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亮：霸州高步瀛青年求学期的学术积累（1882—1902）[下]
高步瀛治学尚考据学，远绍乾嘉诸子，近得吴汝纶之沾溉，其成就得到时人之称赞。
据高步瀛的莲池同学邢赞亭（1880—1972）回忆：“光绪四年，贵筑黄彭年子寿重领讲席，始增经古课，崇尚‘朴学’。”[1]黄彭年还开设考据学课程，设立学古堂。黄彭年之继任者张裕钊，亦注重考据、辞章。吴汝纶主持书院时，经过努力，创立了莲池讲学院。现保定市图书馆藏有保定协生印书局所印清光绪刻本《莲池讲学院讲义附课艺、肄业日记》，其中讲义内容涉及文学、周礼要义、尚书衍义、史记举要、文章源流、周易尚氏学、春秋左氏传、诗经。从重视宋明理学到以乾嘉考据学及桐城学术为尚，吴汝纶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而书院诸生亦深得其传。
高步瀛任教北师大时的学生顾学颉（1913—1999）曾追忆自己在师大学习及受高先生指点之情景：
初入师大时，颇有志于作专门研究、撰述，曾与同学卢南乔（振华）等拟集注《史记》，为读书研究的目标。向高先生陈述了这种愿望，请他指导。没过几天，他就开列了最主要的读书目录数十种，教我们循序一一对照《史记》阅读，作出札记，记其要点、心得和问题，到一定时间，交他批阅。并嘱告我们不要急于求成，要一个一个问题彻底理解、领会前人的意见，以及自己的看法，等等。按照他的指导，我们确实读了不少考证家（以清代人著作为主）的书，作了不少卡片、札记。[2]
从这段回忆中即可看出高步瀛用以指导学生的问学之法亦倾向于清儒之考证。王森然谓“先生于学无不窥，所主大致以汉为归”[3]，程金造谓“先生治学，宏通精博，一以征信为准”[4]，“先生的考据，既精且博。所谓博是于书无所不读，……所谓精，是有宏通之识见。”[5]这些学术思想与方法，皆有得于莲池先师及吴汝纶之影响。
吴汝纶是莲池书院最后一任院长，在其任职期间，“欧风美雨”早已刮遍了中国。旧式科举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已不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更不能抵御外族之侵略。而莲池书院作为北方一大教育重地，又有李鸿章、袁世凯等大吏的先后支持，故在学堂改制上，它不仅走在其他书院前列，亦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吴汝纶是清末民初教育改制的主要推动者，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主持莲池书院期间，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6]，并主张用西方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7]，聘请外籍教师，开办外文学堂。对西方的知识，如“格致之术”，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说：“国势孱弱，非尽当国者之过，乃吾辈学校中不能培壅真才，所学不能应时用，以此致贫致弱。虽江河日下，亦缘学问不讲，无能知其非者。变易风气，诚非居下者所能为役，若各尽其势所能，则惟相勉为有用之学，庶其近之。其西国格致之术，实能弥补造化。”[8]中国之所学不能为“时用”，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这在清末是众多“睁眼看世界”之士大夫共同的眼界。
吴汝纶虽病逝于1903年，但其所倡导的教育思想却深深影响了高步瀛等吴氏弟子[9]。任职直隶学务处时，高步瀛与公所图书课副课长陈宝泉合编面向普通民众的读物《国民必读》（三编）[10]、《民教相安》[11]及《国民镜》，来“宣导民俗”。与吴汝纶一样，高步瀛也重视西学，尤其是工商业等“实业”。对西方的物理学等，高步瀛亦与时进步，运用到自己的选文笺注当中[12]。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吴汝纶对古文教育的提倡包含着“知往昔圣哲精神所寄，化裁通变以为民用”的追求，通过学习古文来构建人的思想世界，来达到社会之“治”。高步瀛编选笺注散文，亦蕴育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如其于“九一八”事变前夕笺注《哀江南赋》所表达的“哀江南情结”，通过笺注《史记·李将军列传》、《史记·货殖列传》所传达的奋战精神、“国计民生”思想等，让我们见到了一种深谙民族大义的“真儒”精神。
一个人的治学理路及思想趋向除了从其著述和出处来窥探外，亦可由其所处时代之思潮、围绕其身边之学人圈来予以反观和判断。高步瀛所处的时代中西碰撞、新旧交织、政权变革、体制维新、民族战争等，这些从大的背景上“范围”着高步瀛之治学与为人；而其师承，则具体影响着他的为学与为人。
“予少时习举业”，“后稍读清儒考据家书”[13]，受黄秉钧启蒙，得吴汝纶指点，这些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治学根基在于清儒之学。就学莲池书院，得吴汝纶之教诲，为其学术统系的构建提供了契机。高步瀛一生尊称吴汝纶为“吴先生”、“先师”，体现了他对“师承”的尊重。也正因此，我们才得以由高步瀛来上窥吴汝纶，乃至桐城派及中国学术传统。作为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一个“个体”，高步瀛也以自己的实践“注解”了群体的面相。
[1] 邢赞亭：《莲池书院回忆录》，柴汝新编：《莲池书院研究》附录1，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1页。
[2] 《笺证、考据学大家——高步瀛先生》，顾学颉著：《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70页。
[3] 王森然：《高步瀛先生评传》。
[4] 程金造：《霸县高先生评传》。
[5] 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
[6] 吴汝纶曾谓：“科举不改，士皆专心八股，无暇他学，最足败坏人才。”吴汝纶撰：《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二），暨南大学特藏室藏清光绪甲辰刻本。
[7] 吴汝纶谓：“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用外国考校之法，较有实际。”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集）》，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365页。
[8] 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集）》，第283页。
[9] 有关吴汝纶之教育思想，可参吴洪成等：《试论近代教育家吴汝纶的事业与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0] 是书由直隶官书局刊印发行，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
[11] 是书由北洋官报局印行，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12] 高步瀛笺注《天下》“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引孙诒让《札迻》考证“卑”。加按语云：“地上皆天，故天与地卑，推之无垠，则山高于泽，为数甚微，故曰：山与泽平。如地球之上，虽有高山深渊，而不碍地球为圆者，以其高深之差数甚小故也。山泽之平即同此旨。”笺注“南方无穷而有穷”，谓“此地圆之说也。”笺注“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谓“亦地圆之说也”。三次以西方的“地圆说”为据来笺注古文。详高步瀛《先秦文举要》，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47、148页。
[13] 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刘晓亮，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开放大学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广东南方软实力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出版诗词集《妍媸集》（香江文艺出版社）1部。主编或参编《宋词鉴赏词典》（崇文书局）、《汉魏六朝诗鉴赏词典》（崇文书局）、《唐宋文学作品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个人专著《八代诗汇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高步瀛历代文举要研究》（凤凰出版社）2种。在《文献》、《杜甫研究学刊》、《国学季刊》、《暨南史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要研究领域：杜诗学研究、20世纪学术史及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等。
投稿邮箱：52309017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