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川藏线骑行。三十六，工布江达

从八一镇出发，60多公里到达百巴镇，正好午饭时间。这一批骑友的速度和节奏差不多，几天来在一起吃午饭的基本上就是这几位，大家路上没机会聊，晚上住的客栈不尽相同，只有午饭这段时间可以聚在一起聊聊。

出发前，饭店老板摆了一个李玉和的动作，说今天下午顺风。攻略上说，如果顺风的话，平路随便一蹬就是二十七八公里的速度，有点下坡的轻松就上35公里，我铆足了劲，也才二十公里出头，说好的顺风呢？

《艽野尘梦》中提到的曲巴，疑似今工布江达县巴河镇许巴村，也叫秀巴村，在巴河镇以东6公里。秀巴千年古堡座落在318国道边，古堡群由5个高低不同的堡垒组成，间距大约为30至50米，各个堡垒相互呼应，互为犄角。秀巴古堡也叫戎堡，即人们所说的烽火台，在工布江达县境内有多处古堡群，而秀巴古堡群是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古堡始建于唐朝后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如今已荒废。

传说秀巴千年古堡是1000多年前松赞干布在征战中，为方便军队之间的联络以及屯兵和防御，修筑了具有统治标志的古堡群。

有一条马道可以上到古堡处，我没上去

许巴村向前是巴河桥，155团的驻地。

孙光明在60年代是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数次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接见，1962年他担任155团1营2连指导员，军衔中尉。那年2月把老婆带到西藏，走青藏线入藏，一路上住兵站，当时规定少校以上才可以吃小灶，孙英雄只能带着老婆在大食堂打饭吃。

回到团里，也就是林芝的巴河桥，住家属队，家属队有几栋房子，房子屋顶上盖着木板子，泥巴糊的墙，里边一个床，还是单人床，有时候孙光明晚上去的时候，夫妻两个就挤在那个小床上。他老婆弄了个锅，就用那个锅自己弄点饭吃，也没什么菜，能吃点豆子，那地方没啥吃的，有时候买两个猪肉罐头吃。

一般孙光明在连队吃，老婆自己吃，虽然隔得很近，孙光明基本和战士在一起，和排长、战士们摔跤，打打闹闹的，老婆在西藏住了三个多月，6月就回家了，9月生小孩，10月孙光明参加中印边界战役，荣立二等功。后来他到兵站，不知能否吃上小灶？

早期的国道

今天的国道

应该是新建的烈士陵园，胡玉泉的回忆录里提到

路边的山石有明显的开凿痕迹

巴河往西五六公里的样子，有一个猕猴观赏点，我只是停下来拍张照，心想怎么可能看到猕猴呢？有其他骑友在此休息，居然被野猴抢走了干粮，野猴动作非常敏捷，根本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是不是猕猴？这个不好判断。

吐蕃人认为其先祖是一只猕猴与一位岩罗刹女，他们的后裔是半猴半人者，虽然可以直立行走，但浑身长满了毛，面部呈赭色和扁平状，可能还拖着一条尾巴。猴祖为他们指定的居住区为南部的林地，他们在那里与母猴婚配，数量越来越多，备受日晒雨淋、大雪寒风的折磨，而且一无食物，二无服装。

好在他们的先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观音菩萨出于大慈大悲之心，为他们带来青稞、荞麦、芥菜等七种粮食，于是他们在雅砻河谷的索塘一带开垦了第一批农田，猴人也逐级获得人形。

吐蕃人最早的部族称为迷吾，可能来自于汉语的猕猴发音，古代羌族人也自称是它的后裔。这种部族有六个，是由猕猴与岩罗刹女的六个儿子繁衍而来，分为四个长兄部和二个幼弟部，加上一个舅父部，一共是七个部族。藏族学者试图再加入另外二类居民，一类是吐蕃周边的外邦之地，比如象雄、苏毗、吐谷浑和弥药，另一类是历史记载中出现过的民族。

吐蕃以外的人，往往把藏人和汉藏走廊的土著人联系起来，特别是羌族人。唐朝人的记载中，羌族人和吐蕃人具有大量共同的文明特点，某些羌族部落被描述成比吐蕃人更蒙昧的游牧民。

吐蕃传说中最早的七位赞普，被称为天赤（墀）七王，名字都来自于自己的母亲，带有浓厚的母系社会印记。当时青藏高原上有很多的氏族部落，藏族史书称 “十二小邦” 或“四十小邦”。各个小邦各有小城寨，规模大的可以称为城堡，吐蕃所在的悉补野部落修筑的城堡叫雍布拉宫，位于今天山南泽当城外十公里扎西次日山上。

