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坛里，站队绝对是一门艺术，做好步步高升、做不好家破人亡
在尔虞我诈的古代政坛里，“站队”绝对是一门艺术。
每当遭遇政治风波时，身处其中的每个份子都要及时表态，选择自己的队伍，并及时向长官表示忠心。在官僚制度落后的封建社会，这种态度是相当重要的。
对于上位者而言，一切不站在自己一方的政客，包括那些含糊其辞的中立者，都会被默认被划分到敌对的一方。政敌自然是需要消灭和打击的对象，所以及时站队，并站到正确的队伍中，是古代政客必备的能力，亦是一种关乎未来发展甚至是身家性命的本事。
那么，如何向上位者表态？
这是相当考究的学问，我国已有数千年的政治史，所以表态的方法也被开发出成千上万种。其中有一些有效的方法，经历代政客亲身实践，被证明是政坛上最经典的政治手段，亦是在政坛中明哲保身的必备法则。
第一种表态方式，也是最经久不衰的一种，就是与政敌划清界限。
只要我站在政敌的对立面，那么，自然会与上位者站在同一阵营。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在古代有许多政客在向上位者表忠心时，便会对其政敌表现出势不两立甚至排挤打压的态势。
例如，武周王朝的女皇帝武则天在位期间，有七个举足轻重的高官被套上了重罪，按照唐律理应处以极刑。考虑到这些重臣被处死会对武周统治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武则天便宽恕了这些罪臣，将处罚改为发配边关。
在这七名获罪的大臣中，有个叫崔宣礼的高官，他有个叫霍献可的外甥，也在京城担任要职。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旧社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风气十分盛行。外甥这一层亲缘关系，按照古代的礼教观念来看属于未出五服的近亲。因此，当崔宣礼获罪时，霍献可的政治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可以说，武周皇帝对崔宣礼的惩戒，将直接影响到霍献可的前程。至此关键之际，霍献可就演了一出相当精彩的政治秀，所用到的手段就是与舅舅划清界限。听说舅舅崔宣礼被武则天宽恕后，霍献可立即上朝启奏武皇帝：“倘若陛下不能将罪臣崔宣礼处以极刑，我便要以头撞柱，死在陛下面前！”说罢，就用脑袋去撞大殿上的柱子。
武则天虽然是女皇帝，但说出的话一样是金科玉律，既然，已决定宽恕崔宣礼，就自然不会收回成命再将其处死。因此，霍献可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当然，对于霍献可来说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了，舅舅是否被处死不在他考虑范围内，只要能通过这种方式与舅舅划清界限，保证舅舅的罪行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与发展，这就足够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的几年里，霍献可经常用彩色的缎带包裹自己受过伤（撞柱子）的脑袋，以此来展现自己对女皇帝的忠心。
唐德宗在位期间，朝廷有个叫李晟的名将。了解晚唐史的朋友都知道，李晟是爱国将领，亦是扶大厦于将倾的大唐栋梁。不过，这一切都是后来被验证的，在他成为中流砥柱以前，他亦进行过一场出色的政治表演。
与前文中提到的霍献可不同，李晟的表演对象并非统治者，而是劳苦大众。毕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民群众的精力是十分有限的，想要让老百姓去信任一个将军，一场出色的政治秀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李晟的一家老小都在敌占区，生死未卜。李晟的敌人朱泚想要拉拢李将军，于是，便让李晟的亲家去找李晟，向他通报家人平安无事的消息。按理说，这种情况无可厚非，毕竟李晟的家人都是平民百姓，报个平安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这种事如果让老百姓听说了，其性质就不一样了。李晟的家人是军属，这种情况在人民群众看来岂非通敌卖国？考虑到此事有可能引发的恶劣影响，李晟做了一个沉重的决定，那就是当众处死来保平安的亲戚。
