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仁宣之治下的隐患

朱瞻基作为明朝第五位皇帝,虽然在位时间仅有短短十年,却被誉为继朱元璋和朱棣之后最有作为的帝王。朱瞻基是一位善于纳谏的皇帝,在施政时,朱瞻基既懂得怎样授权,也知道如何行使领导权。他在作出一项决定前常常采纳三杨的意见,而且倾向于接受或支持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建议。比如在即位之初,他听从阁臣、大学士杨荣的建议率兵亲征,平定了怀有不臣之心的皇叔高煦的叛乱,维护了皇室内部的稳定。朱瞻基还听从杨士奇、杨荣等人的建议,停止对交趾用兵。虽然他在对待失职的官员时是严厉的,但除了惩罚宦官外,他很少判处死刑。宣德四年(1429年)秋天,30岁的朱瞻基无法忍受满朝文武的生活作风日益败坏,决定在全国裁汰官妓,严肃法纪,于是发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运动。朱瞻基对旱涝和蝗虫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一至二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重返家园。

朱瞻基的在位时期是没有压倒一切的外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可以说,宣德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最为融洽、政治相对清明、社会较为和谐、经济稳步发展、边防比较稳固的时期,基于此,所以史家把这段时期称为“仁宣之治”。然而,朱瞻基有些改革同样给明朝的衰弱埋下了隐患。

明太祖朱元璋在汲取了前朝教训之后,为了防止宦官干政,在建国之初曾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需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等等。然而,不许宦官识字这条却在明宣宗时期被打破。朱瞻基为了保障宦官能够帮助自己处理文件,尤其是皇帝的私人文件,并成为皇帝和朝廷官员交流的桥梁,在宣德元年(1426年)于宫内设立“内书堂”,挑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使得宦官可以接受正规的教育。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又指定由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授宦官。这一改变,使得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学有所成,甚至能够达到学识通晓古今,拟旨援笔立就。后来,朱瞻基又设立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协助自己处理公务,其中秉笔太监负责代替皇帝行“批红”之权,而司礼监则负责最终的审核盖印。

从朱瞻基的执政表现看,他是一位相对宽厚仁慈的君主,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仍逃不了言官的指责甚至谩骂。作为言官或者内阁成员,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监督皇帝,由于朱瞻基的仁厚,以至于那些大臣们更加肆无忌惮。为了确保皇权的绝对唯一,朱瞻基决定借助另一批人的力量,这就是宦官。在朱瞻基做太子的时候,就只有宦官陪伴左右,这些宦官对他很好,并且言听计从,对于朱瞻基来讲,这些宦官就好似家人一般。面对大臣的步步紧逼,朱瞻基左右四望,眼前的就只有听话的宦官。虽然朱瞻基很清楚启用宦官的危害,也清楚为什么太祖禁止宦官干政,但对比那些士大夫,他更相信宦官。朱瞻基时,他尚且能够将宦官置于控制之内,然而一旦皇帝怠政,宦官便能迅速通过“批红之权”来干涉朝政,并利用与外廷之间的桥梁作用,对外廷形成压制。明宣宗之后,明英宗时期的王振便是典型恶果。

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作为最高统治者,他废掉了丞相制度,作为交换,他必须每天忙碌到深夜。因为没人帮他处理政务,权力全部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朱元璋出身平民,不怕苦不怕累,勤劳程度超越所有明代的皇帝。但他也不是超人,由于需要处理政务数量是巨大的,他设置了殿阁大学士,这就是内阁的前身。然而朱元璋设置这些内阁大学士,只是处理政务的参谋人员,还没有之后的票拟的权力。到了永乐年间,朱棣正式设立的内阁,朱棣他勤奋的程度显然不能跟他父亲相提并论,必须有人来帮助,但朱棣皇位来之不易,自然对内阁权力严加控制。随着时代的发展,皇帝的勤奋程度越来越差,权力就下放得越来越多。

仁宗时期,朱高炽因杨士奇、杨荣等乃是东宫旧臣,因此这两人不仅得以进入内阁,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而明宣宗朱瞻基同样延续了这种设置。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黄淮保留了户部尚书,而金幼孜则保留了礼部尚书,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执行权。同时,这些人不仅官居一品且兼有尚书,而且他们不少人都是帝师出身,且是前朝功臣,因此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皇帝的尊敬和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皇帝大多予以了通过,而不再召见其他官员进行商议,而这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决策权。

宣宗上台后,他再赋予了内阁大臣票拟的权力,各地的奏折在上奏皇帝之前,内阁大臣需要在奏折上用纸条标写上意见、建议,让皇帝最后修改确定。这无疑把军国大事的一部分权力给了内阁,所以内阁成为国家的核心枢纽。仁宣年间的内阁权力得以不断加强,已经逐渐成为凌驾于六部之上的存在。而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直接恶果便是明中期以后皇权与阁权的斗争,导致皇帝与外廷势同水火,进而导致了内廷的强势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官崛起的速度,尤其是“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开始了文强武弱的局面。

朱瞻基最要命的失误便是奴儿干都司的内迁。这个战略收缩,使得明朝在失去了兀良哈三卫的屏障后,又将开平前沿全部放弃,最终导致辽东陷入被动。任由北方各部进行自由竞争,由此瓦剌才得以吞并或联合起各部,壮大起来,成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老大。北方势力重新兴起,最终这枚苦果被他儿子朱祁镇吞下,更为明末辽东局势的持续恶化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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