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星儿：遗留在荒原的故事——我们没有错
这是很久的夙愿，写一写仍留在北大荒的我的那些知青朋友。在那样一场“风暴”卷过来又刮过去之后，他们像北方原野上的一颗草籽，默默地留在黑土地里，从此，他们好像再也无人问津了。是啊，谁会关心一棵小草的命运?它们是微不足道的，似乎毫无意义了，但它们毕竟是一种绿色的生命，冬天，冰雪覆盖，它们好像悄然无声的融合在土地里，但只要春天来了，它们又绿了……八五年春天，我回到了北大荒。此行的心情，如同游子归乡。然而，当我带着许多深刻的变化，带着”大学生”、“作家”的光环，去探望我过去的那些伙伴时，我至今都不能找到准确的语言来形容在重逢的那一刻我们各自内心的滋味儿。
“你变了，我们还那样……“他们微笑着说。
我却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只觉得有点心酸，是为我的改变，还是为他们的没有改变?但我们有过共同的历史啊！所以，在那一个月里，我很少谈自己，只是静静的听着、听着。六月底，我不得不走了。登上将载我离去的客车，疑着车下一片挥别的手臂，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哭了一路，尽管满车的人都好奇并同情地看着我，我还是不能抑制地哭着，哭着……
没有很好的思索，我把静静的听来的一个个故事如实地写了下来。我理不清，这样的故事里，有多少难以踏平的坎坷，有多少深沉真切的叹息，有多少发人深省的质疑，又有多少平常而扎实的足迹?我不知道，从我的笔端会流出怎样的文字和怎样的情感，只是，回想十多年前那些个日日夜夜所听到的倾诉以及废寝忘食的促膝交谈，我心里总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旋律在回荡，但我说不清这些在我记忆中珍藏了十多年的“旋律”究竟是些怎样的音符?！
我们没有错
一、龚玫
我已经想不起来这是三师的哪个农场，但我清楚地记得，去这个农场的主要目的是要采访一对很特殊的夫妇，他们俩都是上海知青，都是这个农场的场领导，男的叫平安达，当了这个农场的场长，他妻子名叫龚玫，是这个农场的场党委副书记(为了便于讲故事，我暂且给这个农场取名为“红莓”。我先在师部给龚玫打电话做自我介绍，一听说我也是上海人，也曾是北大荒知青，龚玫的声音很激动：“太好了，你就住我们家，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你明天晚饭前到?我在办公室等你，然后我们再回家。一辆吉普车很准时地把我送到场部时，龚玫却不在办公室。场办的章秘书告诉我说，龚玫书记的儿子鞍鞍跑了，她去找儿子了。儿子跑了?章秘书简单地说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的儿子一直放在上海的爷爷奶奶身边的，去年，奶奶去世，今年，爷爷又中风瘫在了床上，上海的两个姑姑，一个要去美国读书，另一个要照顾爷爷，就管不了鞍鞍，只好把他送来黑龙江父母身边，但是，鞍鞍不喜欢这里，他和父母也不亲……龚玫去哪里找儿子?我想，我应该找到龚玫，帮帮她，陪陪她。章秘书说，有可能去火车站，龚玫分析，儿子既然想离开这儿，只有坐火车。我重新上车，吉普车直奔车站。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站，只有两根相伴的铁轨，只有一趟火车从这里经过，清早开出去，傍晚开回来，但是，小站的两间房却盖得很讲究，它外观的造型，很像缩小的北京站，有门厅，有圆柱，有宽大的玻璃窗，屋顶中部的那个烟囱也修筑成钟楼式的，只是，镂在烟囱水泥壁上的那个大钟，不会走动，也不会奏《东方红》的乐曲。“我们农场的人把新盖的车站叫做小北京站，这是平安达场长调来红莓农场做的第一件漂亮的事。”章秘书介绍道：“我们原先的车站可破了，只有一栋简陋的土房，两窮破门板歪斜着关都关不上，屋里放几条缺腿的长凳，东倒西歪的靠着墙……”
