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皇帝与一个囚徒展开书面理论对话，辩驳当时的治国方略与民族问题，这并非是天方夜谭，却是一桩实实在在的史事。这位皇帝，就是雍正帝。囚徒名叫曾静，是湖南永兴人，科举落第，在家收徒教书，自著两书，一曰《知几录》，一曰《知新录》，表达出“华夷之辨”的强烈意识。他深受吕留良民族思想的影响，竟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秋，派他的弟子张熙去见川陕总督岳钟琪并呈上一信，策动他举兵谋反。曾静为何选中岳钟琪？他误以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相信他必然忠于华夏，反夷狄即反清。但他想错了，身为封疆大吏的岳钟琪不会为其劝说而有丝毫动心！岳钟琪迅速将此信上报，雍正帝下旨，将曾静与其弟子张熙一并逮捕，监押北京。从曾静的家中抄出两部书，为其定罪提供了证据。按大清律，曾、张以叛逆罪必然处死无疑。结果却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雍正帝并未出手，相反，还和曾静进行书面对话：一方面，审讯曾静，录其口供；一方面，雍正帝据其口供，又从其两书中摘出相关文句，予以严辞批驳，还提出问题，进一步追问，责令曾静回答。于是，曾静有问必答，写成文字。雍正帝读后再批驳、追问。如此往复，以至问无可问而止。曾静将自己的反清思想，种种错误的观点，一一交代，而且重在自我批判，赞颂雍正帝：“天亶聪明，恢弘前烈。”① 至此，案情已清。接下去的结果又是出人意料，雍正帝不但没有处置曾静，还将他释放出狱。之后，雍正帝把他与曾静的一问一答和他对此案发出的多次长篇谕旨，一并汇辑成书，于雍正七年公开刊布。这就是《大义觉迷录》的由来。《大义觉迷录》是这一特殊案件的文字记录，也可视为此事件的实录。如果研讨清盛时的治国理念、民族观念的新变革，尤其是就“大一统”论的内涵及“华夷之辨”的批判，该书是不可多得的一部文献史书。尤其可贵的是，书中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问题，并加以深入阐述，即使当代人也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为真正认识、正确解读清史提供理论依据。回顾以往清史研究，多在批评“文字狱”时，才提到曾静其人其事；评价雍正帝时，才引证《大义觉迷录》，用以证明他对自己“夺嫡”“篡位”作自我辩解，为清朝之“正统”正名，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大义觉迷录》记载的内容之一。但最核心的内容不在此，而是雍正帝对清朝实践“大一统”的理论阐发，表达他的新的民族观，同时，对曾静所持“华夷之辨”亦即千百年沿袭的传统观念展开批判与清算。两人的“对话”，实际是两种不同理论、两种不同观念的对决。恰恰是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尚未意识到《大义觉迷录》具有特殊的理论认识与实践借鉴价值，迄今为止，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也缺少相应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雍正帝与曾静的理论驳辩概括为三题，以解读《大义觉迷录》，为清史研究提供新思考。何谓“夷狄”？史学界皆知，是指中国古代社会对华夏以外的“四裔”族群的通称，如当代所称诸少数民族之谓。古人将各民族、族群概括为“五方之民”，即中国（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除华夏（汉）外，其他四方之民，概称或泛称“夷狄”。夷狄是人，还是“禽兽”？曾静提出这一严重问题，直接给出回答：“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又说：“夷狄异类，詈如禽兽。”① 类似的说法还有，不赘引。曾静明指“中土”即中国之华夏为“人”，而夷狄为“异类”，性“邪僻”，等而下之，是谓“禽兽”。其实，曾静的“夷狄禽兽论”并非他的发明，早在先秦时代已有此论。如《左传》襄公四年（公元前５６９）载：“戎，豺狼之德也。”即使如管仲这样的政治家也认定：“戎狄豺狼。”戎狄以文化极端落后，无中原华夏之礼，被视为“禽兽”。相反，华夏深度文明、礼仪俱备，才称为“人”。故华夷之分，是人与禽兽之分。由此而形成华夏自尊、蔑视夷狄的民族观念，世代传承，不可动摇。至明代，“夷狄禽兽论”更甚于往代。如明初著名学者方孝孺说：“如夷狄入主中国，是率天下人为禽兽也。”明中叶理学家丘濬称：“为生人主，必攘夷狄，必驱猛兽。”②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也力主华夷不可混杂，“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③。可见，“夷狄禽兽论”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并非明代几个人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早已成为历代承袭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汉族所建王朝，直视夷狄为“非人类”，如明斥蒙古、女真人为 “犬羊”“丑类”。四千年来，是否有人提出过异议？遍查历史，难觅其人，惟唐太宗视夷狄与华夏同为人，终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夷分离的格局，在唐治下，华夷也仅和平共处一段时期而已。直到雍正帝，才对“夷狄禽兽论”展开真正的大批判，他是针对曾静谬论而发，但也是对中国千百年这一传统民族旧观念的批判与清算。雍正帝直奔主题，论人与禽兽之不同：“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④ 其道理很简单：“行人伦”就是人，“灭天理” 就是“禽兽”！怎么可以用华夷来区分“人禽”？雍正帝另一篇“上谕”中继续批判“人禽”之分论。他指出：“夫人人皆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他举例说，如处荒僻深山旷野之“夷狄”“番目”，“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之名，也未尝不可。但看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人，“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他们也是“夷狄”，岂能“以禽兽目之乎”？