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斗焕（九）：惊天大案
不过，金在益的这一系列经济改革，却始终无法消灭韩国经济的另一大难题：官商勾结的腐败体系。实际上，早在朴正熙时代，这一问题就十分严重。由于政府几乎把持了经济的方方面面，企业如果想不靠贿赂官员或是私人关系而发展起来，是几乎不可能的。而在全斗焕掌权后，这一问题变得愈发严重。任何个人或企业只要向他效忠，就能很轻易的获得一系列特权。同时，为了犒劳“一心会”的成员，全斗焕对他们用各种方式捞钱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眼，甚至积极的提供帮助。
政经勾结、官商联合的腐败体系，导致“经济自由化”名不副实。尽管在明面上，政府大幅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但在暗地里，各种扶持与限制反而有增无减。任何一个商人只要失去政府的支持，他的银行贷款就会中断，税务调查就随即而至，要不了一年就会破产；相反，一文不名的人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几年之内就会成为商业巨头。
面对这样的现实，金在益也曾试图做出改变，他拿出的解决方案便是金融实名制与信息化。金融实名制意味着开户、存款与交易都需要提供身份证件，这就让贪污腐败、洗钱与非法避税几乎无可遁形。而信息化不仅可以让追查腐败案件更加简单，还能促进韩国电子工业的发展。
才华横溢的金在益
可是，面对金在益的提议，全斗焕却显得十分犹豫。当然，一方面是因为金在益的理念实在过于超前，以80年代初的技术水平，信息化很难实现，实行金融实名化的国家也很少。另一方面，全斗焕本人正是这种腐败体系最大的受益者。在掌握实权后，全斗焕借机为自己牟取了天文数字般的不义之财，他的家人也一同鸡犬升天，在各个机构与企业中担任重要职务。另外，全斗焕政府也通过这种方式积累政治资金，奖赏或贿赂政治人物或手下的官员。可以说，第五共和国离开了腐败就无法运作。因此，全斗焕自然对肃清腐败的体系并没有兴趣，金在益的提议就被搁置了下来，他和政府高层继续毫无顾忌的享受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他们的财富。不过，这样肆无忌惮的腐败的恶果即将展现出来。
1982年4月，汉城检察院接到韩国共荣土建公司的报案，声称一位名叫张玲子的女士伪造了他们公司的期票。起初，检察院以为这并不算什么大案，毕竟当时银行系统都没有联网，伪造期票难度并不大，这种案子还是相当常见。并且，报案公司甚至指名道姓的指认张玲子就是罪犯。只要检察院简单的搜集一下作案证据，就可以直接将她逮捕了。然而，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涉案名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司与银行，涉案金额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天文数字。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诈骗案就这样悄悄浮出水面。
张玲子被捕时的照片
时间回到1980年初夏，那时全斗焕的家中迎来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客人，她就是张玲子。张玲子是全斗焕夫人李顺子的远亲，举止高雅，能说会道，处处流露着上层气息。这时全斗焕还没有正式掌权，李顺子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将军夫人，对张玲子很有好感，因此两人很快便成为了好朋友。据说，在张玲子的推荐下，李顺子到处投资房产，还都稳赚不赔。就这样，张玲子成功取得了全斗焕一家的信任，成为家中常客。
有意思的是，此时保安司令部也注意到了这位张玲子。这倒不是因为她与全斗焕一家的私人关系，而是因为她似乎对韩军某部队在佛教寺庙中举办的宗教活动情有独钟，几乎是每场必到，出手阔绰，动辄捐出数百万元的现金。保安司令部自然注意到了张玲子的异常行为，便悄悄对她开展了调查。很快，保安司令部排除了间谍嫌疑，但是发现她手上的资金并不算充裕，并且资不抵债。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能一掷千金就十分奇怪。因此，保安司令部还是给韩军各个单位发送密报，让他们注意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张玲子的丈夫是国会议员、中央情报部原副部长李哲熙。她此前离过两次婚，拿了笔数额不小的抚养费。于是，她便以这笔抚养费为资本，进军金融市场。不过，合法的交易总是来钱太慢，于是她便开始通过四处撒钱的方式，拉拢关系。结果，她凑巧找到了最有权势的全斗焕一家。于是，这个女人走上了别具创意的金融诈骗之路。
李哲熙被捕时的照片
