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元平 | 四十多年前，读高中时的那些事

时光再回到四十多年前的1979年的秋天。那一年，我从格化司台社中初中毕业。通过全县统一选拔考试，被格化司名高中录取。按照当时我们商都县教育局的办学方针政策，经过全县统一考试，考试成绩优秀者，首先被商都二中录取(校址在商都县城)，成绩中等偏上的被乡下公社的几所中学录取。乡下公社的中学有十八顷中学，玻璃忽镜中学，屯垦队乡中学，格化司台中学共四所。成绩中等偏下或最差的学生，无论哪所中学都不予录取，或辍学或留级补习，任其自由选择，全由自家情况而定，政府不去约束，也没有出台有关义务教育的章法。

乡下公社的四所中学，原则上只招收附近公社的初中毕业生。只要成绩符合招生条件，不受年龄限制。比如格化司台高中，除了招收本公社的学生以外，还招收附近章毛勿素公社，八股地公社，西井子公社，大库伦公社共五个公社的学生。但也有个别例外，这就看学生各自的社会，家庭关系，略有变动。当时，商都一中只招收县城内的初中生，因为校内没有宿舍，当然个别有条件的乡下学生也可以进入商都一中就读，但需要自己解决住宿问题。所以解决住宿就成了当时乡下学生进入商都一中的最大的难题。我初中毕业，考试成绩是中等生，只能到户口所在地的格化司台高中入学。格化司台中学1979年秋季，招收了两个班的高一生，17班，18班，共有100多个学生，基本都是前面讲过的五个公社的生源。但年龄参差不齐，小的有十五六岁，大的有二十来岁。还有个别其他乡的，甚至还有外旗县的。我入了学，被编入十八班，班主任是白凤鸣老师。语文老师，张崇厚，马年轻；数学老师，燕中元；物理老师有两个，曹锦德，姚佃林；化学老师，翁才；英语老师，王华，郝玉两个。刚入学时的那种心情，真有点儿说不出的感受。按说我读初三时，平时的学习成绩，在学校也是上等生，结果没有考进商都二中，让我心情沉闷了好一段时间。究其原因，当时也说不清楚，反正马马虎虎答了卷，大脑有点不清醒。现在只能到格化司台中学入学了，想到这里心如乱麻，总之没有好心绪。

1979年是个农业丰收年。秋天，地里的庄稼一片金黄。我们村生产队长正组织全村社员开始收割小麦。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一周就开了学。为了去学校，我找到了生产队的畜牲队长说明了用车的意思，队长就派了一辆三套马车送我们两个人(当时我村只考上两个)，到十几里外的格化司台中学去上学。要知道，那时还是“大集体”时期，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教育形势正向蓬勃方向发展。多少年来，村里的学生寒、暑假送行李到学校，都是由队长配集体的马车接送，已成了多年的惯例。三套马车拉着我们两个人的行李，书箱，从村南大路出发，一路上坐在马车上，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道路两旁的景物多么灿烂，也没有心思去看。只想象着将要入学的中学是什么样的。不到一个小时，马车就到了中学的大门，学校的大门朝西，两扇高大的铁门紧锁着，铁门中间又开了一扇小门，人们就排队从这扇小门出入。进了校园，一排排红砖高房矗立在校园内，园内树木林立，浓荫蔽日，简直有点迷路，就像是现在去了陌生的大城市一样，一切都感到很新鲜。我们找到了报名地点，报了名，又找到了各自的宿舍，真是有点儿迷糊转向。好在墙上贴有提示的标志，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忙碌，安排了宿舍，基本安顿好了，我们紧张的心才松懈了下来。宿舍内南北大床，至少能住二三十人，从床的一头看另一头，还得放眼远望，床上一律铺着崭新的草垫，宿舍墙上贴着标语，有一种浓郁的学习氛围，木门，木窗，玻璃锃亮。这对当时的学习环境来讲，这已是很不错的学习环境。

经过两天的报名，四面八方的学生陆续到了学校，校园内人山人海。加上原来四个班，共六个班，三百多名学生，另外还有许多家长。男男女女，花花绿绿，有高有低，却没有一个认识的，倒是发现有几个漂亮的，女的居多。至今记忆还在，刻骨铭心。

我们十八班的班主任白老师，刚刚师范毕业，二十多岁，一表人材。方脸浓眉，身材高大，标准的中国男人。其他老师，老的也老，小的也老，因为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低，还没有资格讲究穿着，人们表现的都很苍老，那时温饱最重要，大部分老师家庭人口多，能解决了温饱，那就是有本事的富裕人家。完全不同于现在人们的装束，老的年轻，年轻的更年轻。

四十多年来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发展，文明的理念，让我们商都的经济也迅速腾飞了起来，生活中除了解决温饱，精神文化也不断提高。爱跳舞的，爱打扮的完全由自己做主，经济基础保证了上层的消费。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们，装扮的就像四十年前三十岁的少妇。站在十米以外根本看不出“少妇”原来是“老太太”。教我们课程的那些老师，白老师最年轻，当时刚刚结婚，还没有小孩儿，如今他已近七十，但仍然神采奕奕，风度不减。其他大部分老师四十多年未曾见面，也不知道消息，内心颇为想念。