他又以“本朝”为例，“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等等，还能说“满洲夷狄”，“为异类禽兽乎”？所以，“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他的意思是，人与禽兽之分，不在于居地是内是外，也不论华与夷，关键是能否实践礼仪、行礼法。接着，雍正帝与曾静辩论汉人是否是“禽兽”的问题。如前言，在曾静看来，华夏－汉人为人，乃千古不易之理。但雍正帝提出：汉人未必都是“人”！内中也有“禽兽”。他举例说：“明之将弁……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他们“标名竹帛……岂不谓之贤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他又举“吴三桂反叛之时”，其“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又有多少汉人将士“宣力行间”，贡献不小，“岂不谓之忠且义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如曾静鼓动反清的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以勇”，在西藏、青海立下大功，堪称是“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与这些汉人相比，曾静之所想所为，雍正帝斥为“乃汉人之禽兽也”！最后，雍正帝总结：“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若论丧天常，绝灭人伦，则谓之禽兽。此理之显然者也。”①雍正帝破除“华夷之辨”，不分地域与远近，对华夷一视同仁，皆以人相持，提出以文化伦理纲常来区分人与禽兽。应该承认，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进步之论。他以理以情驳斥了曾静之谬言，也是对千百年传统民族观念的历史性判决与清算。曾静对雍正帝之论，无言以对，俯首认错。他说：他“妄意以地之远近分华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恶分华夷。今日伏读皇上谕旨……义更精实，理更显明，虽顽石无知，亦应灵动了”。② 他进一步声明：“华夷之辨固不可以地言，即以地言，亦无定限……况夷狄本是论人，亦善恶为性克全，无所亏欠为人；五性浊杂，不忠不信为夷狄。”③ 看来，曾静完全为雍正帝的辩论折服，表述出他对“夷狄禽兽论”的新认识，对个人的谬言予以自我批判。至此，这一问题的驳辨告终。“大一统”理念，源于孔子著《春秋》，自汉以后历代承袭，成为历代建国、治国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标。正如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④ 那么，何谓“大一统”？《礼记》做出解释：“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也。”即天下由一个政权、一个君主统治，反对分裂反对割据，必归于一统。可以认为，“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条主线，也是关系中国内向凝聚而不断发展的一条生命线，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不可低估。但是，《春秋》所主“大一统”，也存在严重缺欠，就是“内诸夏而外夷狄”，严格区分华与夷，只可华夏实行“大一统”，夷狄只能做“大一统”的附庸。至秦始皇筑长城，就从地理上将华与夷分开，华处长城内，夷狄处长城外，“华夷之辨”自此成定式。再引用明太祖的一句话，就把华夷之辨说的更清楚了。他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⑤ 区分内外、华夷十分清楚。其中还表明：夷狄不得入中国（指长城以内），更不得主天下，换言之，夷狄无权统治“中国”，而只能接受“中国”统治！以上，扼要地说明大一统与“华夷之辨”的由来及其内涵，有助于对雍正帝与曾静辩论之是非曲直作出判断。曾静自著的《知几录》《知新录》及其口供中，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清入主中原是否合法？也就是所谓“正统”、非“正统”之意。曾静以清为“夷狄”，为“匪类”，以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居神器，乾坤反覆，地塌天荒”。① 曾静的说法，完全是“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以夷狄入中国为非法，亦即非正统，与前引明太祖的话如出一辙。黄宗羲也说， “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兽不可混杂！可见，他们所主“大一统”，是“华夷分治” 的“大一统”，如前已指出，实际是华夏的大一统。雍正帝对此痛加驳斥。他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② 这是说，“皇天”只辅助有德行的人，才有资格为“天下君”，从未听说不以德却以居何地的人而辅之。进一步说，不论居何地，即便是居于“外”的夷狄，只要有德，就可以为君！他进一步反驳曾静的“华夷分离”论：“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处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圣人之所谓万物育者，人即在万物之内，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③概括雍正帝所论，质言之，就是一句话：中华、夷狄同在一个天地中，同在“圣人”的抚育之下。这就是他的新“大一统”论：合内外华夷为一家即“天下一家”，与历代所行“华夷之辨”的“大一统”成一鲜明对比。雍正帝的论证还在继续：“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他又说到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问题：清以前，历代为何不能“中外一统”？原因就是划定“此疆彼界”，区分内外，难成大一统！即华与夷狄以长城为界；夷狄中各部落彼此各分疆界，各自主其地。