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
1、人们不太能够分得清，现实与虚构。大部分人接受一种惯常稳定的状态。而对现实缺乏足够的关注。他们只相信自己相信的。可那也许是他头脑中的虚构。2、比如类的出现，在西方是作为一件重大的事件的。来自于一群被称为自然哲学家的观察。他们努力区分各种物种。并希望为他们建立起合理的结构。而今天，我们只是在课堂上接受一下就可以了。并不太去深究这件事情。但假如你走进一个植物园或者动物园，就会看到它们。被标记在特制的介绍牌上。一般包括门、纲、目、科、属、种。这些借用了汉语的翻译，所以我们一般不太了解，对于表音的西方语言来说，需要提出一个叫做“二名法”的规则。即表达一个属和一个种的名称被用斜体字联合在一起。这样我们才能够从它的名字里面，找到上下级的关系。在前面所列的六种分类之上还有域和界两个层次。这个分类方法最早来自于一个生活在18世纪40年代，叫作林奈的人。卡尔.林奈。他当时还有一个身份是医生。然后不断被修正产生的。3、现在，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中国人对于类的认识，起源于什么时刻？神农尝百草，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这里面隐藏的并不仅仅是医学的需要，还有对世界认识和发现的需要。也就说隐藏着类的概念形成。《神农本草经》被称为最早的本草学著作，它将药物分成上中下三品，每一品中的分类为：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和菜。这个类属的确定不能证明是神农的贡献，但里面有类的观念是事实。4、出现在《扁鹊仓公列传》中的仓公得到的师传书里有《药论》，是一本论体书，但也一定会涉及药物的类属，当然也应该包括中医对于五味认识下的物种类属的关系，而构成的物种类属体系。这样药论与神农（假如把神农视为中华始祖的代表的话）的原始动机，即对自然万物食用价值的发现。那么伊尹的《汤液经法》作为最早的《药论》就具备着非常的合理性。饮食入胃，化生五味，入五宫，而参与人体生命的运化之中去。伊尹曾经是厨师和圣人的身份，使得他具有对此的拥有权。这里也暗示了，食物的需要产生了对物种的探求，而医学也在这一过程中，随之发展，而演化出药的体系。但无论如何，药的体系必须建立在类的结构上。5、《神农本草经》要晚在伤寒论之后，对于目前目为《伤寒序》的两篇合成的集论文字里，有标注出，伤寒所集的书籍，里面包括《药录》。断句的问题，使很多人误以为《药录》和上一本书的书名《胎胪》是一本书。并且有人强烈建议，这是一本用反观内视解释药物学的著作。因为他们强烈认为人只有反观内视才能发现经络的体系，他们忘记的是，那时的人们通过观察山川地理，来找寻水脉的经验。《胎胪》是另外一本书，讲的是胎产和婴儿，这是那个时代特别关心的问题。马王堆出土的书籍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内容，在伤寒方中特别是《金匮》里是重要的内容。胪即颅，寓指胎儿。后世终于整理出一本儿科的经书，叫作《颅囟经》，托名古代医者师巫，终于与胎产分别开了。《药录》是对药物的合集专著，应该早于《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是南朝齐梁年间道士陶弘景的整理出来的，他将当时的《药录》一类的书，分别成两本，一本是《本经》，一本是《名医别录》。之前，华佗的弟子至少有两人整理过药学著作，一个是吴普，一个是李当之。吴普有《吴普本草》、李当之有《李当之药录》、以及《李当之本草经》。陶弘景的分开，是有道理的，一是，以上古人物为名的药论，一是以后世医家为名的药论。只是，在流传中，要符合神农本草的名目，而将原本有些是黄帝，乃至岐伯论药的内容，一并改为了神农。但不管怎样，分类的方法，我们看得很清楚。6、《本经》中收录药物365种，也就是物种365。陶弘景自己整理的注，囊括了700多种。明朝的李时珍在1578年写成了《本草纲目》，改变了本经的类属方法，设定了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特别是他具体指出了每一种药物的所属，明确其间的亲属关系，统一了很多物种的名称。这种按照物种的特征，进行向上归属的方法，与18世纪的林奈的工作是一样的。而且全书收录的物种一共有1892种。因此，《本草纲目》受到西方的重视，是因为生物的有序分类，在他们看来是一件生物学发展过程中惊天动地的大革命。
