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镇上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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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地方生存，并取得某种成功的人是复杂的，他们聪明、凶猛，贪心又冷血。这样的强人，每个乡镇每个村落都有，他们就是我们的父辈。

青镇是我父母的家乡，毗邻赤水河，在茅台镇下游不远，是红军一渡赤水的地方。

镇上有条铺满青石板的老街，我的父母年幼时就住在这条街上,我童年也常去外婆家玩。父亲去世后，母亲恢复了时常回乡的习惯，我也因此得以在青镇过了几个年。

这个因为开发红色旅游一度热闹的镇子，昔日宽阔的河面缩了水，但仍然载得动航过的沉重铁船。

老街上有些房屋已经歪斜，人还住在里面，守着小摊卖零碎。乘着旅游风开了满街的小吃店和客栈平日里生意萧条，本镇人还是悠悠闲闲地坐茶馆，打纸牌。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是这样一副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宽舒模样。

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从不打牌，甚至很少出现在老街上，似乎是有意与镇上的人区分开来。他就是我的干爹，青镇有名的富人，沈崇。

正月初八，沈崇到河边转了圈，难得地踅入老街一间茶馆，却并未叫茶，是和一位熟人聊天。长条凳上坐下，右脚从鞋里拔出来，放到凳子上，用手摩挲。这是他素来的习惯。

我从茶馆路过，看见沈崇，站定了和他打招呼。沈崇斜着眼，轻飘飘问两句：“回来了？还在西安？”，始终没正眼瞧我这个干女儿。待我到了舅舅家，和亲戚谈起，亲戚笑言：“儿子去了杭州工作，沈崇就又抖起来了”。

儿子是沈崇这两年的心病。不愿读军校，也不愿学医的儿子当年拗不过沈崇，按着父亲的意思考了军医大，毕业后在昆明的部队医院工作，一直依循成功人士的轨迹。到了转业年限，儿子却不愿找工作，回到青镇父母家里窝了两年，每天刷手机，看网络小说。似乎多年积压的不满和叛逆，终于以一种“丧”的形式爆发了出来。

沈崇要面子，在旁人面前总说部队有政策，儿子不工作也有钱拿，“上班还不一定拿到这么多。”至于私下有没有抱怨儿子不如自己，旁人不得而知。

幼时从附近乡下到青镇给人做养子时，四邻谁也想不到，沈崇日后会成为青镇数得上的富人，有些光复家门的意思。

沈崇的生父姓王，是乡里的大地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运动中被镇压，母亲随即跳了“响孔”（当地方言，即深洞）。年幼的沈崇被青镇一户没有孩子的搬运工家庭抱走收养，总算辗转成人。

二十来岁上，沈崇伙了两个朋友去偷公家晾晒的药材，被人发现，判了劳改。出来后到建筑工地上干活，学石匠。沈崇有一米七五左右，在当时的南方算得上高个子，力气也大，是把做活的好手。

沈崇劳改前交的女朋友此时已经分配了工作，在邻镇的公社负责记账。据说两人分别期间女孩也动摇过，公社的人都见过她新交往的男朋友。但到沈崇劳改结束时，女孩又恢复了单身，两人便重拾旧好。

不久，女孩生病，沈崇用大背篓背着她，走了几十里山路去县城医院。诊断出来是白血病，很快就去世了。

青镇人形容一个人做事心里有数，叫做“有平仄”。沈崇一向聪明，是公认的“有平仄”。幼时身世惨淡，女朋友的去世似乎带走了他所有柔软、温暖的感情，此后就只按利己的“平仄”来行事了。

学了石匠又学建筑施工，八十年代中后期，沈崇和几个朋友到遵义，开始承包工程。初期条件极艰苦，住塑料布搭成的工棚，点个小煤球炉子做饭。沈崇有领导才能，也擅长对外联络，大伙便认了他为领头人，但都默认是合伙性质，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干，不吝出力。

慢慢做出了些名气，工程源源不断。旁人对沈崇的称呼，从“沈石匠”变成了“沈老板”。他却从不提分红，对几个一起创业的老朋友，始终只按月付工资。自己住装修完备的房子，老友们挤在一套刚盖好的毛胚房里。

我父亲便是这几位老友之一。那时每到暑假，母亲都带我从家乡到遵义探望父亲。工地上本有食堂，供几位管理人员就餐，我和母亲一到，沈崇怕我们会搭伙，立命解散食堂。住的毛胚房里没有厨房设备，母亲只好自己生了煤球炉，给一家人做饭。

一次，我父亲当面问起分红的事，沈崇微微一笑：“老罗，不要只看到现在”，似乎将来会给个说法。然而一直到沈崇给儿女在上海、昆明买了房，收山回到青镇，“说法”也没等来。几位老友自此与沈崇几乎断绝往来，有旁人问起，便摆摆手说：“就是雇佣关系！”

对于身为干女儿的我，沈崇态度还算不错，小时候逢年过节发个红包，在建筑工地上见到也喊我去他家玩。只是每次见面，都免不了拿出他惯常的腔调，对我说教一通，似乎是尽干爹之责，让我心存畏忌。自父亲与他散伙，我也渐渐长大，便日益疏远了。