如此，不仅不能成一统，而且矛盾冲突不断，战争不断。他以明朝为例，说：“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事实是，明与蒙古争战２００余年，蒙古始终未被明完全统一。雍正帝总结清朝入关８０余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会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宇，至今日而开廓……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④ 此言并非虚语，亦属实情。所以，他宣称：“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⑤ 他斥责曾静：“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⑥为进一步揭示清创造新“大一统”理论的实质，不妨引证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雍正帝说的一段话：“中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⑦ 这是他对清实践“中外一家”大一统的生动解释，也是对大一统的理论概括。纵观中国历史，此一理论实为千百年来的一次思想的民族意识巨变，是一划时代的理论创新。曾静是读书人，又能自写书，其文化素养较高，但在雍正帝雄辩面前，已是苍白无力，不能应对。问题的关键是，雍正帝的民族观、大一统是全新的内容，曾静以传统的旧观念无能与之对阵，只好乖乖认错认罪，对自己严加批判。其言也真，其情也诚。与上两个问题相联系，雍正帝又与曾静辩“中国”与“中外”。这不仅仅是个概念问题，也是困扰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实际问题。为了说明两人驳辩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必要回溯历史，以明“中国”与“中外”之来历。商周之际，方国、诸侯国林立，商周王居处即后来所称之京城，自认处“天下中心”，故称“中国”。周时，凡奉“周礼”的诸侯国，皆称“中国”，夷狄是处“中国”（诸夏）之外的“四裔”，遂形成“内中国，外夷狄”或“内诸夏，外夷狄”的“华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至秦始皇设郡县，“筑长城，界中国”，① 才使中国的地理坐标确定下来，将“三北”的夷狄即游牧民族隔离在长城以外，而长城以内凡设郡县之地，皆为中国。所谓“内外”之分、“中外”之别，概以长城为界。正如汉时人所认识：“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②秦汉以降，历代坚守万里长城一条线，“内外”或“中外”的观念传承不变。前引明太祖等人之论，“中国”必以华夏———汉族统治为合法正统，夷狄入主中国就是非正统。尽管元为一代王朝，仍受到明的批判与否定。甚至连孙中山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还大声疾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府，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国家。”③ 可见，“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何等顽强，阻滞“中国”千百年徘徊在长城脚下。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康熙帝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长城不再修理、不再驻兵。长城防御自此废除，“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宁无边患？明崇祯中，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各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徳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④ 他声明：“朕君临天下，无分内外，视同一体。”⑤ 废长城，无内外，与内陆视同一体，这就是合内外疆域为一国———一个新的中国。突破千百年之限，“中国”顿时改观，成内外华夷“大一统”！在这个大背景下，雍正帝继承康熙帝开创的伟业，同时，进行理论总结，阐述他的一系列新观念思想。曾静思想上完全是旧思想、旧观念、旧语言。如前引，他仍然把来自东北的满洲视为“夷狄”，借明之机，“乘虚入我中国”，“窃据”中国统治权。他把“中国”看成是他的，汉族的，满洲非中国之人，也就是“外人”，或者说中国之外的人。他说：“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转与禽兽无异。”⑥ 简言之，远离中国的夷狄，“与禽兽无异”！他也承认，他的种种说法，是“强分中外华夷者”。⑦ 这反映曾静无视现实的重大变化，还沉浸在旧的观念中，提出反现实反“夷狄”的种种谬论，理应当然地受到雍正帝的批驳。康熙帝废长城，消除内外、中外之限，雍正帝解释，就是消除“此疆彼界”的弊端，才使“中国成一统之盛”。他理直气壮，宣称：“我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⑧ 与历代特别是与明朝相较，清朝划时代的变革实有过之而为历代所不及！因此，雍正帝的说法，并不过分。雍正帝与曾静辩“中国”与“中外”，与前两个问题密切相关，这里，就不再引证类似的言论了。实际上，说清楚“中国”与“中外”之说的由来与变化，两人的论辩是非不言自明。其结果还是曾静认输，对雍正帝的不断诘问做出解释，当然是附和雍正帝的观点，表明其立场的转变。毫无疑问，两人“三辨”，以雍正帝之论获胜。应当指出，皇帝与一个囚犯的对话，身份与地位完全不对等，如天地悬差。如果雍正帝只从大清律例方面历数曾静犯下的种种罪行，这对于学术研究就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大义觉迷录》所刊载的并非是曾静的罪行录，却是两人展开意识形态的讨论，诸如大一统、华夷之辨、中国、内外、中外等，皆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雍正帝的史论结合的论证，完成对“华夷一家”大一统理论的构建，与康熙帝废长城，改变中国历史大格局一样，变革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曾静对雍正帝的大一统之论，心悦诚服，深刻揭示内心深处的旧思想、旧观念，予以清算，严加批判。这件事，一方面，说明当时类似曾静的思想意识在社会中特别是在知识界还普遍存在；一方面，说明旧思想旧观念终究会被新思想新观念所取代，预示着中国历史演变的发展方向。雍正帝与曾静的辩驳，提供了一个理论探讨的范例，值得借鉴。
