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那天傍晚，按照家乡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风俗，我和母亲在家门口烧纸放炮，恭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突然，一颗被炸飞的炮竹不偏不倚地落进我的棉鞋帮里，当我被烫疼而发现并甩开的时候，脚踝处的袜子已经被烧出一个硬币大小的洞口，脚踝处的皮肤上也出现了一个小水泡。看我突然乱跳起来，母亲一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切地问我怎么了。我笑着说：“没事，一颗炮竹钻进我的鞋里去了。”母亲问我可烫到了，我说没什么事。年年放炮，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趣事。我想起了家乡的黄梅戏《夫妻观灯》中的唱词：（王小六）冲天炮，放得高。火老鼠，地下跑，唷，唷，不好了，老婆的裤脚烧着了。（王妻）急忙看我急忙瞧，我的裤脚没烧着。砍头的你笑什么，不看灯你尽瞎吵，险些把我的魂哪魂吓掉哇。”母亲也笑着说：“可别把你的裤脚烧着了。”或许母亲也想到这段黄梅戏了。上了一定年纪的安庆人，就没有不知道这段黄梅戏的，而且几乎人人都会哼上几句。有时候，生活里突然出现这样意想不到的插曲，反而增添了情趣，也加深了记忆。多年之后，我与母亲之间也会多出一个精彩的故事和一段有趣的回忆。吃过年夜饭，我和母亲一起泡脚的时候，母亲问我：“脚烫得可疼？可要抹点药膏？”我说：“不疼，破点小油皮，不算什么，过两天就好了。”其实啊，虽是个不起眼的小水泡，碰到热水了，还真是有点疼。洗完脚之后，母亲捡起我丢在一旁的袜子说：“我来把它洗洗，明天晒干了补一补我来穿，这好搞的。”我说：“算了吧，麻烦的事，别搞了，我是在网上花十块钱买了一盒，里面是一打，一双还摊不到一块钱，家里还有很多。”每次回老家，只要我晚上住在家里，晚饭后母亲总是打来一盆温热的洗脸水，让我洗脸，我洗完之后，她才接着洗，然后将洗脸水倒进脚盆里，再添一些热水，让我泡脚，不一会，她也跟着过来一起泡脚。泡完脚之后，倒水，洗袜子。这一系列的动作，母亲总是一气呵成，容不得我半点反对和打岔。我曾多次试探着来做这些事情，但总是被母亲坚决地制止了，似乎没得商量。母亲说：“家里情况你又不清楚，什么东西放在哪里、放到哪里，你也搞不清。”于是，住在老家的日子里，我总是在母亲的“呵护”中幸福着，而母亲总是在为我的“服务”里开心着。
二三十年前，父亲带我去近百里外的浮山中学报到的时候，我穿的还是一条膝盖处打着补丁的裤子。小娘跟站在束家园路口送我的母亲说：“他都到浮山上高中去了，怎么还穿着一件带大补巴的衣服？也不怕同学笑话啊！”母亲笑着说：“这小孩子不讲究，不爱'好’。”是的，母亲说得对，在穿着的问题上，我一直不怎么爱“好”，但母亲心里知道：学费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哪里有什么好衣服穿呢？那时，都是几年才会有一次：在过年的时候，从集镇上买回来几尺布，请村里的裁缝到家里来，给大人、小孩一人做一件新衣服。布草的质量很差，加上我们又爱闹腾，要不了一些天，衣服的屁股、膝盖、手肘处就会先后出现一个个大洞。母亲发现了，就会找一些旧布来，小心地缝补好。好了又破，破了再补，每每如此。“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句顺口溜，却是一个时代、一段岁月的真实写照。记忆中，从小到大，我们一直都是穿着带有补丁的衣服，这已经司空见惯了，丝毫不觉得奇怪，也不会有人笑话的。清明节前的一个周末，我回老家上坟。晚上和母亲一起泡脚的时候，母亲递上一双袜子让我换，又指着桌子上的一双袜子跟我说：“你上次被炸破的袜子也补好了，你看，外面根本看不出来，跟好的一样。”我放下母亲递给我的那双袜子，拿起桌子上这双补过的袜子，仔细地查看起来，除了能看到密密麻麻的针线外，真地跟好的一样。我翻开袜子的里面，只见里面衬着一块旧布，一看就知道是从一只破袜筒上剪下来的。我跟母亲说：“我就穿这双袜子，好得很。”母亲说：“不是有好的吗？”我说：“这个也行。”母亲也没有再说什么，估计也还比较认可自己的“手艺”。第二天午后，我穿着这双补过的袜子，带着一车厢母亲给的农副产品，离开老家回省城。这双补过的袜子，有温度，我会穿上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个补丁，能让残缺的东西完好如新，从这个角度说，母亲便是我心头的补丁，让我的心变得完整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