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岳“通一”论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景岳全书·传忠录》诸篇中颇多与“通一”相关的论述，现总结并浅析于下。

心存医理 方可为医

张景岳认为，要研究事物当先明其理，而医学执掌人之性命，为世间至大至要之术，故明确医理对于医生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疾病有万种之多，但是每一种病都有病因病机，医者若能在临证之时明确医理，洞察某病之本，得病之真，则某病之治则治法方药也明确无疑。所以《景岳全书·传忠录》中首言“故医之临证，必期以我之一心，洞病者之一本，以我之一，对彼之一，既得一真，万疑俱释，岂不甚易？一也者，理而已也”。

张景岳根据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理论公式，认为医理是最高层次的，医理之下分阴阳，即为二纲，二纲之下又有六变，即表里寒热虚实，医者若能明确此二纲六变，天下百病即能如指诸掌。

其中，对于阴阳二纲，《内经》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即阴阳是自然界的法则和规律，是归纳事物的纲领，是事物变化的根源，是事物产生和消亡的原因，是自然界万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张景岳秉承《内经》理论，认为阴阳是纷繁复杂的医理的归纳纲领，表里寒热虚实是诊病施治的关键，六变之中，独重对虚实的诊察。他认为若是邪气实而误补，救治较易，若是元气衰而误攻，则生命垂危，不可生矣，所以临证之时，当以察元气为先。正如其所云：“至若六者之中，多有兼见而病者，则其中亦自有源有流，无弗可查。唯于虚实二字，能总贯乎前之四者，尤为紧要当辨也。”他还说，“故凡诊病施治者，必当察元气为先，而后求疾病。”其主张在探查疾病虚实时，以脉象为凭，其中脉象有力有神者为元气充足之象，若脉象似有力似有神为假实证，若脉象无力无神为元气欲脱之侯。

诊病施治 贵乎精一

张景岳反复强调治病求本的重要性，提出“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的理论。精者，《说文解字》曰，择也。一者，病之本也。精一者，即《内经》所言“治病必求于本”也。他说：“万物皆有本，而治病之法尤以求本为首务。”所谓本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所以张景岳在治则治法的应用方面提倡“精一不杂”，在诊病施治之时，当先探清病本，然后施治用药。也就是说在准确辨证的基础上，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拔其起病所由，诸证得以尽除。譬如当使用攻补之法时，用纯补或是纯攻自一而再之施治方为至善之法。正如其所云：“与其制补以消，孰若少用纯补以渐而进之为愈也。与其制攻以补，孰若微用纯攻自一而再之为愈也。”

然而人体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病情常常错综复杂，寒热难辨、虚实不明的情况常常存在，此时医者不可贸然施以补泻之剂，当根据医者的初步判断开出探病方，探得病情之后，再进行具体治疗

张景岳最反对辨证不明，用治不精，杂乱而投，并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当今之医，凡遇一证……意谓虚而补之，则恐补之为害，而复制以消；意谓实而消之，又恐消之为害，而复制之以补，其有最可叹者，则每以不寒不热兼补兼泻之剂，兼而用之，确然投之，极称稳当，此何以补其偏救其弊乎？又有以治风治火治痰治食之剂兼而用之，甚称周备，此何以从其本而从其标乎？若此者，所谓以药治药尚未能得逞，又安望其及于病耶？既使偶遇，亦不知其补之之力，攻之之力也；使其不愈，亦不知其补之为害、消之为害也。是以白头圭匕，而庸庸没齿者，其咎在无定见，而用治之不精也……耽误民生者，皆此辈也，任医者不可不深察焉。”

处方用药 本贵精一 

张景岳认为，“治病用药，本贵精专，尤宜勇敢。”专者，一也。先生探得病本，善用单方重剂，往往用一味为君，二三味为佐使，大剂进之，对于轻浅之病，用一味两味便可拔之，对于病情较重的疾病，则五六七味已经嫌多，既使用至七八味，也亦不过对君药的辅助作用而已。

然其用药并非不分病势轻重，而一味运用重剂，他以虚实用药为例来说明用药以病势为则的用药原则。张景岳将泻实譬为“耘禾”：“禾中生稗，有一去一，有二去二，耘之善者也。若有一去二，伤一禾矣，有二去四，伤两禾矣。若识禾不的，俱认为稗，而计图尽之，则无禾矣。”还云：“故用攻之法，贵乎察得其实，不可过也。”张景岳又将补虚喻为“给饷”：“一人一升，十人一斗，日饷足矣。若百人一斗，千人一斛，而三军之众，又岂担石之粮所能或哉？一饷不继，将并前饷而弃之，而况于从中克减乎？”同时还说，“此用补之法，贵乎轻重有度，难从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