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乐亭史梦兰与迁安高继珩的两次见面及相关史事

近两年，我正在整理高继珩的著作。到目前为止，除了高继珩大量的八股文还没有整理（也不打算整理了），他的诗、词、散曲、古文、骈文和小说《蜨阶外史》均已初步整理完毕，因此对高继珩的生平、经历、交游及诗文成就有了初步的了解。高继珩与史梦兰的交往，不但是两人生平中的大事，也是冀东文化史上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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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亭史梦兰与迁安高继珩是清代末年冀东的两位著名文人，他们一生虽只见过两次面，却结下“骨肉”般的情谊。 第一次见面，是在咸丰丁巳年（1857），这一年高继珩60岁，史梦兰44岁，史梦兰正值壮年，而高继珩已经进入老年了。所以史梦兰在《寄泉类稿序》里说二人是“忘年交”。在此之前，二人互相慕名已久。正定词人王荫昌与史梦兰“同年”中举，后来做到武定府知府，与高继珩友善，这一年，史梦兰客居京师，经王荫昌介绍，史、高二人见面。史梦兰在《寄泉类稿序》里，对这次见面有生动的记述，说二人“一见如旧识。出其所著，相与评骘，并纵论古今人物及文章源流得失。”“坐移晷，彼此相见恨晚，遂与订忘年交。”后来史梦兰追述这次见面，有“忝向斯文称骨肉，思君惟恨识君迟”的感叹。高继珩在写给史梦兰的信中也称：“我辈声气相同，便是斯文骨肉。”表达的同样是相见恨晚、惺惺相惜的心情。可是，很快史梦兰就离开北京，高继珩也远赴广东任博茂场盐课大使。

过了八年（史梦兰《挽高寄泉先生》诗作“七年”，不确。），同治乙丑年（1865），高继珩老病回乡，定居迁安，两人于是有了第二次相见。对这次相见，史梦兰的记述更为生动感人：“同治乙丑，忽得翁书，知自粤东引疾归，卜宅于迁。余喜其得老氏知止之义，并幸其过从便也，于是乘下泽往候。翁喜，亟躧履相迎，留之信宿。时翁已老且病矣。酒酣耳热，高诵其得意之作，或友朋佳什，辄扺掌扬眉，掀白髯一笑，精神矍铄，犹有据鞍顾盼意。”不幸的是，高继珩不久就去世了。史梦兰非常悲痛，写了十二首挽诗，有“海内知交半星散，何堪又坠一文星”“银汉迢迢路不通，招魂无计问苍穹”“寒风淅沥拂窗尘，检点遗文陨泪频”这样的伤心断肠的诗句，并深深感叹“性情投契缘偏浅，回首云山意惘然”，其痛惜之情，今日读之，仍令人泪下。再后来，史梦兰资助刊行了高继珩的诗文集并命名为《寄泉类稿》，还选定高继珩诗作多首，收入《永平诗存》，并称之为此书的“压卷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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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的两次见面，却结下骨肉般的情谊，成为一生珍贵的记忆，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相同的不幸的身世。史梦兰六个月就没了父亲，由慈母养育成人；高继珩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只好随母亲离开迁安，寄居宝坻舅氏家生活。早孤，是人生大不幸之首。幸而他们都有一位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亦慈亦严的母亲！所以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学有所成，才华不致于埋没。因而，“孝母”是二人的共同特点。这方面，二人自然会产生亲近的感觉，“同病相怜”，互相敬重。

二是同乡之谊。史梦兰是乐亭人，高继珩是迁安人，后来寄居宝坻，仍属同乡。我就是宝坻人，对此也有感受，总觉得天津不是我的家乡，冀东才是，唐山才是，有一个时期，宝坻确实是唐山下属的一个县。所以到唐山来，研讨冀东先贤史梦兰和高继珩，由衷的有“回家的感觉”。当年史梦兰与高继珩在北京见了面，说的是乡音，谈的是乡土，叙的是乡情，那“血浓于水”的感情自然会立即“融合”。

三是坎坷的经历。尤其二人满腹才华，却久困场屋，自然会有很多不平，很多愤懑，很多哀怨，这方面也有很多“共同语言”。

四是二人才、学、识、能兼备，自然互相欣赏。高继珩在写给史梦兰的诗中说，“老惫归田愧散材，豁然尘目为君开”，史梦兰在《挽高寄泉先生》诗中也有“空山猿鹤久忘形，阮籍相逢眼独青”这样的诗句，表达的就是这样赞赏、敬佩的心情。

五是对诗文、书画、史学，都爱之入骨，渊博的学识，使二人在相同高度的平台上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其乐融融。

