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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到大峪镇原关阳、竹峪、洛峪、陆家岭、交兑一带调查了解当年日军侵华时期的民生状况时，这里的耄耋老人们不约而同地谈起当年交兑村青年宋传英深入日军营地扛走机枪的故事。据这里的老人们讲，侵华日军入侵大峪沿河一带是1940年4月，在沿河一带建立多处据点。其中一处就在在陆家岭。驻在这里的日军除了烧杀抢外，还经常通过当地的维持组织，强迫本地人到日军据点去干建炮台、挖战壕、修路等活。交兑青年宋传英也在当差人之列。但与众不同的是，宋传英不仅支自家的差事，还经常替别人当差，东家替了替西家，一干就是几个月。活干得久了，人也熟了，有时还和鬼子兵在一起打闹嬉戏，摔跤，鬼子兵逐渐对他放松警惕。这时，他开始在鬼子的机枪上打主意：第一天，他到鬼子兵休息的地方，看到鬼子兵在打盹，他故装关心的样子，给他盖一盖被子，环顾一下四周，又回到干活的地方；第二天同一时间，又来到同一个地方，又看到鬼子兵在打呼噜，他拉一拉被子，鬼子没有反应，掂一掂机枪，没人干涉。在掌握了鬼子的作息规律和枪支存放地点之后，第三天的同一时间他又来到这里，看到鬼子兵睡得正香，就用衣服裹着机枪抱在怀里快步走出屋子，一个箭步跨过据点周围的铁丝网，朝着黄河的方向走去。路过一个山腰，发现那里有日军哨所，他用快走变慢走、大摇大摆的方式麻痹敌人，顺利走出哨兵的视线，径直向蓼坞渡口方向走去，从那里渡过黄河，来到黄河南岸的国民政府管辖地。为了防止日军对他的家属进行报复性屠杀，还随机带走了父母、妻子和两个弟弟。宋传英 （1923~2008）济源市大峪镇原交兑村人。1923年至1940年本村务农，1941年利用为日军支差的机会深入敌营扛走机枪一挺，遂带领全家渡过黄河投奔国军辖区并于1942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在部队期间，曾立功受奖，官至正连职。1952年转业返乡。回乡后曾担任基层干部多年，并自学兽医为附近百姓家畜家禽防疫治病。文革中曾因“历史问题”被批判斗争数日，非法关押长达四十余天。但本人不仅坦然淡定，谈笑风生，还利用一切机会指导青年民兵习练枪法和刺杀。胡书玉在团队期间，日军有一名翻译员姓张，人们叫他张翻译官。这位张翻译官虽是中国人，却为虎作伥，不仅不择手段掳掠钱财，还强奸妇女，成为当地的害群之马，百姓痛恨至极。胡书玉决议除掉这名翻译官，为民除害。为了获得翻译官的信任，他想尽办法和他搞好关系，拉近距离。待他认为下手的时机成熟时，就和一名叫宋棵（大峪村人）的团队成员商量好，以伐竹子为名将这位翻译官诱到偏看村的竹园旁准备下手。三人骑马行至大奎岭的坐地沟时，胡书玉拿起枪瞄一瞄说“前边好像有八路”，声东击西，向前边的日军翻译官开了枪，翻译官虽然从马上落下，但还想举枪还击。胡书玉打一个箭步上前，用枪托向他的头部砸去，使这位翻译官结束了罪恶的一生。为了免遭厄运，胡书玉绕道逃跑，逃到一个叫张洼的地方，在一处墓穴里藏了起来。那里是他姑家住的地方，每天由他的表嫂偷偷给他送饭。几天之后，他又辗转渡过黄河，来到黄河南岸新安县的横水镇，在那里住了下来。由于黄河南岸当时是国军的地盘，在这里相对安全一些。打死日军翻译官的事发生之后，对日军震动极大，除了立即处死宋棵之外，还通知大峪村的村长保长立即训话。于是大峪村的村长、保长们预感大难临头，预测日军必然会疯狂报复。但出人意料的是，日军并没有采取报复行为。原来，事发后鬼子兵立即对这位翻译官的住室进行了搜查，结果发现这位翻译官私藏了大量的银元、钞票及其他财物，鬼子兵认为这位翻译官对自己也是不忠的。胡书玉和宋棵击毙日军翻译官的事在当地百姓中迅速传开，人们在拍手称快的同时不约而同翘起大拇指称赞胡书玉，把胡书玉的举措看做是为民除害的壮举。在几年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凡是在当时的日军团队上呆过的人，都是要就自己的作为向人民作一番交代的，有劣迹的还要受到惩处。但在论及胡书玉时，不仅立即有人站出来为他打保护，还让他当上了教师。