我没心思听章秘书讲车站的历史，我只想赶紧找到龚玫，不知她是否有了关于儿子的消息?在车站售票兼办公的屋子里，我们找到龚玫，龚玫说，她刚接到三连的电话，说鞍鞍被他们连赶大车的季明在旱桥下的涵管里发现，就把他带回马厩，正遛马玩呢。季明说，他会说服鞍鞍回家的。季明是北京知青。虽然，打听到了儿子的下落，但龚玫仍是一脸沮丧。看得出，儿子的“逃跑”对她心理的打击很大。我们在车站小广场的花坛边坐坐，一开始的谈话，便围绕着车站和儿子。车站是她丈夫的功绩，是平安达来红莓农场当场长的第一战役，“因为，车站是门面，是精神面貌，就像人的衣服，穿得破破烂烂、邋里邋遢，让人看了不舒服。”突击修车站，平安达是总指挥、总设计，龚玫是副政委，他们一唱一和，可说到车站，龚玫谈了很真实的情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怕来车站，也怕听到火车的声音，因为，有一阵天天有人返城，我天天来车站送这个送那个，他们回哈尔滨的，回北京的，回上海的，把几年前托运来的箱子和行李又统统地托运回去。告别时，他们一个个从车窗伸出手，把我的手拉得紧紧的，车开了也不松手，我只好跟着火车一道向前跑，火车越开越快，把我甩下了，看着远去的火车，揉着被握得发麻的手，我心里一次次的动摇：说服他，我们也办回去，鞍鞍可以不要来黑龙江了。
上海家的邻居，都管我儿子叫‘小黑龙江’。他最不愿意别人这样叫他，而且，他也不肯叫我……”她的眼睛红了：“我知道儿子对我们没感情，我们确实没有抚养过他，但他不理解，我们那时候实在没条件把他留在我们身边，成家以后，我们还是吃食堂，还是像打游击似的十天半个月才见一次面，他不是下连队，就是我外出开会。生鞍鞍的那个秋天，他在人参河搞勘测，准备过冬时县水利大会战，一去半个月不回家，我只能骑马去看他，因为要越过人参河，要踏过一片荒草甸，我骑的是一匹雪青马。没想到，雪青马刚到河边，我突然觉得胯骨好像断裂了，痛得直冒汗，一头栽倒在地上……儿子生在马背上，我们才给他取名鞍鞍。
人参河封冻以后，全场水利会战拉开战线，他是总指挥，我又当副政委，负责会战的宣传工作，我们不得不把刚满月的鞍鞍送回上海。那个冬天的水利会战大家都干得很苦，但最苦的是我，想儿子，想得只敢偷偷地掉眼泪。第二年春天，工程没完，但我们不得不撤下来搞春耕，一直忙过秋收，安达被抽调参加工作组去农场搞运动，而那些没挖通的沟和渠就半途而废了。早知这样，我不把鞍鞍送走了！看着一条条沟壑里又填满了土，我心里也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
唯一的安慰，鞍鞍长得很壮实，快一岁了，好玩，全家人都喜欢，都不舍得放他，当然，把鞍鞍放在上海，放在爷爷奶奶身边，我轻松许多，上海各方面的条件都好，我似乎没理由把鞍鞍接回农场，就这样……一晃，鞍鞍十岁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他得离开上海来黑龙江，他很不情愿的，他一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班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在上海，你们为什么不回上海，偏要我来黑龙江！她满脸是痛苦、为难的表情：“我没法回答儿子的问题，我怎么说，才能让他明白?”她停顿了很长时间：“你看，总局又要派安达参加开发三江平原的领导工作，原计划，他今年去中央党校学习……我从来都服从他的决定，但这一次，我希望他为鞍鞍想想，我们不能跟着他到处搬家，鞍鞍读四年级了，刚从上海来农场，再让他去跟着开荒?他两天在省里开会，今天晚上回来……还不知道儿子逃跑的事……”我一言不发的听龚玫倾诉，她把我当姐妹一样，说出了藏得最深的心事。她是这个农场的党委副书记，她的苦恼没处可说，即使在家里，面对场长、场党委书记的丈夫，她的“心事”也只能半掩半藏。可是，我又能为她做什么呢?我知道，她并不需要别人为她做什么，她只想说说，只想有人理解。