除上述我罗列的五点，想来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比如子女教育，高继珩的女儿高顺贞是有清一代著名的闺阁诗人，史梦兰曾为其《翠微轩诗稿》题诗称赞，说高顺贞“林下清标推咏絮，谢家才媛本无伦”；而史梦兰的三个儿子，按照当时的标准，都非常优秀。再比如“热心公益”方面，二人都有不少可以记述的故事，公与私，国与家的关系摆得很正，讲道义，有品格。等等。

这些，构成史梦兰和高继珩生死不渝的友情的基础。二人的友谊，堪称冀东千古佳话！史梦兰和高继珩在历史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冀东地区的杰出人物、文坛巨星，其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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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梦兰和高继珩的成就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活动和创作方面。二人在诗、词、古文、骈文、制艺文（即所谓“八股文”）等文体创作上，都有丰富的实践和坚实的成果。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史梦兰和高继珩在有清一代还算不上一流的作家，艺术成就也没有达到一流的水平。但是，如果研究华北地区、冀东地区文学史，史、高都是不可绕行的重要作家。如果不只是讲求二人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其诗文的史料价值，实在是弥足珍贵的。高继珩还是清末著名的笔记小说作家，他的《蜨阶外史》正续编，是很有影响的作品，屡被小说研究者提及、引用。高继珩还是天津著名文学社团“梅花诗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相当于“倡议书”的《重建诗社启》，就出自高继珩之手，是研究天津清代文学史的重要历史文献。史梦兰历五十余年苦功创作的《全史宫词》不但名重当时，还具有国际性影响，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都有流传。

第二、地方文献整理方面。高继珩用二十余年的苦功，协助陶樑搜集、整理、编订了《国朝畿辅诗传》六十卷，选录清顺治三年(1646)至道光十七年(1837)近二百年间870多位诗人的代表作品，每位作者，都有简要的生平传记，是研究华北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参考书。史梦兰编辑的《永平诗存》，是性质相同的著作；他的《畿辅艺文考》十二卷，辑录了自周末荀卿以下至清末籍贯畿辅疆域内作者的著作，分条注释、考订，是研究华北古代文学史文化史的最重要的参考书。就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的贡献，二人实在是难分伯仲，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仅就这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二人足以永彪史册、永垂不朽了。

第三、地方史志编纂方面。史梦兰主持编纂了《乐亭县志》《迁安县志》《抚宁县志》和《永平府志》，对《畿辅通志》也有重要贡献。高继珩则主持编纂了《栾城县志》。史梦兰评价《栾城县志》“具有史法”。并说，假使高继珩先生在世，编纂《迁安县志》的担子，就不会落到自己身上。即便是落到自己身上，假如有高继珩参与其中，“征文考献、记事纂言”，能与高继珩共同研讨，则《迁安县志》会在水平上有很大提高！你看，两人就是这样相互欣赏，心胸坦荡，不存丝毫芥蒂。

第四、地方语言研究方面。这方面，史梦兰的成就更为突出，他的《燕说》《叠雅》及“古今谣谚”的系列著作，是语言学者足资参考的著作。我读了《燕说》，其中有的语言还挂在冀东百姓的嘴边，我觉得那叫是个亲切！那个字，也许十分生僻，而那个读音，是那么熟悉，那个意思，是那么生动传神。在有关冀东地区语言研究的著作中，比史梦兰稍早的宝坻李光庭的《乡言解颐》是流传和影响都比较大的，我读过很多遍。如今读了史梦兰的《燕说》，觉得比李光庭的著作更“专业”，更丰富，所惜以前流传不广。《史梦兰集》的出版，必将使这种状况得以改观。华北地区、冀东地区的文史研究者、民俗研究者、语言研究者必会将此书置于案头，经常参考。

第五、金石书画研究方面。史梦兰和高继珩在书法、绘画及金石研究方面都有作品传世。二人文集中，涉及这些内容的文章、诗作很多。我对此是外行，不好乱发议论，暂且从略。我想，假如您是研究冀东艺术史、书画史的专家，对史梦兰和高继珩，您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史梦兰和高继珩是冀东地区的文化巨人。以前对他们研究不够、重视不够。相比较而言，对史梦兰的研究，情况还好一些，可见到至少两篇硕士论文是研究他的；而对高继珩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明年上半年，高继珩父女的诗集，就要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高继珩的整个诗文集，我也在努力整理之中，希望早日出版。到那时，情况也许会有所转变吧。

据作者在2016年在唐山师范学院主办的“地域文化与文学暨《史梦兰集》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

作者简介：宋健，天津宝坻人，文史学者，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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