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四岁

十四岁，对每一个阳光少年来说，都应该是美好而灿烂的，然而我的十四岁却是何等的无奈，何等的痛苦，留在心中的永远抹不去的记忆也是苦涩的。

当年在我的老家海安瓦甸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

听说吃粥就要哭，

锅盖一掀照见屋，

勺子一撂霍的笃，

被子不曾捂得暖，

尿马倒要满！

我确实是哭过一回的，因为那个天天吃粥的年月。

父母的辛劳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气候下，是自不待言的。母亲总是穿着一件摞满补丁的衣服，每天起早贪黑，忙完了家里，还得去生产队里挣“工分”。一天能有五分工的进帐，对她来说就是欢天喜地的事情，每当此时，母亲便会在每顿例行的稀粥里加上一两块番芋，算作庆贺。而当时每个劳动日大约是七毛五分钱，也就是说母亲从早忙到晚大约挣了不到三毛钱。家里的开销自然是少不了的，左邻右舍的婚丧喜事，四个孩子的学杂费用也就都从这三毛钱的工分中抵销。母亲现在时常说起当年卖鸡蛋的事，一只鸡蛋在就近的庄上卖是二分钱，到十五里之外的供销社是三分钱，为挣这一分钱，母亲不知跑了多少趟。

在这样的生活境况下，日常生活当然只得省而又省，简而又简了。每月十五斤的口粮，又不全是大米，还有大麦、元麦、土豆之类的杂粮，无法满足一家六口吃饭的需求，所以一日三餐、一月九十顿的饮食也就自然而然是单调乏味的糁儿粥，连一点油星也没有。粥量是越吃越多，肚皮是越吃越大，骨头是越吃越软。我曾创下一顿吃七大花碗的惊人记录。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可以吃上一顿饭，但那必须是几年没来过的远路的嫡亲亲戚突然光临。农家人待人诚，不肯在亲戚面前叫穷，哪怕日后稀粥再稀一些，该打肿一回脸的决不手软。记得有一回远在东台的大表哥来了，母亲照例是欢天喜地地忙前忙后，边摘菜边叫大姐：“快淘米，今天煮饭！”米刚下锅，表哥却要走，说仅仅是顺路看看舅舅舅妈，还得去别处办事。母亲没拦住他，转身就跑进厨房，拿起淘箩把米从锅里捞了出来。母亲后来还自豪地说，那顿米晒干后够全家吃了十天……

最让人揪心的是我十四岁的生日。那天中午我从教室飞也似地回家，已经连续几个月没见半粒米饭的我，一路上就在梦想着今天母亲能否给我煮一顿雪花般白的米饭，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想必母亲是不会忘记的。我感觉到路边的小草是那样美丽，臭水沟也变得那么迷人，所有的曾经令人生厌的一切都已冰释前嫌，我的步伐是何等轻快，心情是何等爽朗，我甚至发誓一定要加大碗旋转的角度舔净饭碗的每个角落。

远远地，我看见母亲手捧饭碗，站在门前的大路上，从她吃的动作我判定母亲正陶醉于大米饭的芳香和甜美之中。我走近了，问：“妈，今天吃什么？”“粥”，母亲说。顿时，我的整个身子就像掉进了冰窖里，我急了，一头冲进厨房，掀开锅盖，果然还是那令人讨厌的糁子粥，而且稀得照见我的脸。我扔下锅盖，转身双手吊住碗橱门，任凭泪水倾泻，任凭哭声在空中回荡。我实在感到太委屈了，我的确在心里怨恨着母亲，我甚至在痛恨自己为何投错了胎，懵懵懂懂地撞到了这样穷的人家……

一直到下午快上学时，我的哭才渐停渐止，当然还是义无反顾地喝下了几大碗粥，并且狠命地把碗摔到地上。哥哥姐姐在一旁瞪大了同样是无奈的眼睛瞅着我，母亲也没对我这放肆的举动说什么，只是在一旁悄悄抹眼泪。

是啊，我又怎能怨恨母亲呢，又怎能怨恨这个家呢？我在四兄妹中排行最小，是家里的“惯宝”，好吃好喝的还都先让着我，更何况在那个年月哪一家不是如此呢？最近回老家，母亲还说到那年那月，她说你十四岁时还不是最困难的呢，集体食堂那阵子才真是树皮草根都被吃光了呢，你外公就是那时饿得没办法上吊死的……唉，怎会有这样的世道呢？

十四岁，我饱尝了几乎是一生中最难熬的苦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也就是在这贫困交加的年头，一路刻苦考进了县城重点中学，而后进了大学。虽然事隔三十多年，父母和我的日子也算是丰衣足食，吃米饭不成问题，吃粥倒成了一种时尚，可我就是忘不了那个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