二、鞍鞍
晚饭前，鞍鞍坐着马车被送回家了。龚玫装得像没事一样，忙着给儿子、给我做饭。我插空想和鞍鞍聊聊。鞍鞍关着房门闷在自己的房间里，我轻轻敲门，用上海话说“鞍鞍，我也是上海人，能不能让阿姨进来坐坐?'大概真是我的标准的上海话取得了鞍鞍的信任，他拉开了门闩。鞍鞍的屋子不大，一铺小炕占据了一半面积，剩下的地方，靠窗有张桌子，靠墙有个书架。墙是新刷的，还有一股难闻的石灰的气味。鞍鞍趴在小桌上发呆，桌上有一张铅画纸，纸上画着一匹飞奔的马。
“你喜欢画画?”我问他，他点点头。“你画的马很神气。“我夸他，他勉强地一笑。“来吧，我和你玩跳棋。”我看到炕头有一副飞行棋。他摇摇头。“你想玩什么?”我把他拉到身边。他低下头哺喃道：“我想回上海！我想爷爷奶奶……” 我把他搂住，他把头搁在我的肩上，轻轻地和我说了很多。
他告诉我，是爷爷教他画画的，爷爷还给他讲故事，但一到睡觉的时候，他得找奶奶，有一次，爸爸妈妈从黑龙江回来，他们和爷爷奶奶说话，鞍鞍早早地睡了，半夜一觉醒来，他发现自己睡在了爸爸妈妈中间，马上号啕大哭“我要跟奶奶睡！”爸爸被他哭醒发脾气了，命令妈妈：“把他抱下去！”妈妈把鞍鞍抱下楼时，鞍鞍感觉到妈妈哭了。妈妈为什么要哭，他不懂，但有点害怕，不过，一钻进奶奶的被窝，他又快活得像一条被抓住后又放回水里的鱼。“这孩子你们是带不走了。”奶奶很得意。
“我不去黑龙江！”鞍鞍搂紧奶奶的脖子，好像爸爸妈妈真的要把他带走。
“鞍鞍，上海好还是黑龙江好?”奶奶故意问。
“上海好！”鞍鞍大声回答。
邻居们一逗他玩，就这样的向鞍鞍提问。鞍鞍的回答一开始是跟奶奶学的，后来，就变成了他自己的结论，虽然，他没去过黑龙江，但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弄堂里、在马路上或走过商店的柜台边，他经常听说“黑龙江很远”、“黑龙江很苦”、“黑龙江很冷”、“黑龙江……“隔壁的一个叔叔是爸爸的同学，他从黑龙江办回来时，运回家的一大堆棉袄、棉裤、棉大衣、棉手套，被隔壁奶奶一边叨叨：“掼掉，统统给我掼掉！”一边用一根竹杆一样样地挑到垃圾桶里，弄堂里的大人、小孩都来看热闹。鞍鞍很识相，悄悄地挤出人群，生怕有人注意他，在这个时候再来问：“上海好还是黑龙江好?”还有人干脆叫他“小黑龙江”。“我是上海人！”鞍鞍抗议。“你的户口在黑龙江！”邻居的小孩说。“我在上海念书，我奶奶说，我将来考上海的大学，我不会去黑龙江的！”鞍鞍振振有词，而且，有奶奶做后盾，鞍鞍才不怕什么户口不户口。
可是，奶奶一夜之间就不会说话了，临死前，奶奶用力张大嘴，好像还要说什么，一只干瘪的手，死死地捏住鞍鞍的胳膊，把她虚弱的身体里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到手上，好像就怕鞍鞍会突然离她而远去。爷爷最懂得奶奶的心思，轻轻的安慰奶奶：“有我呢，我不会放鞍鞍去黑龙江的。”奶奶这才松了手，安心地闭眼。但不久，爷爷也瘫在床上，要住到大姑姑家去，鞍鞍抱住爷爷没有知觉的腿：“爷爷，我也去大姑姑家。”爷爷把大姑姑、小姑姑叫到房里关起门商量。鞍鞍贴着房门偷听，他知道，他们的谈话都是关系到他的，但爷爷的声音很轻，他只隐隐的听到大姑姑很坚决的声音：“我管不了那么多，我还有一个家，还有一个孩子，安达不扶养老的，连自己的儿子也不管?”小姑姑生气地说：“你别忘了，我和安达去了黑龙江，你才能留在上海的。”大姑姑很厉害：“风凉话谁不会说，你不是只顾自己去外国留学了?”鞍鞍有点恨大姑姑，但仔细想想，大姑姑要照顾爷爷的病也够辛苦的，他推开门扑到爷爷身边：“爷爷，我，我去黑龙江！”