为了划清界限，李晟将处死亲家的场面弄得人尽皆知，还在行刑时正气凛然地表示：“我李晟的亲戚居然做了奸细！”一语既出，围观的人民群众拍手叫好，纷纷表示李晟将军乃大唐栋梁，是个为了大义六亲不认的爱国者。就这样，李晟收获了民心。
通过划清界限来表态，关键在于要对敌人尽可能地狠。不过，凡事不可太过，一般来说达到演出目的即可，若表演得太浮夸，也容易取得反作用。接下来这个例子仍发生在唐朝，主人公便是李治朝的高官高真行。
不得不说，高真行这个名字取得相当有意思，他的处事风格正应了他的名字，真行。高真行的长子高政曾在东宫担任典膳承，就是专门负责太子膳食的小官。因为一场政治风波，太子被卷入一起谋反案中，被废掉了太子之位。
太子垮台之后，在东宫里当官的大小官员都遭了殃，纷纷遭到牵连。考虑到高真行是当朝要员，李治便将高政送回高府，让高真行自己拿主意。高真行见老大想看自己表态，于是，便准备了一出大戏。
就像先前我们说的那样，划清界限这种事，如果做得太过就容易起到反作用，高真行为了向李治表达自己的炽烈忠心，在儿子高政跨进家门的那一刻，便抽出刀子抹了儿子的脖子，那场面别说有多震撼了。
这还不算完，高真行的兄长，时任户部侍郎的高审行，继高真行之后又用刀子捅进了侄子的心窝。最后，高政的侄子高璇用刀子割下叔叔的脑袋，然后高家人将涉嫌谋反的太子党高政丢出门外，以示此人与高家毫无瓜葛。
其实，从李治的立场来看，他未必想要了高政的命。毕竟，明眼人一看便知，典膳丞在东宫中的地位不算高，基本不会参与到核心决策中，所以太子谋反这件事未必与高政有关。李治之所以将其放还，多半是想卖高家兄弟一个人情，让他们将高政惩戒一番。
但没想到，这一家人冷血如斯，竟为了与太子党划清界限，将血肉之亲杀之后快。这件事传到宫里后，李治被吓坏了。后来，李治便挑个机会将高真行兄弟贬离京城，打发到地方当官了。或许在高宗看来，这样冷血无情的家伙留在身边，才是最大的祸患。
高真行的行为，为后世的政客敲响了警钟。
划清界限，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表演，但这种表演需要考虑到尺度，倘若尺度过大，非但无法达成表态的目的，还容易适得其反。
当然，与划清界限这种通过伤害他人来表明自己立场的方法相比，还有一些不那么缺德的表态方式，同样能够达成表忠心的效果。
时间来到南宋，当时有个地方官叫蹇材望，是湖州地区的“二把手”。宋代的情况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先是靖康年二帝被金人掳掠北上，后来好不容易与金合议换来一段和平光景，又赶上了蒙古崛起。
蒙古横扫金朝之后，大宋便首当其冲，成为蒙古侵略者征讨的对象。在这种国难当头的当口，大宋王朝的君臣都很愤慨。尤其是随着程朱理学的兴盛，当时的人们都很看重表态。吵得越凶，演得越像的，越会被统治者视作忠心耿耿的中兴大臣。
在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下，蹇材望另辟蹊径，从“道具”上下足了功夫。蹇材望用锡制作了一面牌子，上面雕刻了“大宋忠臣蹇材望”七个大字，随后，又将牌子挂在脖子上，还在上面拴了两块银子。
蹇材望逢人便说：“如果我死在蒙古人手中，请用这两块银子当作我的丧葬费，并在我的墓碑上写下‘大宋忠臣蹇材望’的墓志铭。”蹇材望的行为为他博得了美名，当时的皇帝真的以为他就是这世上绝无仅有的死忠之士，大臣们也都对蹇大人的高义倾佩不已。杭州的老百姓，更是将蹇材望的事迹争相传诵。
然而，后来蹇材望是否真的以身殉国了呢？
并没有。
在蒙古人打到南方以后，南宋覆灭。乱世之中，人们还以为蹇材望像他说的那样以身殉国了，还有义士准备寻觅蹇大人的尸首为其殓葬。没成想，当元朝站稳脚跟后，湖州新上任一位汉人同知，此人正是失踪多时的蹇材望。原来，在蒙古人打过来的时候，此人便已做好了开城投降的准备。元兵还没攻城，他便丢下那块锡牌投降啦！
这些政客的政治秀还真是令人唏嘘，也让人看到了封建官僚的无耻嘴脸。这些人的行为，难怪一些外国哲学家会将“旧社会的政客”视作“肮脏的利益傀儡”，这句话放在封建政客的身上可谓相当适用了。
参考资料：
【《新唐书》、《宋史》、《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