经过多年的和战，这些小邦分别集结成若干个部落联盟，其中以山南河谷的雅隆部落联盟、阿里地区的象雄王国和雅鲁藏布江以北的苏毗部落联盟最为雄强。当时，拉萨河的名字叫吉曲，现在拉萨市的所在地，被人称为“吉雪沃塘”，意为吉曲河下游的肥沃坝子。那时吉曲河流域先后属于苏毗部落联盟中的达甲沃和赤邦松两个王族统治。公元7世纪初，雅隆部落首领朗日松赞率兵北上，渡过雅鲁藏布江，在赤邦松王族下面的娘氏家族等的策应下，占领赤邦松领地，一举成为整个吉曲（拉萨）河流域的主宰。

晚上吃包餐时，大家等着上菜，有骑友提到那个猕猴观赏点，我说藏人自认是猕猴的后代，而且是和女鬼结合的后代，因此藏人普遍肤色很黑，长相也不好，远逊于我们一路上看到的康巴人。满桌的骑友极为惊讶，仔细想想又认可了我的说法，然后很八卦地问，明天我们应该看看什么奇特的东西？我说哪有那么多奇特的，这时候，菜上来了......

我想这些应该是登天的梯子

阿沛庄园位于尼洋河边上，原址在山腰处，就是陈渠珍驻扎的牙披，后来被地震毁坏，据说现在还保存有阿沛管家庄园。阿沛是此地地名，是一个西藏高级贵族的庄园，阿旺晋美本是一个小贵族子弟，入赘后，名字前冠以阿沛，晋升为高级贵族，此后才有机会跻身西藏高层。

山腰处有一个庄园的遗迹，山脚处碑石上的阿沛庄园四个字漫漶不清了

路边正好有几个汉族民工在工作，好奇地看着我在这个地点停留，我问他们还知道阿沛阿旺晋美这个人吗？一个民工说知道，老先生已经七八十岁了，就住在前面的阿沛新村。事实上，阿沛阿旺晋美在十年前以百岁高龄去世了，不过藏人相信转世，说不定那个居住在阿沛新村的老人就是一个转世者呢。

1950年下半年，解放军准备进军西藏时，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噶厦政府的噶伦之一，被派往昌都，取代原先的驻军司令、另一个噶伦拉鲁。阿沛一到昌都，就意识到他的军队根本不可能与解放军对抗，向拉萨方面请示，是战是和？结果拉萨的大爷们完全不理睬他，因为他们全都去参加郊宴了。

解放军当然不会等待拉萨贵族们的郊宴，一侔准备完成，马上发动进攻，历时两周的昌都战役，占整个西藏正规军实力三分之二的昌都守军被全歼，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一批军官及2700 多士兵被俘，昌都、类乌齐、宁静等大片地区被解放军占领，通往拉萨大路的门户洞开。西藏武装抵抗进藏的能力基本就此瓦解。

面对大军压境，年轻的达赖一度与他的臣属跑到靠近印度的边境小城亚东，在那里观察事态的发展。那一段时间，以阿沛为首的一个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共就西藏的前途谈判。最终，阿沛的代表团与北京签署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同意中国对西藏进行“和平解放”。

冷静和理性地看，《十七条协议》应该是当时西藏所能争取的最好结果。阿沛·阿旺晋美以现实的态度较好地完成了谈判。收到噶厦表示反对的电报时，阿沛向噶厦表示，如果不同意他谈下来的协议，就请派另外一个代表团来接替他。有意思的是，西藏的僧侣大都愿意与中国合作，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下，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再经过一再拖延，最终正式表态接受了《十七条协议》。

18军指挥机关进驻拉萨后，马上开始修筑通往西康的公路，那是解放军的生命线。拉萨贵族阶层对此很抵触，消极对待，甚至公开反对。有些路段经过那些贵族的庄园，被一口拒绝。这时候，阿沛·阿旺晋美站了出来，允许公路从他家的庄园经过，而且出工出力。投桃报李，解放军也很大方，付给参加筑路的藏族民工优厚的报酬，而且直接发放到他们手中，解放军与藏族底层老百姓的良好关系就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感觉有鸦片战争时英国人的影子。

1950年以前，工布江达是东藏的第五大站，西藏地方政府派有宗本驻扎，满清时代此地驻有汉军，还设有粮台。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及尹昌衡二人都建议将江达划归四川管辖，主张江达以西为藏地，江达以东为西康，以便就近节制西藏。藏人也称江达以东为康。

江达宗有居民百余户附近田连阡陌，尼洋河横贯全境，所以有灌溉的便利。河上架设了一座大木桥，方便行人通过。普通人称江达大多叫工布江达，实际上工布是地区名，包括江达以南大片土地，江达宗是在工布区内。

