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5日，影星克里斯托弗·普卢默（Christopher Plummer）去世，勾起了人们的回忆。在普卢默主演的诸多电影中，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引进的《音乐之声》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中的优美风光令人印象深刻，不少歌曲也脍炙人口（虽然并不是奥地利的音乐，而是好莱坞歌曲）。影片的背景是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而影片中普卢默饰演的上校一家的爱国情怀，特别是抵制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拒绝出任纳粹官职，最终不惜逃亡国外的过程，可谓感人肺腑。不过，这毕竟只是一部电影，而且是一部美国电影，这些情节是真实的吗？我们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影片中玛丽亚的原型，亦即实际历史中的特拉普夫人撰写的回忆录多年前已经译介到了国内，很多人可能已经从不同途径了解到，影片主人公家庭的原型的确移居美国了，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纳粹，影片中上校手撕纳粹旗帜换上奥地利国旗的情节恐怕只能出自影片编剧的虚构。影片开始的时候通过字幕告诉观众，那个时代是奥地利“最后的黄金时代”。然而，当纳粹德国和奥地利于1938年合并的时候，也就是影片所涉及的那一年，奥地利已经由法西斯政权执政四年了。
和德国相比，奥地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后的历史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曾经盛极一时的奥匈帝国和它的统治者家族哈布斯堡王朝，已经在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下日薄西山、摇摇欲坠。1866年起，奥匈帝国就变成了一个“二元帝国”，在那之后实际统治匈牙利的马扎尔贵族们与帝国朝廷日益离心离德，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其他民族更是如此：大家都知道，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正是所谓“波斯尼亚问题”。一战结束后，奥匈帝国也分崩离析了。在奥匈帝国时代，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奥地利取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还提出了一套强调文化作用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援引的是所谓“价值和事实分离”的康德哲学。和第二国际的其他各个社会民主党一样，奥地利社民党也在一战时为奥匈帝国的战争摇旗呐喊。一战后，工人运动在欧洲风起云涌，奥地利自不能外，工兵代表委员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奥地利共产党也颇为活跃。维也纳中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则把奥地利工人的斗争看成“文明”末日及其决战的前兆。在这个关键时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和他们的欧洲同侪一样，对工人们的革命行动忧心忡忡，尤其害怕来自俄国布尔什维克及近邻匈牙利、巴伐利亚的影响。他们通过立宪会议和本国统治阶级达成了暂时的妥协，其成果就是奥地利第一共和国。不过，和魏玛共和国一样，奥地利第一共和国也是一个“没有人想要”的共和国：基督教社会党人（及其背后的奥地利天主教会）继续忠于君主制并且因为仇恨下述的“红色维也纳”而企图离开奥地利与德国合并，时为奥地利社民党领袖的卡尔·伦纳（Karl Renner）梦想建立“多瑙河邦联”（Danubian confederation），社会民主党人则想和魏玛德国联合建立一个改良主义的“德国”。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局势稳定之后，工人委员会就被奥地利社民党一脚踢开了，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苏维埃共和国失利之后，奥地利社民党拟议中的不少改革措施也就永远停留在了纸面上。前面提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文化领域。公允地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文化建设方面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因此，一战后长期由奥地利社民党执政的维也纳也一度被称为“红色维也纳”。这些措施主要有：建设公共住宅、提供公共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通过奥地利社民党的党组织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建立党的学校、工人图书馆等，设立音乐厅、剧院等设施，组织工人运动会乃至工人奥运会以展现工人的力量等。奥地利社民党也组织了一些休闲娱乐活动，例如剧院、广播、度假。在工人的家庭生活方面，奥地利社民党采取了一些减轻家庭妇女家务劳动负担、设立公共育儿机构甚至进行生育方面的教育等措施。但是，总的来说，奥地利社民党上层并不真正了解奥地利工人们的实际需求，他们推行的一些措施十分脱离实际情况，采取的自上而下命令式方法收效也不好。1926年，奥地利社民党设立了名为“红鹰”（Rote Falken）的青少年组织，对十至十四岁的少年进行教育。从理论上说，奥地利社民党想通过这些措施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为他们推迟到遥远的将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做准备，而实际上，奥地利的国家机器仍然掌握在右翼手里，奥地利社民党的文化活动也受到了极大阻碍。例如，奥地利社民党一直无法废除学校教育中的宗教内容。1927年之后，随着奥地利政治的不断右翼化，奥地利社民党在政治上不断退却，上述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变成他们逃避政治压力的场所。一战前，上述文化领域是奥地利天主教会的传统“势力范围”，他们及其支持的基督教社会党对社民党采取的改革措施颇为不满，尽其所能地加以阻挠。