一旦认识到自己终归是爸爸妈妈的儿子，一旦不得不承认自己终归是“小黑龙江”，鞍鞍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可在这样的“突然”之间，鞍鞍的心里突然地弥漫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怨恨——弄堂里的叔叔阿姨都一个一个的从外地回来，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回来?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在爸爸妈妈的怀抱里长大的，他不仅没有体会过父母的爱和温暖，反而还要他放弃上海，还要他也跟去那个遥远又陌生的黑龙江，他真的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小黑龙江”了。离开上海的那天，邻居们前呼后拥地送鞍鞍到公共车站，每个人的眼光里都充满了同情和怜惜，当时，鞍鞍还不很懂得这些眼光的含义，只有真的到了黑龙江，上海的家，完全变成了一个“梦”，鞍鞍才不停地想到邻居们的眼光，才总是想哭，想爷爷，想姑姑，包括让他恨过的大姑姑……
我抚摸着鞍鞍圆圆的大脑袋，心里像梗了块石头，隐隐的痛。真的，我很想马上离开鞍鞍的小屋，因为，我无法面对他的委屈，无法看着挂在他脸上的那一串串充满怨气的眼泪。如果，他突然地向我提问：“阿姨，你为什么离开黑龙江，为什么我爸爸妈妈不走?”我知道，这个疑问将伴随他的一生，但我也坚信，他的父母终有一天，会让他理解他们的选择，虽然，他不会赞同，甚至，让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就在这天晚上，在鞍鞍入睡以后，我和安达场长就“为什么不离开北大荒”的问题进行了很深入的交谈。
三、平安达
安达用揉碎的烟叶和一块撕得并不整齐的白纸，草草地卷了颗烟，像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佬”，尽管，他说话的口音还有很浓的上海腔，但是，他粗糙的、晒得像瓦罐一样黑黝的脸，已经完全没有了上海的气息，听他的司机说：“给安达场长开车就是玩命地跑，我们年年都要绕地球好几圈。“只要场部没会议，他就下连队。
说真话，在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席卷了整个黑龙江农场之后，像平安达那样不动不摇的、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道路的人，也确实为数不多。在吃晚饭的饭桌上，龚玫说，很多同学很坦率地劝过他，他们都认为安达的“固执”是错误的：“如果读大学，如果回上海，凭着安达的能力，也能考上研究生，也能出国留学，那么，他们家的一切就不是现在这样，也不会伤害到儿子的感情和前途……”但是，这些劝说，对安达毫无作用，他回答所有好心的规劝，就是这样一句话：“我们没有错！”
我们没有错?听安达这样明确、这样坚定地表态，我心里肃然起敬：在这样一股历史性的大潮面前，他竟然有如此的力量把握自己，我当然很想知道，他内心的这股“把握自己的力量“究竟是以怎样的思想来支撑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认为自己坚决不返城的决定没有错?”