1939年，邢肃芝到达江达宗时观察到：江达宗内，除土人外还有不少前清汉人的后裔。有一位叫马文才的汉人，已经七十多岁，精通汉藏两种语文，在江达邮局担任书记，月薪藏银九两。他和藏女结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如今都是喇嘛，一个女儿年纪小，还待在家中。另有一位蔡君，原籍成都，来江达已有四十多年，家道小康，一切生活方式都已藏化，有二女一子，长女已经出嫁，女婿是江达宗秘书，藏文造诣很深。

邢肃芝一一为他们摸顶祝福，并告诉蔡君，目前国内教育发达，工业进步，已不是满清时代的中国了。蔡先生听说后感慨地说，当初自己来西藏本来不打算久住，只是由于内陆爆发了革命，回不去老家，只好在西藏生根落户，如今年近花甲，身份却显得似汉非汉、似藏非藏。这两位先生兼通汉藏语文，在江达汉人中算是佼佼者，但多数汉人在当地社会中经济地位落后，因此遭到藏人鄙视。

现在工布江达市区的尼洋河上不止一座钢筋水泥的梁桥，这一座叫泉州大桥，是泉州市援建的

工布江达市区的街景与内陆大部分的县城差不多，只是没什么人，在林拉公路通车前，人气要旺得多，看来高速公路对不同地点的影响是大相径庭的，我们入住的客栈老板说最多再坚持一年，如果这个旅游旺季生意还是不行，明年就回内陆了。

碉楼的谱系

在布达拉宫东庭院的门厅里，有一幅壁画描绘了布达拉宫最早的模样，壁画上的布达拉宫与现在毫无共同之处。史书记载，松赞干布在迎娶了尼泊尔赤尊公主后，在布达拉山上营造公室，两人的寝宫各为一座九层平顶高楼，其间搭银桥一座，以通往来。这种古怪的安排据说是为了松赞干布念佛的需要，笃信佛教的吐蕃赞普每日在高楼里焚香诵经，坐禅入定，不容他人打扰。那个时代的布达拉宫，早在吐蕃灭国的战火中化为了焦土。

然而九层高楼有着比松赞干布更为久远的渊源，汉朝史籍记载，西南夷诸部落中的羌人和嘉良夷（今天的嘉绒藏族）素有擅建高碉之名，当时称为邛笼，高可十余丈。到了唐代，嘉良夷所在的地区有东女国出现，这个由女性统治的王国延续了修建高楼的传统。《旧唐书》提到，东女国人修建碉楼作为住房，国王的碉楼可达九层，普通百姓最高只能修到六层。与唐帝国同时代的松赞干布的布达拉宫，显然符合这种形制。

直到今天，在嘉绒藏族聚居的四川丹巴至木雅一带，仍有大量碉楼存世，丹巴被称为千碉之国。根据法国学者德拉贡的研究，这些高达数十米的碉楼内部空间过于狭窄，无法用于居住，甚至不具备明确的军事防御功能。据她推断，许多高碉仅仅是统治当地的土司为夸耀财富和实力所建。

然而并没有关于碉楼的清晰定义，几十米高的碉楼固然更引人注目，但今天的羌族人还在建造的三层石头房屋也被称为碉楼，或者碉房。而居住在森林茂密的低海拔地区的羌族人更乐意使用木材修建相同布局的住房，这些木结构的房子被称为吊脚楼。

考虑到藏族的祖先是古代羌族的一支，也许将布达拉宫和吊脚楼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太离谱，而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看，布达拉宫由纵横叠筑的地垄墙托起的方式，与吊脚楼并无二致，尽管两者材质有所不同。布达拉宫的每一座宫殿，都可以被看作一幢碉楼，它们由厚重的石墙围合而成方筒形状，然后相互簇拥在一起，内部空间狭窄逼仄，外部形象厚重高耸。

在西藏的东部，工布江达一带能看到最早的碉楼，它们完好无损，泛人问津。当地人甚至为它们编造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神话，英雄的格萨尔王在这里修建了七座碉楼作为陷阱，抓住了那些为害人畜庄稼的飞龙。在这些抓飞龙的设备和松赞干布的布达拉宫之间，的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藏考古学者通过实地考察，试图在川藏线上找到一条碉楼建造者的扩张路线。语言学提供的线索表明，巴松湖附近的工布人所说的藏语方言，和羌语只有少许差别。可以这样想象，从川滇藏边界著名的少数民族走廊跋涉而来世界屋脊的部落，一路走一路建碉楼，终于碉楼建在了西藏的心脏布达拉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