嫡庶名分.稽查妻妾嫌疑、诛杀奸诈的近臣,宫内就可以安定了。根据功绩安排大臣的次序,根据德行安排百官的次序,根据努力劳动安排小民的次序,国家就富裕了。详细观察天时,察看土地性质,以合理使用民力,禁止奢侈品生产,奖励农业耕作,以使无业之民有事做,小民就得到治理了。上面核定一定的数额,下到“什伍”的居民组织来征集人材,并缩短选升的期限,以坚定士人的意志;然后每乡设立教师,使士人得到学习;依据才能任官授职,到了年限就荐举使用,这样,士人都归于修德的途径了。衡量德行和功绩,鼓励其所能,再考察众人的舆论,然后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这样,士人都归于诚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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