来源：《历史档案》2021年02期
李治亭， 男， 汉族， 山东莒南县人 ，1942 年 生 ， 1965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即分配到原东北文史研究所，从事清史研究。后进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历任历史所副所长、所长。1985 年，由助理研究员破格晋升研究员。1993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此期间，兼任吉林省史学会副会长、省社科联委员会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 、河北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2002 年退休，即于次年应邀赴京参加国家文化工程—— 纂修《清史》的工作，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历任传记组副组长、篇目组特聘专家，至今仍在北京工作。曾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吉林电视台、超星学术视频等作学术演讲或采访。2013 年被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聘为教授，2015 年被聘为沈阳故宫博物院首席顾问，2018 年受聘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李先生长期致力于清史研究，迄今已 50 余年。主要集中在清代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文化史及人物研究等领域，兼及东北地方史，重点在史地、民族、文化及边疆理论等领域 ；晚明史亦在重点研究范围之内。数十年来，相继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史学月刊》《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边疆史地研究》《历史教学》及《明史研究》（日）等国内外数十家报刊发表诸如《论清太宗在清史中的地位》《论清朝的历史地位》《清代基层官吏铨选制考察》《清史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议历史人物评价》《文化精神的科学总结》《关东文化论》《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评“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改革开放中的清史研究 40 年》等文章近 300 篇，其中 5 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3 篇观点摘编。李先生勤奋治学，独著、合著及主编的学术著作 30 余部，其中主编（兼作者）《清史》（上下），独著《吴三桂大传》《努尔哈赤》《清康乾盛世》《中国漕运史》以及个人文集《微言集》《李治亭文集》，还有与其授业之师孙文良教授合著的《清太宗全传》《明清战争史》等，皆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吴三桂大传》，自 1990 年出版迄今 28 年，先后由吉林文史、香港国文天地出版公司、江苏教育、中国言实、人民文学等五家出版单位一版再版，行销海内外，常销不衰，广受读者欢迎。1992 年被评为国家级“光明杯”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三等奖，吉林省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东北治边政策比较研究》《中国边疆研究·东北通史卷》，均获重大研究成果。
李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型学者，既接受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又经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格训练，并将两者结合，践行学术创新之路。提出 ：“要写天下第一篇文章，写天下第一本书。”他的每篇论文、每部著作，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选题，阐述新观点。如，他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发现清代“大一统”理论， 遂展开一系列论证，把对清史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至今已成史学界共识。又如， 他概括清史“三个百年”：百年创业、百年盛世、百年衰亡，科学地揭示了清朝的历史进程，学术创新已构成李先生鲜明的学术特色。
在数十年科研实践中，李先生的学术形成独特的风格。其一，学术立场鲜明， 是非分明，举凡讨论问题，既不含混，也不模棱两可。其二，敢于挑战，无论权威， 无论谬误，敢于直言面对。2015 年 4 月，他是国内第一个站出来向美国“新清史” 发出挑战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报》以两版的篇幅刊登他的长文，系统批驳“新清史”。在学术界乃至香港地区，远至美国，皆引起巨大反响。比利时鲁汶大学将此文译成英文发表。可见，此文影响之深远！其三，先生为文，将哲学的思辨与文学的形象结合起来， 自成风格，极富哲理，又饱含激情，故其行文简洁明快，生动活泼，这在传记撰写中表现尤其明显，其叙事方式，多借鉴文学技巧， 将历史重现，使读者如临其境。其四，先生乐于助人，尤其年轻学子，有求必应，一则传授读书治学之道，一则教其如何做人。在这方面，堪称楷模。
李先生的学者风采， 何止上列几个方面！凡接触过李先生的人，都会感知其风采和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