回到青镇的沈崇，住在自己外出创业前的房子里。房龄已超过三十年，墙皮剥落，五六十平米里挤满旧家具。我去拜访过一次，沙发上铺的垫子还是八十年代的花色，沈崇穿着已经看不出式样的旧衣服，坐在一个小小的电暖炉边，对着二十几英寸的小电视看星光大道。青镇人大多不解，一个“大老板”怎么会过这样的日子，沈崇安之若素。

虽然不花钱，挣钱的心没歇。想拿县城的一块地，沈崇找到一位朋友的女儿——她有门路。开始极尽殷勤，开出极好的合作条件，又将自己的车免费给对方用。等到事成，立即翻脸，当初的承诺全不算数。对方私下对人抱怨沈崇：“用得着人的时候好话说尽，用不着了就一脚踢开！”

这是沈崇一贯的套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沈崇力劝拥有工程师职称的我父亲随他一起“下海”搞建筑，父亲身有公职，心存犹豫。适逢我家准备买一套售价一万多元的商品房，沈崇得知，立刻送来五千元。父亲深觉他仗义，因此决心 “下海”，十几年合伙下来，最终落了个“雇佣关系”。

敛财有术之外，培养儿女有方，也是沈崇的得意之处。儿子沈珏上了军校后，每次回青镇，沈崇都要求他穿军装，以显示身份。沈崇母亲病重，我父母到医院探望，见到沈珏守在病床前，仍是一身军装，直穿到祖母的葬礼上。我大学毕业考上公务员，沈崇给我父亲建议，让我穿上单位的制服到青镇老街上走一圈，“排街”（意为炫耀），幸而父亲拒绝了。

女儿沈静上的是上海的一所大学，刚毕业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得已去了西藏，沈崇逢人便说，去西藏工作有多少好处。半年多后，沈静终是不惯，想办法回了上海，沈崇更是得意，从此时时对人播报女儿的工作成绩：“沈静当部门副主任了”，着重加一句：“没有主任”！

有时候我想，“干爹”在这些方面如此刻意，是否和幼时家庭经历的政治运动有关。在青镇老街上风光一时的他，也算是大大地光复了曾经片瓦无存的门楣。

没想到从不吃亏的沈崇，在儿女的婚事上却失了平仄。为了给儿子娶到一个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女孩，他拿出做小伏低的功夫，往女孩父母家跑了无数次。女孩母亲住院，沈崇天天到医院端茶送水，细心照料。妻子很有些不满：“我生病时他都没这么伺候过！”

总算把北大姑娘娶进了门，添了孙女，沈崇和妻子去昆明探望。儿媳的父母也在。房子是沈崇出钱给儿子买的，三间卧室。晚间休息，儿子儿媳一间，儿媳的父母各一间，让沈崇夫妇睡客厅沙发。

没过几年，小两口离了婚，原因是女方总是把利益输送回娘家，像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儿子与沈崇相反，待人一向大方，却也承受不起：“在我能力范围内的还可以，实在超出我能力的也没办法”；问以后的打算，他只说：“孩子我也生了，对家里的义务尽到了”，和对工作一样，一副无欲无求的态度，沈崇也无可如何。

沈静的婚事也饱经蹉跎，在上海滩单身到快四十岁，伴侣难觅。终究还是由沈崇自己出马，物色了青镇街面上一个初中学历的无业男子，婚配后一起去了上海，男子在家中专事家务，“做饭给沈静吃”。两人似乎还算相得，去年沈静过年回到青镇，往年清瘦的两腮圆润了几分。

前两年我父亲去世，归葬青镇，依当地风俗，葬礼上要请一位朋友致辞。母亲思忖，镇上的老友里，只有沈崇善于言辞，便请他担当此任。

葬礼的前一晚，沈崇将我从灵堂叫到他家，递过来一张纸，说是他写的致辞草稿，让我替他誊写。我乍一看，每句话都是四个字，似乎是篇骈文，再细读，文辞并不算雅驯，对仗、排比当然更谈不上，就是将我父亲的生平，包括一些只有老友才知道的隐私，硬凑成一堆四字语。

我担心参加葬礼的亲友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怕是难以理解这些词句。一面看，沈崇一面问我作为家属要说的答谢辞准备得如何。我答差不多了，沈崇看我铺纸誊写他的致辞，面上露出几分得色：“你是年轻人，写不出来可以上网搜索嘛”！我心中一堵，张了张嘴，终究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的葬礼上，沈崇抑扬顿挫地念了他的致辞，周围众人，多是一副不知所云的模样。

至于他是否有几分真切的悲伤，是否在念诵的同时，会想起和逝者一起创业的日子，谁也不得而知。

干爹显老了，鸭舌帽罩着灰扑扑的面孔，脸上的线条还是瘦削尖利，并没有因年老而变得和润慈祥些。除非必要，他几乎不出门，街坊们在老街上难得见到他灰扑扑的身影。

只有一件四十多年来不变的事，就是大年初二提着香烛纸钱，爬上青镇背后的山梁，给早逝的女友上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