“红色维也纳”似乎繁荣兴旺，然而一战前奥地利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包括奥地利天主教会在内的老权贵组成的“黑色维也纳”并没有受到“红色维也纳”的触动，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在紧锣密鼓地活动。在文化领域，这个时期的奥地利右翼和欧洲的老式右翼一样，鼓吹的是天主教、传统帝国等老式价值观。早在一战前，甚至十九世纪末，奥地利右翼特别是奥地利天主教势力就提出了一整套政治主张。吕格（Lueger）和沃格尔桑（Vogelsang）是这个时期奥地利右翼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1892年建立的利奥协会（Leo-Gesellschaft）是一战前后奥地利右翼的主要组织。这个组织是以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命名的，以推广天主教价值观为己任：他们甚至要求用天主教世界观指导科学研究，从而为科学赋予所谓的“伦理”基础。一战前，利奥协会成了奥地利最大的学术组织，并一度控制了奥地利学术界和文化界。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组织，这个组织的不少成员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在一战期间，利奥协会的成员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老式右翼保守主义一样，经历了一个政治化、激进化的过程。在德国，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大大缩短了普鲁士老权贵和纳粹等新兴右翼组织之间的距离，并为两者之间的合作铺平了道路。到了一战之后，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老式右翼，特别是战败各国的老式右翼一样，奥地利老式右翼也受到了沉重打击，这恰恰进一步刺激了奥地利老式右翼的激进化。这个协会也和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密切结合，该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弗兰茨·辛德勒（Franz Schindler）也是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内的头面人物。利奥协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具体主张之一正是要求奥地利和德国合并，在中欧建立一个泛德意志帝国。这也是日后奥地利和德国的“合并”在奥地利内部的一个重要支持来源。此外，这个协会的人还极力撇清奥地利乃至普鲁士德国（也就是所有中欧国家）和一战的关系，把一战说成其他欧美国家的单方面责任。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奥地利右翼和他们的德国同侪是持有相同政见的。在利奥协会之外，约瑟夫·埃伯勒（Joseph Eberle）编辑了一份名为《新帝国》（Das Neue Reich）的刊物，这份刊物成了奥地利乃至整个中欧右翼的喉舌。其他右翼活动家们则提出德意志民族主义与保守派结盟，以阻止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统治的方案。理夏德·克拉利克（Richard Kralik）主张奥地利天主教力量和德国民族主义者们建立同盟，携手反对犹太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这些主张最终呈现为一战之后的奥地利共和国。奥地利天主教会的一些人士直接把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称为“撒旦的统治”，把现代大学称为“道德败坏中心”。“奥地利行动”（Oesterreich Aktion）组织则呼吁复辟哈布斯堡君主制。奥地利右翼的主张结合了民粹性的民族主义和对威权统治的怀念，试图运用某种政治威权对付他们所认为的“社会解体”。这不仅与德国及欧洲老式右翼在当时的主张十分一致，事实上也是世界所有地区老式保守主义的共同主张。毫无疑问，在政治上，奥地利右翼对死敌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表现，以及席卷欧洲特别是中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警惕的，他们也使用反犹主义的阴谋论加以解释。不难发现，这也是当时欧洲右翼的共同特质。虽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奥地利右翼就在奥地利知识界建立了相当的影响，当然，他们并不会把活动限定在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也积极期待能够实现他们的主张的政治人物。这个时候，希特勒还没有在德国政坛登堂入室，于是已经执政多年的匈牙利的霍尔蒂（Horthy）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就成了奥地利右翼的政治偶像。这两名政治人物追求的是一种结合了反犹主义、民粹性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和基督教的政治。因此，当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和梵蒂冈达成和解之后，即使是一度观望的“温和”右翼分子们也聚集在了意大利法西斯周围。很明显，奥地利右翼的主张离纳粹只有一步之遥。这个时期，他们在德国的侪辈正是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以及施宾格勒、海德格尔等右翼知识分子。希特勒在德国开始成为右翼明星之后，奥地利右翼自然趋之若鹜：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奥地利右翼的奥特马尔·施潘（Othmar Spann）就在拼命地论证，他的哲学是如何与纳粹相兼容的。事实上，施潘和纳粹一样信奉“种族科学”，推崇所谓“劣等民族”的观念。这位先生支持包括纳粹在内的欧洲几乎所有的右翼运动，甚至嫌奥地利的多尔弗斯-舒士尼格政权在右翼化方面不彻底。奥地利的右翼分子也和几乎全欧洲的天主教政治势力结合起来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述的埃伯勒也成了纳粹拥趸，他复述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观点，强调纳粹是必然的发展结果。