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亡唐兴七十年|卷四•第八章5.榜样的力量「纠结/情结」

卷四·大业、贞观纪事(下)

|第八章·大相径庭:两个榜样的造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炀帝魂褫气慑,望绝两京,谋窜身于江湖,袭永嘉之旧迹。”

这话是贞观名臣魏征说的。

他是在分析隋炀帝后期的所作所为,认为放弃两京(西京长安、东京洛阳)退保江南,隋炀帝是要仿效六朝割据江南的旧事。从其用词的不屑看,他显然对此是极其不以为然。

“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股阜,若能长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

这话是贞观天子李世民说的。

他也是在分析总结隋炀帝亡国的前因后果。从中不难看出,隋炀帝的亡国之痛对他也是刺激极深。

这就是榜样——反面的榜样也是榜样——的力量。

榜样在前,谁敢懈怠?

殷鉴不远,谁人又不是小心翼翼?

这也就难怪贞观君臣能共同营造出近乎完美无缺的贞观之治来。

我们刚刚引用的那段贞观天子的话其实还没有完,他紧接着说的是:

“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省,必择善而用之。”

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贞观十三年(639)了。

这也就是说,贞观之治早已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盛景。而贞观天子的话如果细细加以琢磨,弦外之音却也清清楚楚:

说不说、怎么说是你的自由,听不听、怎么听又是朕的权力。

是这样的吧?笔者没有在歪批《三国》吧?

其实对待谏诤,贞观天子的态度一直是这样的,只不过随着天子越当越久,脾气也越来越大就是了。

这当然也极其正常,既然已经贵为天子,而且还当得正经不错,身旁左右却总有人指指点点,烦不烦人?

能一忍再忍且长达十多年之久,贞观天子早已经是百里挑一堪称翘楚了——那时候中国历史生产的皇上总量统共才有多少?!

正是因为隋炀帝亡国失家还连性命也搭了进去的故事就发生在眼前,而且自己一家也是趁乱而起趁风扬帆趁火打劫,最终侥幸地捞个皇帝做,所以才有了贞观天子那句“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名人名言。

最直观最方便最现成的例子就是短命的大隋王朝和隋炀帝。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榜样,贞观天子需要面对的事情就显得极其简单——

你可以不知道好皇上该做什么,但你一定知道好皇上不该做什么。

类似的感悟在贞观天子那里简直是数不胜数随处可见,一本《贞观政要》差不多就全是贞观天子的心得体会感悟记录。

从为君之道到政体得失,从求言纳谏到选贤任能,从行幸畋猎到贡赋租税,贞观天子和他的臣下们总是不忘拿隋炀帝作为借鉴,落实在行动上,采取的也差不多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还果然就大见成效。

尽管唐承隋制隋唐一体,但表现出来和留给后人的却是隋唐有别天上地下。不管别的专家学者如何总结评论似乎是天上地下的隋炀帝和唐太宗的,笔者于此只有八个字的说法——

唐静隋动,唐纳隋拒。

静动之别说的是治国理念,一纳一拒指的是面对批评的态度。

喜欢弯弓射猎的贞观天子算是从根本上找到了隋炀帝亡国的关键病灶,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标准做派,同时还十分注意周围人等进献的各种良方。

贞观之治就是这样新鲜出炉闪亮登场的。

相较于前一个大厨烈火烹油猛翻猛炒的大杂烩,自然是掌声一片。

这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还在于贞观天子不但实际操作,同时还有理论著述。

相较于其他或者光说不练、或者光练不说的假把式和傻把式,贞观天子才是个又说又练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好把式。

贞观之治就是这样出炉之后又传之久远,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成了经典的。

甚至,不但作为结果的贞观之治成了楷模,成了令后人后世景仰不已却又难以企及的标本,就连贞观天子本身也成了让人高山仰止的楷模和榜样。

面对这样插花花开、栽柳柳绿的结果,贞观天子也忍不住再次拈须而笑。

他的史书没有白读,花大力气大抓特抓的修史之举也没有白费,这才叫事半功倍一举多得呢!

说白了,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彪炳史册的样板皇帝,贞观天子自身功不可没!

这当然也是实至名归。因为人家的确干得好,贞观之治光凭吹是吹不出来的。

但若是光做不说,贞观之治恐怕也不能成为它后来成为的那个样子吧?

|西安南门的“梦长安”就是现代人演绎的贞观天子当年万国来朝的大party......|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尽管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但贞观天子对此从来都是一清二楚,所以他除了时不时将作为反面典型的隋炀帝拉出来和自己比较一番之外,还时不时要和心目中的正面榜样比一比。

开国之君他赞赏汉高祖,守成之主他垂青汉文帝。

因为是从史书中知道这一切的,所以大规模编修史书就成了贞观一朝的一大盛景。

贞观一代共修成八部正史。

除了《南史》、《北史》为私家独撰外,其余《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晋史》皆为贞观天子下诏组织专人官修成书的。

这自然是一个开先河的记录。

同时,贞观天子还开创了一个记录,那就是完成了或者说实现了正史由私修向官修的过渡。

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如果没有皇上和朝廷的诏令,谁也没有对历史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的资格啦。

你也许还可以说,但说了不算.