安达把烟头在烟缸里碾得很碎很碎，一边慢慢地说：“如果说，十万官兵解甲归田来这里开荒没有错；如果说，在黑龙江种地，让这么一大片土地每年向国家上缴几亿斤粮食没有错，那么，我们决定不回上海留在这儿就没有错。“
“可是，谁还记得十万官兵?现在，谁看得起种地的?和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比较起来，我们又算什么?” 龚玫激动地站了起来。
“算什么?也算一条生活道路，谁也不能否定谁，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能看不起自己。”安达拿起桌上的烟叶袋：“打个比方，现在很多人讲究抽洋烟，什么万宝路、三五牌，价格很贵，但我就是喜欢抽烟叶，就觉得哈蟆烟比什么都好抽，价值也在于人自己去确定，前一阵，你也叨叨，要我承包家庭农场，或者，养蜂养貉，做个万元户。说实话，要做个万元户不难，但我还想干一点更过瘾的事。这次开发'三江'，与58年开发北大荒情况不同，有国际银行投资，全套的、最现代化的农机具，在管理上的措施也都会不一样的，我想，参与这样的开发工作，肯定比党校学习生动得多。”他又给自己卷了一颗烟，他卷烟的动作很熟练，最后用舌尖的唾液把卷烟的纸沾住。
龚玫替丈夫可惜：“去党校读个文凭也好，现在用人，首先看学历、看文凭。”
安达点着了烟，不紧不慢地说：“我看不起有些人拿到的所谓文凭，突击一年半载，死记硬背应付考试，这不是学问，这样的文凭根本说明不了实际水平。”
“我们总得为孩子想想，我们不走也罢，鞍鞍要读书、要前途……”龚玫委屈地说：“你爸爸妈妈一直埋怨我们，让鞍鞍落了一个农村户口。”
“户口问题不是什么灭顶之灾，再过十年八年，户口很难再限制人了，有本事就能发展，去哪儿人家都欢迎，关键还在于自己。让鞍鞍回来吃点苦，对他将来也许有好处。”安达身上的硬脾气是锤炼出来的，他对儿子的要求也如此。“龚玫，你给陆星儿铺被子，早点休息吧。我跟鞍鞍睡。”他下了炕，进了儿子的房间。
龚玫好像谈兴未尽，还想和我谈谈她的丈夫、她的儿子：“你是不是觉得安达这个人心挺冷的?其实，他的内心不像他的决定那么冷峻，79年，送走最后一批返城的知青，安达回到家，就着半碟花生，喝了一瓶65度的“北大荒”，喝醉了，翻肠倒肚地吐光，昏睡了两天两夜，醒来，用带冰渣的水洗了洗脸，就搭车进山里去抓伐木队的工作，在山里过了一个安静的冬天才回到场部抓春播。我了解他，他的一些决定并不轻松，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和痛苦，但就是这样的挣扎和痛苦中，他会产生一种力量，让你不得不跟着他、服从他，我也知道，跟着他去开发‘三江'，若干年之后，人们仍然不会因为你开发了‘三江'而承认你什么，就像北大荒这块土地，被十万官兵辛辛苦苦地开发并建设了三十年，给国家上缴了那么多粮食，可谁来承认一个普通的垦荒者、农工的价值?”她的神情有些憔悴，两只眼睛很大，想象她年轻时风华正茂的样子，一定很精神很好看的。
我搂着龚玫的肩真诚地对她说：“我很敬佩安达，他很独特，他有自己的追求，而且很坚定，这很不容易，何况，他能让你跟着他、服从他，这就是他人格的魅力，这就是你们生活的价值。”
龚玫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我还想进一步对她说，坐在你们家里，听你们夫妇的谈话，我心里始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当然，因为说不出，我最终没有表达出我的这种感动。睡在他们家的那一夜，我失眠了。
（待续……）
陆星儿（1949年11月-2004年9月4日）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祖籍江苏海门，1949年11月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1968年前在上海新成中学，向明中学读书；1968年上山下乡到北大荒，在北大荒黑龙江第二师第十一团（即军川农场）参加工作，整整十年；后历任北京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2年始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编剧；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上海作协专业作家，《海上文坛》执行副主编。已创作出版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10部、散文集8部。她创作的长篇连续剧《我儿我女》获“全国优秀剧本奖”，小说《在同一片屋顶下》获“上海文学奖”，小说《今天没有太阳》获“十月文学奖”。2004年9月17日因胃癌晚期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