奥地利的右翼分子也被纳粹的夺权激励，尽力鼓吹他们的观点，并力图付诸实施。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正是这个时期活跃的奥地利右翼知识分子之一。在政治领域，奥地利右翼的政治组织基督教社会党早在1926年就提出了一份倾向于威权主义的纲领，这个党也是一切反对奥地利社民党的右翼团体的联合。奥地利右翼们并不止步于“批判的武器”，他们组织了一个准军事组织还乡团（Heimwehr），和他们的德国同侪、右翼军事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一样，奥地利还乡团也是从一战结束之后就开始活动的。这个组织主要由民族主义派学生、小资产阶级和原军官组成，他们也和这个时期欧洲的所有右翼准军事组织一样，明确地以镇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其目的，并从一战后一开始就和基督教社会党互相支持。例如，1922年奥地利政府就是依靠还乡团迫使奥地利工会做出让步。1927年7月，也正是还乡团镇压了维也纳正义宫惨案之后的抗议罢工。1927年之后，奥地利的基督教社会党当局大力支持还乡团通过游行、进军等手段攻击奥地利社民党，后者忍无可忍的“防御性暴力”则遭到了奥地利当局的镇压。曾经担任奥地利总理的塞佩尔（Seipel，此人也是前述利奥协会的积极分子）甚至组织奥地利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们为还乡团筹款，他还抵制了英法要求同时解除还乡团和奥地利社民党武装的提议。这个时期奥地利政府军和还乡团共同袭击奥地利社民党武装护卫团（Schutzbund），并把抢来的武器交给还乡团。这个时候，还乡团已经登堂入室，几乎成了奥地利当局的合法武装力量。时任奥地利总理的瓦古因（Vaugoin）干脆邀请了两名还乡团头目入阁。1932年多尔弗斯政府依靠的就是还乡团和农业联盟（Agrarian League）议员的支持而维持的。从1927年起，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也开始向还乡团提供资金和武器。该组织也和纳粹眉来眼去。
公平地说，这个时期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确实也没有对奥地利右翼的这些活动完全视而不见，他们也试图把奥地利的官僚、医生、律师等组织成工会，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仍然主要是文化层面的，并采取自上而下的俯视态度。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试图争取奥地利知识分子。早在一战之前，奥地利社民党就和奥地利知识界过从甚密。大家都知道，这个时期也是世界哲学史上著名的实证主义派别维也纳学派活跃的时期。这个学派提倡逻辑实证主义、推崇“科学世界观”，自然与宗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右翼自然水火不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试图与维也纳小组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奥地利右翼。例如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之一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就参与了经济“社会化”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理论。诺伊拉特也是奥地利进步知识界和奥地利社民党互动的中心人物，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维也纳小组的卡尔纳普（Carnap）等人及其理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除此之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试图使用熊彼特与凯恩斯的理论反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古典理论。比较有趣的是，这个时期和奥地利社民党走得最近的是弗洛伊德一系的精神分析学说——双方的联系也是从一战之前就开始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的作者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个时期受到左翼影响的比较著名的奥地利知识分子还有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当然，奥地利国内的进步力量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消极退让态度并不满意。1933年3月，也就是在多尔弗斯政府转向法西斯的时刻，一批奥地利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发表了他们对奥地利纺织工业城镇马林塔尔（Marienthal）的研究。这些学者不仅批判了奥地利右翼，也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被动与消极无为提出了批评，同时还不断呼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进行他们拟议中的社会经济改革。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精力集中在维持党内纪律和安抚反对派。这样一来，工会、青年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对奥地利社民党的不满和疏离日益加剧，大量知识分子和奥地利左翼人士对该党感到失望。1929年起，奥地利的进步知识分子及社民党左翼日益与社民党主流决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诺伊拉特日益脱离政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与右翼对抗的措施是相当无力的，效果也十分有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努力的最大成果出现在1923年，从那之后，维也纳的知识界就不断转向右翼。这实际上也是因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把自己和当时的奥地利政府捆绑，对当时的奥地利政府的不满从而被导向右翼，并进一步导致了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整体文化的右翼化甚至法西斯化。