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杂记（作者：陈永生）
陈永生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到了快要过年的时候了，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许多事。
小时候，盼过年，因为有好的吃、有新衣穿、放鞭炮、得压岁钱等等，总之，作为一个小孩，开心。那时，年前很忙，事很多，如备置年货、买菜、送灶神、洗被褥、大扫除、剃头、洗澡等，很有气氛。而后便是丰盛的年夜饭、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初一早上的圆子及见面时的拜年互贺等，啊！年意正浓。这一切的一切，应该是家家相同、户户皆然。然而，就我一个小孩而言，似乎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记忆。
我爷爷以前教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故每当年前，邻居总是来请他写春联。各式各样，除了两侧的对联外，还有送灶时的“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楼梯边的“步步登高”、大门正中的“开门大吉”等。
那时的食品是计划供应的，分“大户”、“小户”等，但仍要排队，去迟了，就剩差的，甚至沒了，要“明日请早”。有一年春节前，为了买一点点油炸的肉皮，我表舅崔俊去南昌路菜场(陕西南路)，排了整整一夜的队。凌晨回到家时，已冻得浑身颤抖，连说话都打嗝。
印象中，大年初一是不可早起的。醒了，就在被窝里吃些昨晚已准备好了的云片糕、黑枣、糖果之类的，先把嘴塞上，不可讲话。母亲平时对我们几个孩子有些严厉，但在过年阶段却一返常态，显得很和气。即使我们犯了什么错，她也不会当场斥责，只是说一声：“账先记着，留待年后再算”。
年年花相似，岁岁人不同，长大后，渐渐明白了一些有关过年的事，尤其是吃的菜。那时所有的食品都凭票供应。荤菜基本上都是速冻的，连鸡蛋也是浆液状的，叫“冰蛋”。魚的品种也不多，只有黄鱼、带鱼，河鱼很少见。过年时做菜的量比平时大许多，因为要连续吃很多天。荤的有熏鱼、蛋饺、咸肉、水笋烧肉、腌的鸡鸭等，素的有“什锦菜”(也叫“八宝菜”)等。“什锦菜”的成份有黄芽菜、发芽豆、黄豆芽、油豆腐、金针菜、黑木耳、胡萝卜、冬笋等，做了满满一大钵，甚至一小缸。这些成品菜一直要吃到正月初十，可想而知，到最后都有气味了，变质了，但还是舍不得扔掉，那时实在是太穷了。
相同的还有年糕，尽管浸在水里，且常换水，但最终还是会呈现霉斑，是啊，那年头沒有冰箱。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最奢侈的了，连米饭亦然。那年头粮食紧张，平时都吃烂饭、甚至喝粥，就连山芋也算主食了。唯有大年三十的米饭特殊，干而硬，用我外婆的话来说，便是“一粒不粘一粒”。年夜饭开吃之前，很多人家有祭祖形式，焚香烧纸、磕头崇拜。
到了“文革”，这一祭祀风俗被废除了，就连拜年时所用的“恭喜发财”也被“革”掉了，改为“身体健康”，移风易俗嘛，那时，甚至还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年”。
接下来便是上山下乡。
我插队落户去苏北，从全国范围看，离上海还算是近的，故每年还都能回家过年。但那时交通落后，水路，单程就要近两天两夜。一年就这么一次回家，加上又是过年，故总要带些鸡鱼肉蛋。其实，那年头农村更穷，农副产品也不便宜，且不好买，要托人、找关系。路途遥远，转辗奔波，甚是辛苦。“小扁担，三尺三”，一路上就靠它了。轮船抵达小东门的大达码头，我肩挑手提，下得船来。走在阔别已久的柏油马路上，望着陌生而又熟悉的街景，我不由得哼起当时流行于知青之中的《插队的人归来》那首歌，有些伤感。
现在想来，当年的知青回家过年，有点像眼下的民工“春运“，或者说，是民工“春运”旧版吧。1976年病退回城，结束了知青生涯，也就结束了七年的“春运”，终于与长途跋涉的“回家过年”说了声“拜拜”。
岁月飞逝，斗转星移，转眼间到了八十年代，这其间，有一次过年的印象特别深刻。
由生以来，每次过年我都在上海，都在家里，即使在那“身世飘搖雨打萍”的上山下乡年月里。但有一次例外，那就是1986年的春节，大年夜是在火车上过的。
那年刚放寒假，好友余志鸿就邀我一起去广东湛江，给那里的中医院医生辅导《医古文》，因他们要考职称。那里有个习俗，就是在过年前十几天就开始大放鞭炮，天天是劈里啪拉、轰轰隆隆。它似乎在提醒我们：快过年了！又好像在催促我们：该回家了！
因教学内容多，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在湛江过了年继续讲课，到寒假结束前再回上海。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这预示着“一岁除”的阵阵炮竹声，“能持否?”“否！”我俩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提前回家。于是，我们改变了讲学进度，加课加点，终于赶在年前全部结束。不过，等到临离开湛江的那天，也已是农历二十九了，小年夜。过年前后的交通十分繁忙，加之我们又是突然决定的，所以，湛江到广州的汽车、飞机都已一票难求。不过，幸亏还有火车，就是要绕点路，即先到广西柳州，然后，再转车到上海。我们是小年夜当天到达柳州的，住了一宿，第二天，便登上了从重庆开往上海的第24次直快列车。这天已是大年三十，火车上反而倒不挤了，我们坐的卧铺车廂更空。晚上， 我与余志鸿面对面地坐在冷冷清清的餐车里，在单调的车轮声中吃完了这1986年的年夜饭，此时，列车好像正运行在江西境内。吃些什么，早已忘记，能记得的只是当时的感慨：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沒与父母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火车抵达上海已是大年初一的早晨，等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拦下了一辆里面已有乘客的出租车，那人是到玉佛寺烧香的，顺路，拼个车吧。
