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中国社区治理的“关联原理”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由内向外和由外向内的贯通，正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最大的“秘密”，也即中国社区治理的“关联原理”。
《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一书，从书名看，我就倍感亲切。对我来说，这一书名不仅具有一种理论上的诱惑，而且也与我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解不谋而合。
我在研究中国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发现以家庭为支点的撬动策略、动员策略不仅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治理能量，而且还释放出了东方社会基层社会治理难以名状的理论美感。于是，我经常扪心自问：从逻辑上来说，充当社会原初单元、第一单元的要素到底是个人还是家庭？现代化理论的“通则”似乎就是唤醒个人意识、彰显个人权利的过程。但我们如果将这一“通则”贯彻到社区治理之中，结果是社群的荣幸还是个体的无奈呢？正是在走进基层、阅读人心的过程中，我对这一“通则”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人生八条目”不是简单的生命中的八个环节，它包含着中国独特的“家国”原理
从中国治理、中国国家建构的第一原理来说，国家不是与社会完全脱离，也不是与家庭的彻底断绝。恰恰相反，国家与社会、家庭的关联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把这个原理称为“关联主义”。《大学》开篇就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生八条目”。“人生八条目”不是简单的生命中的八个环节，它包含着中国独特的“家国”原理。如果说近代西方是在市场与社会的冲突过程以及市场向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过程中牵引出国家，使得国家不得不成为暴力的垄断者，那么，中国则是在人格完善、道德升华、能量扩展的过程中孕育了独特的“家国”理论。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形成原理。
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
布罗代尔曾经提出“国家是16世纪最大的企业家”，这一命题暗含着西方国家的宿命。国家与社会、家庭的分离是西方社会的基本要理。但是，这样的家庭观在中国社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从个体修身到齐家置业再到国家建构，贯通其中的链条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斩断过。修身是一个人的志业，齐家是一个人的家业，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人所要成就的大业。受制于能力不同，一个人可以将其“业”推至不同的边界和范围。但无论是“大业”还是“小业”，它们都是服从于生命价值的积极展开与道德提升这一总体目标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家到国的扩展不是私利的扩大，而是转化为支撑天下的使命。中国人将其称为“家国情怀”。人不仅要处理行为与心智、个体与自然的关系，还要处理自我与小家、个体与社群的关系，更要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Country、State和Nation被翻译成“国家”，直接反映了中国人对国家的本土理解。《孟子·离娄章句上》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一论断是中国对政治共同体的最佳诠释。从国到家和从家到国这两条线路，在中国是同时并存的。这显然不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划分。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中国古人所颂扬的家国一体观念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起点与基础。在当代中国，家与国的关系虽然不是古代的机械同构，但也不是绝对的互相隔离。
从原理上来说，中国的家国政治完全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治。但是，原理上的美感并不能自动释放出治理的功效。这就需要通过体系的优化、机制的创新、合理的政策设定以及各种治理主体和参与主体的积极行动，将原理转化为治理。这恰恰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超越古代中国的标志所在。可以说，《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借助中国很多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从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上为我们破解原理与治理的脱节提供了独具一格的思路。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把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社区公共状态营造和开发出来。一方面，人走出家庭，通过社区公共生活与社会、国家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社区与家庭发生关联，将政治情感、国家责任和政策保护沉淀到支撑中国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单元——家庭之中。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由内向外和由外向内的贯通，正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秘密”。这是体现中国治理逻辑和治理使命的“复合关联”“交叉关联”“立体关联”和“双向关联”。从这个角度来说，关联的强化就是中国社区治理成功的音符，关联的弱化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失败的晚钟。
（作者为刘建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2021年05月24日
编辑：刘羽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