现在仍在这一带百姓中流传的，除了胡书玉击毙日军翻译官的事，还有因为团队人员虐待当差人，胡书玉打他两扁担等故事，可见胡书玉当时击毙日军翻译官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胡书玉（1915~1965）大峪镇原东坡村人。农民家庭出身，读过书，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性情耿直。日军侵华期间是大峪日军营地地方团队的成员（专门为日军做服务工作的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教师，1965年因胃癌去世。
当年，寺郎腰农民陈立平用砖头重伤鬼子兵的事至今还在三里五村传颂着。
陈立平（1904-1977），中等身材。鬼子兵入侵大峪时年方36岁。当时由于鬼子兵的祸害，百姓们逃亡得所剩无几，陈立平因为爱人腿部骨折困守在家。1941年农历5月，驻扎在桐树岭炮台的两名鬼子兵途径桥沟顺沟而上，来到寺郎腰一个叫下沟的地方，一个在那里强奸妇女，一个继续往上走。这名鬼子兵在陈家门外碰上正外出的陈立平。鬼子兵示意陈立平继续往前走，陈立平立刻意识到这是鬼子兵想杀害他故意做的引诱动作，他一个箭步上前，使劲抓住鬼子兵的步枪，与鬼子兵格斗起来。在你推我搡一阵之后，猛劲将鬼子兵推倒在地，拾起地上的砖头向着鬼子兵的头部猛砸。鬼子兵大声呼喊向同伙求救，但那位鬼子兵没有回应。陈立平将鬼子兵打昏在地然后迅速逃离。
据91岁的曹德斌回忆，事发之后，不少人预料，陈立平这下是捅了蚂蜂窝的，全村人是会遭殃的。有人还计划“争取主动”，将陈立平绑起来送交鬼子兵惩处。但结果并没有想象的坏，鬼子兵按兵没动。究其原因，据说一是这两名鬼子兵是擅离职守，他们自己处死了受重伤的士兵；二是担心这一带老百姓的报复。事情发生在民国三十二年九月，维持会指派我们这些当差人往位于上寨村的日军炮台送门板(日军筑炮台用)，同去的共5人，其中有我的表哥陈书敏。当我们走到一个叫马石沟的地方时，大家就坐下来休息。押送我们的鬼子兵到附近百姓家里去了。当初的鬼子兵有一个习惯，就是到百姓家里去干搜家、抓鸡、强奸妇女等事时，是将枪支放在院子里或大门外的。这次也不例外。陈书敏一看鬼子兵不在场，背起一支步枪就向关阳方向快步走去。鬼子兵发现后拿着手雷迅速向他追去。陈书敏开始跑步前行，逢沟跳沟，逢崖跳崖。当鬼子兵追到关阳村一个菜园附近时，陈书敏突然掉过头来，枪口指着追来的鬼子兵说：“你敢来我就放倒你！”这名鬼子兵只好停止追赶。陈书敏从关阳村渡过黄河，将步枪交给了驻守在黄河南岸的国民党部队。因此，他还得到了奖励。奖品主要是粮食。这也帮助他度过了灾荒年。那名丢枪的鬼子兵回到营地后，他的上司对他进行了严厉惩罚。用棍子将他痛打一顿之后，罚他双手举着一枚迫击炮弹跪在地上（一枚迫击炮弹的重量在25公斤左右）。1995年8月，到竹峪村采访时，崔宗华老人（已去世）就提到过白杰这个名字，说他是四川人，当时驻扎在竹峪一带的川军的一个排长。当时日军除了到这一带骚扰外，还经常到这一带抓小夫去炮台上为他们干活。有一天，白杰得知鬼子兵进村的消息，就化妆成一个农民，裹上头巾，挎上篮子，腰里别上镰刀。待到鬼子兵跟前，用镰刀猛劲砍出，鬼子兵人头落地。2017年6月7日采访原大横岭村的崔广安老人，他也提到白杰。他说白杰是当时的国军47军的一个排长。他的排驻扎在竹峪南寨。白杰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当时三十多岁，中等个子，瘦长脸型。当时的大横岭炮台驻扎着一个班的日军士兵，他的家就在日军的炮台下边。白杰每次去偷袭日军炮台都要经过他的家，不是去喝口水，就是去聊一聊，和他们家很熟悉。他每次到日军炮台上都要干出一些事来，不是掂他一颗人头，就是投进几颗手雷。有一次他得知鬼子们到郑山的王爷庙炮台去开会，就带两个士兵埋伏在鬼子兵的必经之地，待3名鬼子兵开会归来时，突然出击，将其中一名击毙。2017年7月16日到竹峪村采访，该村的崔如峰、崔云起、崔鸿飞等人不仅又一次提到白杰，还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多少年来这里的人们不仅经常议论白杰，还时常打探他的下落。