回到家才八点钟，对于我的突然回来，母亲既意外又高兴。她告诉我：因为我原先讲好不回上海过年的，所以，我妻子带着女儿昨天回娘家去了。这就是1986年的大年初一早晨，太阳刚刚升起。
九十年代初，我们全家出国，定居在加拿大多伦多，至今已有三十年了。这其间的过年，大部分都在这里，当然，也有几次是回中国的。先说这里的过年。加拿大的国定假日较多，平均每月一次，但却无中国的春节。所以，到了那天，人们与往常一样，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过，作为一个重大的族裔，中国人的过年在国外还是有影响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政府。加拿大是个奉行多元文化国家，加之选票的作用，所以，每到大年初一，国家的总理、安大略省的省长、多伦多市的市长等，都会出来露面，大有庄子所云“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之味。这天，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笑容满面，拱手作揖，操着生硬的粤语 ：“恭喜发财！”，给华人拜年。尤其是总理，还身穿唐装，走进华人社团，与中国人一起欢度佳节。
顺便提一句，即使是普通的老外，在那天见到华人朋友、同事，很多人也会友好地说声“恭喜发财”。
②商家。这里的中国春节，在社会上的体现主要还是靠商家。早在过年前半个多月，华人超市就开始布置，皆以大红装饰，喜气洋洋。丰富的年货、攒动的人群，更增添了节日的气氛。这种景象在其他华人小商铺中也有，只是规模小些而已。另外，一些老外超市也不会错个这个机会，在中国人的年前大打广告，减价打折，借“恭贺”之名，全力推销。
过年的气氛还体现在唐人街与华人商业区的“舞狮”等活动，还有就是华人社团的“春节联欢”，如茶话会、宴席等。
③个人。每逢春节，这里的华人也会给亲朋好友拜年，一般都是电话，这几年用微信多了起来。当然，也有少数相约的，一起聚聚，吃个饭。我家亦然。我有一些朋友的孩子从中国来这里留学。每次过年，我都邀请他们来我家聚聚，吃顿饭，照这里讲法就是开个“派对”。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人过年的气氛，同时也让他们互相结识，彼此交流。这一传统已延续了二十多年，留学生一批又一批，一届又一届，原先的走了，新的又来了，源源不断。
再说回中国时的过年。毫无疑问，这三十来，中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最显著的就是物质生活的提高，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在过年之际表现得更是明显、更是丰富多采，与当年的票证时代可谓天壤之别。是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在过年上可见一斑。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这也就是说，现今的过年与以往相比，似乎“年味”少了一些，当然，我指的是上海。首先，年前的“忙年”少了。不要说贴春联、穿新衣，就连购置年货也逊色许多。磨糯水粉、蒸馒头包子、腌制鸡鸭、风干鳗鲞等，已不常见，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现成品。就连菜场、浴室、理发店等门前的排队也都消声匿迹了。是啊，年前不忙了，过年的气氛也就一下子减了一半。其次，年夜饭的形式变了。以前的年夜饭，都是在家里自己做的，屋子虽小，却也热气腾腾，虽是忙碌，但也欢快，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临到开席之际，全家老少围桌而坐，团团圆圆、其乐融融。而现在有些人订了饭店 、餐馆，到外面吃了，当然，节时省事，但烹调的情趣、家的感觉，却已荡然无存。更有甚者，趁春节长假而外出旅游，有的还跑到国外。这样，大家庭团聚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传统的“回家过年”也就受到严峻的挑战。还有，过年的“闹猛”减弱了。
记忆中以前的上海过年，非常-热闹，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而现在似乎相对冷静些了。
这可能与城市变大、道路拓宽、高楼聳立有关，也可能与外来人口返乡过年有关。不是吗？一到过年，上海反而变得清静了，最明显的就是市内交通，路上不堵了，车内人稀了，甚至“连吃个早饭的地方都沒了”。
结 语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人的过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大城市。还是开头说的那句话，小时候盼过年，因为有好的吃、有新衣穿。现在不同了，吃穿已不成问题，上海人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有钞票天天过年”。可见，现在过年，已不是一种物质享受，除了仍是一种风俗外，似乎还是一种情结。
（写于2020年春节前）
鸣谢：陈永生老师赐稿、李北宏老师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