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发凡》

《修辞学发凡》

《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巨著，作者陈望道先生，初版由大江书铺于1932年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全书12篇，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被学界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

《修辞学发凡》把存在于汉语语文中的种种修辞方法、方式以及运用这些方法、方式的原理原则加以系统的阐释，并且指明它的发展趋向。在阐释和说明中，引用了丰富、适切的白话和文言的例证。对于系统地研究修辞学，对于古今作品的阅读理解欣赏和练习写作，都有助益。

一是引例丰富。所引用的书约250部，单篇论文约170篇，方言、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

二是归纳系统，阐释详明。该书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系统而详尽地分析归纳了汉语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全面概括了汉语语文中的修辞格式。

内容简介

全书共分十二篇。

第一篇概括地述说修辞现象和修辞学的全貌。指出修辞现象有消极和积极两大分野，又指出修辞所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和修辞所须适合的题旨和情境。

第二篇述说修辞所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

第三篇述说消极和积极两大修辞分野的互相区别和互相联系。

第四篇述说消极修辞的一般情况。

第五篇至第九篇述说积极修辞，其中第五至第八篇述说积极修辞中的辞格，第九篇述说积极修辞中的辞趣。

第十篇述说修辞现象随种种不同情况而变化，以及它的统一的线索。

第十一篇述说语文的种种体式，特别详述了体性方面的体式。

第十二篇结语，述说修辞学的变迁、发展，并指出研究修辞学应有的努力。[4]

书籍特色

《修辞学发凡》全书共有两大特色:

一是引例丰富。所引用的书约250部，单篇论文约170篇，方言、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

二是归纳系统，阐释详明。该书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系统而详尽地分析归纳了汉语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全面概括了汉语语文中的修辞格式。[3]

出版历史

《修辞学发凡》初版于1932年，分上下两册，由大江书铺在上海刊行。此后多次再版重印，至抗战前已出八版，1976年本书刊行至第十五版;进入新世纪，2001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又将其列入"世纪文库"第一辑加以刊行。

作者生前在本书再版重印时不断有所修订，其中作者特别予以说明的有:1945年本(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54年本(新文艺出版社)，1962年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和1976年本(上海人民出版社)。[4]

社会影响

《修辞学发凡》的出版为标志着中国修辞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文论附庸状态，并开始逐步建立起科学而完整的独立的现代修辞学学科体系。该书是中国学术界最早引进和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著作之一，并在修辞学研究中确立了"以语言为本位"的观念，指明了修辞研究的语言学性质;创立了题旨情境说，指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理论纲领，开了现代语境学理论的先声;建构了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修辞学体系，对汉语辞格进行了全面总结。可以说该书担当了完成中国修辞学研究重要转型的历史使命，引领中国修辞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1]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石"和"现代修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的评价则是修辞学界对《修辞学发凡》的共识。

虽然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始于1905年汤撮常的《修词学教科书》和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卷》，但中国修辞学研究真正走向科学，却是从《修辞学发凡》开始的。此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而完整的修辞学体系，回答了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已经走向成熟。《修辞学发凡》的影响，在修辞学史上也是空前的。第一，它不仅建国前被各大学用作教材，建国后也被多所学校采用，此后再版达十余次。第二，它的修辞学体系和研究方法影响后世数十年，被许多著作所仿效和学习。第三，它培养出一批批修辞学研究人材。如著名学者郑子瑜、张志公、倪宝元、吴士文等都声称是读了《发凡》，才走上修辞学研究道路的。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和中国修辞学的传承关系也于此可见。[3]

学界评价

刘大白在为《修辞学发凡》初版作的序言中说，正如《马氏文通》(1898)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一样，《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书中既引古人文章为证，并及今时通用语言，不但可以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且可以为初学者之津梁。"。叶圣陶先生评价:"有了这部书，修辞法上的问题差不多都已头头是道地解决了。"新加坡郑子瑜教授说陈望道先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1] 张志公先生说:"这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使我认识到:修辞学是一个宽广的、很值得探索的领域，是一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意义的学问。"[2]

吴培恭在2004年12月29日的文汇报《笔会》上撰文回忆:我曾听说，毛泽东主席非常关心望道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1956年元旦，毛主席邀见他时，亲切地对他说:"已看过《修辞学发凡》这本书，写得很好，不过许多例子陈旧了些。"并问他是否继续在研究。毛主席的关心更给了他信心和鼓励。[3]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修辞学发凡》将"题旨、情境"分立而谈，指出"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其"修辞的两大分野理论"对修辞学的重大贡献，使辞格理论系统化，但同时，其名称却存在着一些疏漏。《修辞学发凡》中将之命名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词典中对其解释分别为:"积极，①肯定的，正面的;②进取的，热心的。消极，①否定的，反面的，阻碍发展的;②不求进取的，消沉。"依此推之，用此对反义词命名的两大类别，显然有失常理，并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及存在辞格概念不清、分类不准等情况。

不过，虽然《修辞学发凡》有着一定的不足，但一般认为，它所取得的成就及它给学术研究带来的重大成果，还有他对修辞理论的非凡影响，都是举足轻重的，是有着巨大价值的，而且是超过它的不足的。

作者简介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著名学者、教育家。1919年从日本

陈望道留学归国，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同时投身新文化运动。1920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本，1921年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1920年起，历任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教授。1952年至1977年任复旦大学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达六十年，涉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在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因明学、美学、文艺学、新闻学等方面多有所成就;学术事业的基点和重心在中国语文的研究方面，为语文改革、语法学和修辞学等学科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主要著译成果辑录在《陈望道文集》、《陈望道语文论集》和《陈望道修辞论集》。[4]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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