当有人说当年白杰的部队撤回黄河南岸的国统区后，白杰因故受过处分时还为他鸣不平。他们说白杰不是一时之勇，当时的竹峪人和他也非一面之交。当时的竹峪百姓和他有着很深的感情。那时鬼子兵攻打竹峪村，竹峪村的百姓们被白杰他们保护在村南的几孔窑洞里，并规定了纪律，没有他们的话不许乱出，使百姓免遭祸害。当时的竹峪百姓已经将白杰他们作为自己的依托。如该村一位姓杨的妇女在村子北头发现鬼子悄悄摸进村子时，就径直往村南白杰他们的驻地跑去，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喊：“日本（人）来了!日本来了!”跑了将近一里地，从头喊到尾。后来她就告诉人们，她的用意一方面是告诉邻里快点躲藏，一方面是期待白杰他们得知消息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他们说，当时村里有家饭店，白杰时不时也会在那里大吃一顿。吃了饭他就会说：“走，再去掂他一颗下来！”人们只要听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他是要去偷袭大横岭的日军炮台了。过不了多少时，他准会提一颗鬼子兵的头颅下来挂在树上。有一次还将鬼子兵的翻译官逮了下来，拴在村子里的一棵树上。他们还回忆说，竹峪村的南寨虽然最后还是被日军攻下了，但日军为打那一仗也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他们不仅从山西调动了兵力，伤亡也恨惨重。日军攻寨时是架着云梯往上攀的，白杰他们在寨墙上挥着大刀，一刀一颗头一刀一颗头地砍。他们说，虽然竹峪村最终还是落入日军之手，但他们不会怪罪已经做出了最后努力的将士们，特别是白杰排长。他们还说，如果能打听到白杰的归宿，他们会真的不远万里去祭拜他的亡灵。陈小花，女，农民，大横岭人，1946年已经去世。然而，就这样一位去世71年的女人还叫人念念不忘。2017年5月23日笔者到竹峪村去了解日军1943年农历四月二十五在该村制造的那次大屠杀的详情，80多岁的崔从武提起了陈小花。但他只知道她的儿子叫李云吾，说李云吾和他的妈妈都是大好人，当年从日军手中救了许多人。2017年6月7日在原大横岭村采访崔广安老人，他也提到李云吾和他的妈妈陈小花，讲述日军在大横岭那会这娘儿俩从日军手中救人的故事。2017年7月16日到竹峪村去，该村的崔如峰、崔云起等人又一次提到陈小花和他的儿子李云吾，说这娘儿俩救人多着呢！经多方了解得知，陈小花和她的儿子李云吾的家当年就在大横岭日军炮台的下方。日军到大横岭那会，陈小花四十多岁，高个子，虽然也缠过脚，但缠得较轻，风风火火，办事干净利索，心底善良又有心计。她的儿子李云吾20多岁，先是给日军当差，后来当上了当差人的领班。娘儿俩就利用住得近和接触多的机会与日军拉近关系，并利用这种关系从中获取日军的动向信息并解救、救助受难乡亲。竹峪村的崔小旺、崔留贵被日军活埋，人已被埋了半截，陈小花赶来了，她指着崔小旺和崔留贵说：“这是我的干儿子呀，说啥你们也得刀下留情！”由于她的求情，二人得救。后来，这二人为报答救人之恩，真的拜她为干妈妈。一个叫崔本芝的贩盐途中被日军抓住，罚他用帽子端着盐走几里路后，计划将他杀掉。陈小花得知后带上自家仅有的一只鸡赶去，通过一番口舌，使崔本芝获救。1942年十月的一天，驻大横岭日军到竹峪村烧房子，陈小花得知后迅速赶去，尽管去的迟了，还是保住几家的房屋没被烧掉。陈小花的儿子李云吾，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有利条件。只要得到大横岭日军计划下竹峪村的消息，有时是自己往竹峪村送信，自己不便时由妈妈陈小花送信。但由于日军也不断改变计划，竹峪村的乡亲们在两次收到他送的信息后都没有见到日军进村，就放松了警惕，以致1943年农历四月二十五那一天有太多的乡亲落入鬼子手中。1943年农历四月二十五，残忍的日军在大峪镇原竹峪村一次性杀害了该村47名无辜百姓和不计其数的过路难民。这其中包括村民崔占韶以及妻子郑氏。