你也许还可以写,但就算你还能写出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煌煌《史记》,也充其量只能算是民间野史。

再要是不客气,说你是地下出版物加你个非法你也无可奈何。

既然是官修史书,反映的能不是官方观点么?

能么?

历史是不是就是这样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是不是?

尤其是刚刚过去的隋朝,本身就是个短命王朝,说长道短自然就更是胜利者的特权了。

秉承贞观天子的旨意,出自魏征笔下的《隋书》中的史论部分几乎全成了探讨得失总结经验的政论文章。

作为坏榜样的隋炀帝当然也就成了贞观君臣口诛笔伐的重中之重。

什么叫马上打来的天下,治理全在马下?

这就是了。

既然贞观天子是以史为镜的,那他关心的就不只是别人留给后世的形象,也要操心自己能给后世留下怎样的形象。

他不但大规模地编修前代史,同时还极其重视当代史也就是国史的修撰。

贞观年间的当代史主要就是国史、实录、起居注三种体裁。

历史也就这样渐渐地变了味道,成了由深受皇上信任的官员撰写的皇上的私人日记。呜呼!

但有幸参与此事躬逢其盛的人们却无一例外地都倍感荣耀和兴奋,皇上的信任和地位的提高当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在于实惠。

胡三省在其《史通》中如是记道——

“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门下省)为邻;东都则与凤池(中书省)相接。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看见了吗,厕身其中,不仅曲径通幽能和皇上搭上关系,而且还有超越一般的物质享受,人们能不趋之若鹜?

既然是皇上高官厚禄请你来的,能不是皇上要什么笔杆子写什么吗?

吃谁的饭砸谁的锅,不但东家不同意,就是你自己也会觉得不道德没良心,哪朝哪代都一样,对吧?

(此处删去183字)

据记载,贞观朝修史的总负责人是宰相房玄龄,因为他百事缠身,所以魏征又成了实际上的总监。

这两个人的正直是没说的,其他具体负责修撰的邓世隆、顾胤、李延寿等人也都是颇为当时所称的人选,所撰国史多属直笔,也就是秉笔直书的意思吧。

但是,既然贞观天子修史的目的是总结经验树立榜样以利治国,当然就不会对此不闻不问,而且他还很想亲自看一看、读一读,也就是想知道自己在国史中究竟是怎样的形象。

但是按照前朝历代流传下来的修史制度,又压根就没有这种可能。

但皇帝就是皇帝,他才不相信死规矩能憋死大活人,他先是提出要看自己的《起居注》,立刻就有大臣反对:

史官不虚美、不隐恶,好的坏的都要秉笔直书。陛下如果破了例,以后还能有信史吗?

这是贞观九年(635)的事。

到了贞观十三年(639),谏议大夫褚遂良主管《起居注》,贞观天子再次试探:你那里边都写了些什么呀?我想看看,也好给自己提个醒儿。

对方回答:没听过皇上可以看自己的《起居注》的。

再问:那我要是真有什么不当之处,你会写进去吗?

回答是:为什么不?

恰好也在一旁的刘洎替皇帝打圆场:如果皇上有什么过失,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是记住了的。

既无奈又不甘的贞观天子也只能自找台阶:我好好治国,万一真有什么不足,你们也笔下留情,咱们都自勉好不好?

屡屡碰壁的贞观天子终于在一年后的贞观十四年(640)如愿以偿。

这次他找的是修史的总负责人房玄龄。

大约真是越乖越能当大官,官越大胆子越小的缘故,堂堂宰相不敢硬抗,责成给事中许敬宗将已经成书的部分删改一番涂抹一番送了上去。

事情好玩就在这里,明明是皇上自己要看国史,臣下为求自保不得已采取技术手段做了些技术处理,结果在《贞观政要》里却成了这样——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也就是玄武门事变,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好一个“改削浮词”!

自己给自己定调定性,又是自比周公,又是利国利民,别人还怎么“直书其事”?如此直笔,和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区别究竟何在?!

此例一开,所谓唐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还能是实事求是的吗?

掩高祖之长,谀太宗之功的不正之风能不越刮越烈吗?

因为此事是许敬宗具体执笔的,他也算是监修国史的负责人之一,所以人们都说他是破坏了直笔修史风气的罪魁祸首。

《旧唐书》还说他“所作记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释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

他其实是替皇上背了黑锅的冤大头和替罪羊。

唐朝史官制度

我国自古以来对历史的记录和传承都非常重视,而相应的,我国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记录方式,即以国家为主体建立类似行政管理制度的史官制度,历朝的史官在我国古代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独特且重要的角色。

唐朝时期对历史的记录的职责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职位,而是发展成了具有独立职能的部门机构,扩充了历史记录和编写的人员,加大了对历史研究的投入,已经将古代史官制度变得更加规范化,史实记录的准确率也得到了提升。在唐代的贞观时期,唐太宗吸取历朝史官经验建立了史国馆,废除了原有的著作郎,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由个人修史到国家修史的一个巨大飞跃。

后来,在唐朝发展初期,为了进一步方便记录皇帝的言行起居,还在朝廷大殿中设立了左右居舍人,专门负责记录皇帝日常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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