关于老师们的学术水平，在《我的那些老师们》中已作过详细说明，这里暂且略过。下面就讲讲我班的同学，先把他们列出来：高林变，邢富，王新，彭英，李瑛，高世利，马汝秀，王跃，郝文明，杨峤，杨进忠，郭秀峰，朱发，武巨金，温秀清，任美，刘孝明，任悦，田利生，叶美中，马润楠，赵振旺，王宏，王杰，任生财，任登科，王义，魏月旺，吕子林，王振文，刘玉堂，王悦，牛树华，吕凤英，陈月娥，杜恒林，孙仁，马英，竺元平，刘成林，樊四虎，陈继珍，荆开有，郑风兰，巩宏义，郝富，牛付奎，贺景，庞英，张奎，张文斌等，还有个别的已记不清了。那时候的生活水平，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体会到。六十岁以上的人基本知道，五十岁以下的人很少知道，四十岁以下的一般不知道，就是这种状况。我们班五十多个人与我的生活水平差不多，每天吃一顿白面馒头，一顿玉米面，要知道我们比家里吃的还好一些，因为每个家庭都是尽量给念书的孩子们吃好，可谓是做到了省吃俭用。至于新鲜蔬菜，那是不可能有的。咱们商都北方“大集体”时期是不种蔬菜的，即使生产队有个小菜园，也是只种一点点像白菜，萝卜，南瓜，那都是适时令的，节气一过就没有了。南方的各样蔬菜我们见都没有见到，像茄子，西兰花，菜花等只是在连环画里面见到。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条件不允许南北交流。老家的土豆倒是不少，天天吃水煮土豆，一把土盐，一把当地榨油之后的副产品，老家叫“麻生”的东西，加水后胡乱地在大铁锅里搅拌，加热煮熟，这就是副食蔬菜。但也不多，有时甚至连土豆皮都不剥，还不如现在农村老家那样，喂猪都是土豆泥，和城市人的饭店一样。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但我们这一百多个学生大多数都勤奋刻苦，晚上点煤油灯也要学习到深夜，与现在不提倡刻苦，只讲究幸福，不提倡努力学习，而追求快乐学习，放松学习，宽松学习是两种观念。那时候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如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幸福，只要是感到幸福了，心里宽松就达到了教育的终极目标。刻苦学习与否不是唯一的标准。那时候我们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并不是感情麻木，不晓事理，而是特殊时代造就了一代特殊的人，高中二年同桌不说一句话，时代不让说，你要是违反了，将会受到不同方向的攻击，认为你放荡，没安好心，居心不良，感情轻浮，甚至更难听的“流氓”，“水性”，班内有几个干部家庭的子弟，他们也不敢放肆，只能自己在心里矛盾地想一想，比我们普通的人多想一想，这就已经是十分优越了。当时有没有找对象的现象，没有，绝对没有，想不想找，想，但不敢，家庭社会不让你敢，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特殊所在。

如今这五十多个同学遍及全国，祖国的四面八方都有他们的身影，这都是当年点煤油灯”点”出来的，不是宽松“宽”出来的。2016年夏天，格化司台高中的同学举行了一次盛大聚会，这次聚会在商都转了个遍，也吃了个遍，想一想当年，看一看现在，真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心中的感慨。沧海桑田，万千变化，时隔四十年后的聚会，让花甲之年的我们更深深地体会到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城乡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变化。

同学之间在交谈中又回到了80年代初的学生时代，又一次放开了思想畅谈了一回，这些爷爷，奶奶们无不动情落泪，这是那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每当节假日，星期天，男女同学回家都是步行，少则十来里，多则几十里近百里，从早晨一直走到傍晚才回来。返校时仍然步行，像这样的事情与零零后的年轻人讲，简直就是“长征路”。二年的高中生活不觉得就结束了，1981年7月高中毕业了，那时农村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尚未彻底推行。但大集体的生活模式已名存实亡，人们对集体的概念开始渐渐淡化，正向着私有转化。到了1983年，农村土地彻底下了户，成了“包产到户”的翻版。我们这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当年没有一个考入大学或中专的，有条件的留级后继续补习，没有条件的大部分都回了乡。女的找了对象，成了家，男的挣钱也开始找对象谋划未来，结束了十年来的学生时代。纵观我们求学的高中二年历史，正是几多感慨，五味杂陈。从生活学习，到理想信念，从努力奋斗到夕阳暮年，几多的风雨兼程，几多的打拼磨练，才开辟出了一方自由的天地，闯出了一条通畅的大道，同时见证了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丰硕成果。展望未来，我们有信心，再奋斗却感体力不支，我们只能在这灿烂的阳光路上指引新一代，向着更加绚丽的新时代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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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元平

【作者简介】竺元平，生于1964年2月，1984年参加工作，大专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喜欢阅读，擅写回忆性的散文，常作历史性的探索，热爱生活，向往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