张玲子首先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到哪些企业急需资金。随后她便接近这些企业，表示愿意以极其优惠的方式提供巨额贷款。她搬出自己丈夫的身份，以及自己与总统一家的私人关系，骗取企业的信任。随后，她便要求这些企业开出远大于借款金额的期票作为抵押（期票就是到期时必须无条件偿还的票据，到期前可以随意转让）。到这一步时，如果企业同意了她的要求，那就落入了张玲子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在拿到期票后，张玲子会立刻抛下承诺，直接在市场上抛售这些期票，从中获得暴利。而当这些期票到期时，这些企业自然无力兑现，会立刻陷入破产的边缘。这时张玲子便会再次找到企业，告诉他们自己可以帮忙偿还这些期票，不过必须要以更多的期票作为偿还。而这些企业如果不想就此破产，就只能饮鸠止渴，任由张玲子摆布。
而许多企业在张玲子愿意借款时，并不愿意给她开出几倍多的期票。这时张玲子便会退而求其次，让企业开出银行期票。银行期票与普通期票不同，到期时银行直接从企业账户中兑现，因此比普通期票保险的多。既然有着银行的担保，期票只能与借款金额相同，似乎这件事万无一失，张玲子也没有任何欺诈的手段。不过，在第五共和国时代，尽管各大银行都实现了“民营化”，但实际上都严重依赖政府，缺乏独立性。在给企业借款后，张玲子会要求银行暗中给她开具数倍于借款金额的期票。碍于她与总统一家的密切关系，银行基本都是乖乖就范。而张玲子随后便会找到小型商业银行，把手上的期票贴现。当期票到期时，由于企业账户上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存款，银行往往会选择大事化小，将期票当作坏账处理。类似张玲子这样讹诈银行的行为，让银行在全斗焕统治时期的坏账率高得出奇，甚至高达30%-40%。
凭借反复逼迫企业和银行开具巨额期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张玲子和他丈夫携手攫取了天文数字般的赃款。仅官方公布的涉案金额，就有7.1万亿韩元，相当于韩国1982年GDP的1.4%，政府预算的10%！在拿到这么巨额的钱款后，张玲子和丈夫李哲熙把一部分拿来进行投资，一部分用来兑换外汇，准备跑路，剩下的部分则大肆挥霍。因此，他们的生活穷奢极侈，豪宅豪车不尽其数，珠宝首饰如同粪土。根据检察院公布的数据，张玲子一家曾在15个月内，花掉了49亿韩元，相当于每天就要花掉一千多万韩元。要知道，当时韩国中产阶级的月薪不过二十多万韩元，汉城黄金地段的一间六十多平米的公寓也就一千多万韩元。这相当于张玲子每天要花的钱，都足够购置一套房子。
张玲子这样一本万利、稳赚不赔的“生意”终将会迎来尽头。韩国共荣土建公司在这样滚雪球般的敲诈勒索下忍无可忍，选择了报案，张玲子这才东窗事发。然而，调查过程可并不是一帆风顺。尽管张玲子和李哲熙在1982年5月就被批捕，但检察院给出的罪名竟然是可笑的“违反外汇管制法”。这明显是司法机关迫于青瓦台的压力，准备“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全斗焕之所以对这件事直接施压，主要是担心这件丑闻牵连自己，影响他一直极力营造的清廉形象。
1982年5月4日，张玲子被逮捕
可是，此时关于“张玲子事件”的传闻已经传遍全国。在民众强烈的舆论压力下，检察院被迫公布出了一个相对真实的调查结果，尽管其中许多细节都无法解释，但已经相对接近真相。在看到“张玲子——李哲熙金融诈骗案”的规模后，整个韩国都为此感到震惊，民众简直无法相信张玲子夫妇是如何做到每天挥霍一千多万韩元的。在了解到张玲子与总统一家的私人关系后，国民们的愤怒逐渐转向全斗焕本人，他反复宣布的“正义社会”也成为了一句笑话。
尽管全斗焕本人一直希望“张玲子事件”能够低调解决，但他也明白，现在已经到了弃卒保车的时候了。于是，在案发一个月后，总理刘彰顺宣布承担该事件的道德责任，率领内阁全体辞职。与此同时，涉案人员也接连被捕，总共有十五人之多，其中许多都是张玲子的亲戚。最终，张玲子和她的丈夫李哲熙被判15年有期徒刑，并处以巨额罚金。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诈骗案才算告一段落。但是，此案导致韩国第二大制钢企业破产，其他侥幸没有破产的也岌岌可危。
报纸对于“张玲子——李哲熙金融诈骗案”的报道
实际上，在“张玲子——李哲熙金融诈骗案”事发后，金在益又找到全斗焕，苦口婆心的劝他尽早实施金融实名化。全斗焕自然明白，如果真的实施了金融实名化，那无疑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官商勾结的危害。可是，金融实名化会损害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无疑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并且，第五共和国离开了腐败就无法生存，甚至就是腐败本身，而全斗焕本人也在这样的腐败系统中受益颇多，即使是经历了这样的惊天大案，他也无法下定决心根除腐败。于是，全斗焕再度将金在益的提议搁置起来，并将“张玲子事件”的经验教训白白浪费了。然而，一个张玲子东窗事发了，背后还会有几百个“张玲子”在暗中行动，这种腐败案件只会越来越多，直到这个政权彻底覆灭。
金在益所提倡的“金融实名制”一直到1993年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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