最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放弃了吸纳知识分子的努力。维也纳小组的领袖石里克（Moritz Schlick）被奥地利右翼组织暗杀就是这个策略失败的标志。而正是埃伯勒编辑的另一份刊物《美丽的未来》（Die Schoenere Zukunft）上刊登了约翰·绍特（Johann Sauter）颠倒黑白的文章，把杀害石里克的凶手说成是石里克（以及整个维也纳小组）的异端邪说的受害者。1933年3月4日，也就是纳粹在德国上台一个多月之后，随着多尔弗斯政府拒绝进行新的议会选举，而是通过发布命令进行统治，也就是不再维持形式上的民主，奥地利的红与黑再也不能能够和平并存下去了。奥地利右翼分子们则把多尔弗斯看成奥地利的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认为多尔弗斯能够恢复奥地利的伟大。即使是“反纳粹”的诸如迪特里希·希尔德布兰（Dietrich Hildebrand）支持的也是政教合一的威权主义。换言之，奥地利右翼们要求的是一个“温和”的纳粹，类似德国的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和巴本（Franz Papen）那样的统治。1934年2月12日到17日，一部分奥地利工人无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们的约束，自发发动了武装起义。他们的起义失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防御性暴力”遇到实际问题就只剩下了纸面意义。多尔弗斯-舒士尼格政权牌号的法西斯主义强调的是“传统”也就是奥地利的天主教传统。这个政权采取的各项措施也直奔中世纪，例如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消失了的行会又出现了。这些过时的措施自然对奥地利经济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奥地利的金融机构也接二连三地发生危机。不过，多尔弗斯本人倒是以奥地利小农的保护者自居——熟悉历史的人们很容易想到，他的模板就是十九世纪中期的路易·波拿巴。挣扎了几年之后，奥地利还是在内外危机中被纳粹德国于1938年吞并了。
如前所述，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是《音乐之声》电影的背景，这部电影也特别强调了奥地利的“反纳粹爱国主义”。然而，奥地利右翼虽然和纳粹确有龃龉，毕竟还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自然同气相求。多尔弗斯-舒士尼格政权的支柱奥地利天主教会虽然对纳粹也有些微词，也仍然把纳粹视为他们的反犹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伙伴。奥地利天主教会当时的首脑英尼策（Innitzer）就对奥地利的纳粹代理人塞斯-英夸特（Seyss-Inquart）内阁中充斥着天主教人士十分满意，并且赞同，在希特勒去维也纳的路上，各个教堂鸣钟庆祝（E.B. Bukey, Hitler’s Austira, The Universti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97）。奥地利的天主教徒自然追随其教会，赞成“合并”。和整个欧洲的天主教会一样，奥地利天主教会自身就持有强烈的反犹主义立场，他们对纳粹的排犹甚至屠犹行动自然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虽然纳粹对奥地利天主教会的一片痴心报之以攻击，但是当纳粹入侵苏联的时候，奥地利天主教会还是认为，纳粹是在对付“西方文明的敌人”，并给予了支持（Bukey, Ibid. p.171）。看过《音乐之声》电影的人都知道，影片女主人公玛丽亚就是奥地利天主教会的修女，如前所述，她也的确不是因为反纳粹而移居国外的。由此观之，影片末尾天主教修道院掩护上校一家逃离纳粹控制的情节，很难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生。和纳粹德国一样，奥地利也发生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奥地利“中产阶级”一马当先、冲锋在前（Bukey, Ibid. p.137）。倒是一直支持奥地利右翼的奥地利小农继续着他们的忠诚，对纳粹不怎么感冒，当然，也没有激烈反抗。纳粹德国的侵略战争开始以后，不少奥地利人也加入了纳粹德军作战。因此，《音乐之声》电影末尾那段全场观众齐唱《雪绒花》表达反纳粹的爱国情怀的情节尽管让不少观众产生共鸣，恐怕也只是好莱坞的艺术虚构。奥地利的反纳粹“爱国主义”，在历史上是芳踪难觅的。奥地利就这样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参考文献
“红色维也纳”部分来自 Helmut Gruber: Red Vienna, Experiment in Working Class Culture 1919-193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黑色维也纳”部分来自Janek Wasserman: Black Vienna,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Red City, 1918-1938,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Martin Blinkhorn ed.: Fascists and Conservatives, The Radical Right and the Establish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Routledge, 1990
多尔弗斯-舒士尼格执政时期的奥地利部分来自Guenter Bischof et al. ed.: The Dollfuss/Schuschnigg Era in Austria, A Reassessment,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奥匈帝国部分来自A. J. P. Taylor: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Hamish Hamilton, 1966
叶攀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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