崔占韶和他的妻子郑氏躺在血泊里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他们只有一岁多的儿子崔书玉爬在他妈的肚子上嗷嗷直哭，且肚子上也被戳了两刀。那一刻，人们除了诅咒鬼子的残忍外就是对孩子期的绝望：爸妈都没了，只有一岁多，还有刀伤，已失去了生存的起码条件！可到上世纪60年代，人们发现崔书玉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娶妻生子，享受到了新中国的新生活。原来，崔书玉有个嫂嫂叫卢秀月，那年刚刚嫁到崔家，只有17岁，且还没有自己的孩子。鬼子兵疯狂杀人那会她也正在四处躲藏。晚上鬼子们杀人杀累了，收兵回营了，她来到公公和婆婆被杀害的地方，抱起小叔子就走。当晚在驻竹峪村的国军帮助下渡过黄河逃向陕西省大荔方向找她在大荔做工的丈夫去了。当时不少人都为她捏了把冷汗，一个丈夫不在身边的女人，带着一个只有一岁多还身有刀伤的娃娃，既要为孩子医治刀伤，又要搞到吃的，要活下来哪会有多难！直到后来传来好消息的那一刻，人们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解放后，崔书玉在大荔落了户，而他的嫂嫂卢秀月和哥哥一起回到了竹峪老家，到2006年去世，卢秀月又在竹峪村生活了50多年，但她从来没有向人诉说过当年她以慈母般心肠抚养小叔子的事。这种从不向他人表白自己功劳的品质反而更引发人们对她的敬重！以致直到今天，每当有人提起此事时，总是不由自主地翘起大拇指夸奖道：伟大伟大，世界上最伟大的嫂娘！
日军侵华期间的1942年夏，在大峪镇原交兑、陆家岭、白沟一带，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之间曾有一场恶战，时至今日，这一带的老人们还记忆犹新。
据白沟村82岁的老教师李孝悌回忆，1942年初夏，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军来了一个团的兵力驻扎在他们村，每户人家给腾出一孔窑洞交由驻军使用，当然也包括李孝悌家。那时他还是个五六岁的娃娃，由于肚子饿，每当军人做饭时他总要去转悠转悠，期待有意外收获。当时的日军据点在陆家岭，大约两个班的兵力。中央军的执勤哨兵距离日军执勤哨兵300来米的样子。老百姓问他们为什么只驻不打，他们的回答是还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后来终于开打了，战斗打得很激烈。国军一连收拾了几道岗的日军哨兵，接近最后一道岗时，被据点的日军发觉并开始还击。敌我之间在陆家岭与大山寨之间拉锯式拼杀，日军伤亡殆尽。在最后时刻，由于日军炮兵从王屋大店赶来支援，使战局迅速扭转，中国军队退守大山寨高地，居高临下，继续与日军对阵。
李孝悌说，大山寨位于白沟村与交兑村之间，海拔300米左右，顶部面积1000平方米左右，是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日军为了夺取大山寨这块高地，连续攻了三天三夜，伤亡很大。但后来日军利用当地人带路，在黎明时分从南坡攻了上去。国军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撤离大山寨。因为黄河南岸即是国军的地盘，撤下来的人员从蓼坞渡口南渡去了。
柏坪村87岁的冯维温回忆说 ，日军攻下大山寨后他被派差搞运输，赶着毛驴从大店日军总部往大山寨运送麻袋。毛驴驮着麻袋走到寨跟前时，由于道路奇陡而险要，毛驴根本上不去，他只好用肩膀往上扛。但道路上到处都是国军将士的尸体。
良安村84岁的代志让老人回忆说，由于日本鬼子对娃娃们相对好一点，监视得不很严格，他也到大山寨附近去过，他说由于当时已是麦收季节，天气较热，死亡军人的尸体已经腐烂，其状惨不忍睹。据他所知，当时国军仅有6人尚存。
作者简介：陈立新，原济源日报社记者部主任，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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