7、孔子整理《诗经》时劝孩子们多学诗经，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多识于鸟兽花木之名”，三国时期吴国的陆玑写了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对《诗经》所记载的动植物进行了研究和统计，全书共记载草本植物80种，木本植物34种、鸟类23种、兽类9种、鱼类10种、虫类20种，共计动植物176种。对每种动物或植物不仅记其名称（包括各地方的异名），而且描述其形状、生态和使用价值。类的观念和命名是紧密相关的。儒家另一本著作《尔雅》，就是专门用来正名的。同样内容分类，包括对于语言文字解释的，《释诂》、《释言》、《释训》 ；对于人事和生活用器名称解释和确认的，为《释亲》、《释宫》、《释器》、《释乐（yuè）》 ；还有关于天文的，《释天》 ；关于地理的，《释地》、《释丘》、《释山》、《释水》 ；关于动物的，《释鸟》、《释兽》、《释畜》、《释虫》、《释鱼》；关于植物的，《释草》、《释木》。总之，名不正，言不顺。类的前提是确定定义，体现在名上。这是自然而然的。
8、名实的辩论带来了人脑的革命。名实必须相符，这在儒家看来非常重要，否则就会混乱。甚至于对于每一个帝王，在其死后，也要给下一个字的评语。这种历史一直坚持到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朝廷，清。
墨子将其上升了到了抽象的逻辑思维，并作为思维的基础部分。叫作：（1）以名举实，（2）以辞抒意，（3）以说出故，（4）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墨子以为这样才能致知。这个思维，墨子称为“辨”，而非“辩论”的“辩”。这样也就与西方的逻辑有了微妙的差异。墨子说：“辨，争彼也。辨胜，当也。”辨追求的是当。即以已知推未知，而能胜，在其相当。以类取，即我们所说的归纳。以类予，即我们所说的推理。假如能够做到“重体合类”，则是同。假如不能“重体合类”，那么就要找寻新的角度去探求，墨子称为：“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
名词概念，以及定义是一切思维的基础。在确定了之后，才能存在后面的一系列逻辑推理。所以，《黄帝内经》里把辩证，叫作“比类”。比类是方法论层面的，但功能是认识。墨子总结说，“法，法取同，观巧传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将看似杂乱的症状归类，从而确定其各自的属性，是中医认识疾病的并最终作出判断的第一步。
辨在墨子之后逐渐发展为了“辩”。公孙龙子在概念、定义、内涵、外延的迷宫中，得出了一系列颠覆性的观点，并统称为“指”。惠施则在此基础上，力求统一，而着力于类的同与异，强调异中存同。经历了公孙龙子和惠施的变革，逻辑的问题显露了出来，这时，庄子提出了“名为实之宾”。而将真实世界重新纳入了人的抽象思维中去，从而提出了称为“滑疑之耀”的，以思辨超越为核心的新的思维方法。
分类，只是一种认识世界方法，而名实之辨则是这种认识的证伪过程，至于如何解决和认识这个纷繁世界的矛盾和真相，则仅仅是理性思考的需要先作的一个热身。在庄子那里已经清楚地回答了。
9、真实世界原比我们理解的复杂。古人统称为万物。西方人很认真地推算过诺亚方舟究竟可以容纳多少物种，根据记载方舟的尺寸，考虑到人和动物所需要的食物以及其所占的空间，不断合理乃至扩大它的容积，最后得出大概可以放得下不超过100种四足动物和200种鸟类。而今天我们已知的物种有几百万种。仅在类的层面上，我们已经捉襟见肘，再加上，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特别是后者，让我们更是认识到巨大的微生物群体。它们都和我们一起共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区分，不断认识，似乎永无止境，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它们如何发生的，我们知道的还非常少。我们可以看到很微小的生物体内的情况，但我们无法仅仅用蛋白质来理解它的自行的生命现象。就是最微小的生命体，它们也都具备着一种目的而存在，繁衍。2020年，我们与一种特殊而古老的冠状病毒打交道，不断认识它，发现它不断变化。变化的速度惊人。
庄子利用栎社树告诉匠人石，你不过和我一样都是物而已，你凭什么来相我呢？同样道理，你和我都是人，你凭什么来相我？物不能尽实，人又岂能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