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错叫成日本欧楂，苏东坡咬定是卢橘，把枇杷叫琵琶更离谱！
杨梅空有树团团，却是枇杷解满盘。
难学权门堆火齐，且从公子拾金丸。
枝头不怕风摇落，地上惟忧鸟啄残。
清晓呼僮乘露摘，任教半熟杂甘酸。
南宋诗人陆游种杨梅屡屡失败，但是只种了一株的枇杷却结了果，于是写了上面这首“戏作”。枇杷秋萌冬花、春实夏熟，正如清代陈淏所说：“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惟枇杷。”枇杷在唐宋诗人的笔下，可谓风光无限。
日前，正当时令的枇杷上了新闻，因为在国外，枇杷总被说成是“日本山楂”。枇杷原产于中国，现在已是世界公认。有明确记载的，日本是在17世纪初从中国引进了枇杷，称之为唐枇杷。枇杷来自日本的说法，都是枇杷的拉丁学名惹得祸，由此造成历史误会。
不过，枇杷的英文是个例外。古时对枇杷的叫法不少，有金丸、蜜丸、腊兄等，流传最广的别名是卢橘。枇杷的英文loquat，就是来自卢橘的粤语音译。始作俑者是和陆游一样爱写枇杷杨梅的苏东坡。可是，东坡先生很可能背错典故了。
（宋）林椿《枇杷山鸟图》页
谁先命名了枇杷？
卜弥格《中国植物志》中的枇杷图谱
原产于中国，在拉丁学名中以“日本种（japonica）”命名的植物，远不止枇杷一例。
近代植物分类学是由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开启。林奈建立了植物学研究的双名制，即用拉丁属名和种名为植物命名，自19世纪以来称为植物学研究的准则。
拉丁文至今延续着它作为学术语言的特殊地位，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每种植物只有一个合法的拉丁学名，并且以最早发表、符合法规的正确名称为准。此种命名方式沿用至今，遗留着西方殖民时代的鲜明印迹。
枇杷的拉丁学名是“Eriobotrya japonica（Thunb.）Lindl.”。“Thunb.”和“Lindl.”是两位枇杷命名者的缩写。
“Thunb.”指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彼得·通贝里（Carl Peter Thunberg）。通贝里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曾经在日本呆了一年多的时间，收集了800多种植物，被认为是“18世纪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最重要的见证者”。他在1784年出版了《日本植物志》，在书中，通贝里命名的动植物大约有254种，把“枇杷”命名为“欧楂属日本种”（Mespilus japonica）。枇杷之外，像郁李、秋牡丹这些原产中国的植物，也被通贝里打上“japonica”的标签。
“Lindl.”指的是英国植物学家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1821年，林德利把枇杷重新命名为“枇杷属日本种”（Eriobotrya japonica）。林德利曾经在英国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植物标本馆里担任助理，1787年，正是约瑟夫·班克斯资助英国皇家邱园从广东引入的枇杷。
有资料统计，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在中国各地采集和制作标本的，大多是来自欧洲和北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以及学者，记录在案的就有316人，采集的标本达到210多万份。不仅在中国，欧洲以外的地区，包括日本都是西方“植物猎人”们的乐园。
第一位向欧洲人介绍枇杷的，其实不是作为“林奈好学生”的通贝里和林德利，而是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卜弥格于1645年来华，后为永历朝出使罗马，1656年在威尼斯出版了《中国植物志》。这是第一部系统地向欧洲介绍中国动植物的专著，书中介绍了31种动植物，包括23种植物和8种动物。
在书中，卜弥格直接用拼音标注枇杷，说枇杷的味道吃起来像欧洲的李子。在国外，枇杷也会被称为“日本李子”或是“中国李子”的。
苏轼为何称“卢橘”？
在法语、西班牙语等语种里，枇杷都称为“日本欧楂”，英文倒是个有趣的例外。
枇杷的英文是loquat，来自卢橘粤语发音的音译。英文里，这样从粤语音译过来的中国植物有不少，耳熟能详的比如kumquat（柑橘）、lychee（荔枝）、Longan（龙眼）和Pe-tsai（白菜）等。
枇杷本是楂，为何成了橘？根据北宋《冷斋夜话》的记载，这事是苏东坡认定的。
苏轼有诗“客来茶罢浑无有，卢橘微黄尚带酸”。友人张嘉甫问苏轼：“卢橘何种果类？”回答说：“枇杷是矣。”张嘉甫再问：“有什么证据？”回答说：“事见相如赋。”
张嘉甫是个较真的，刨根问底接着问：司马相如《上林赋》说“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nài）厚朴”，如果卢橘就是枇杷，那么《相如赋》不该这样重复用，东汉应劭在注释此处时曾引用《伊尹书》说：“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常夏熟。”为什么不以此为依据呢？
苏轼嘴硬，回了一句：“不乐意。”
从这则掌故上来看，苏轼不太占理。苏轼诗中提到卢橘，名篇首选《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此外，还有“魏花非老伴，卢橘是乡人”，认卢橘当老乡，诗中说的都是枇杷。东坡先生诗文影响大，卢橘是枇杷的说法，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卢橘到底是不是枇杷？历来有争议。《上林赋》与卢橘并提的黄甘、橙、楱，都是橘属。《魏王花木志》说卢橘又叫给客橙，“蜀土有给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实相继，通岁食之，亦名卢橘。”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则认定卢橘乃是金橘：“此橘生时青卢色，黄熟则如金，故有金橘、卢橘之名。”而“注《文选》者，以枇杷为卢橘，误矣”。
枇杷、琵琶分不清？
明代褚人获《坚瓠首集》中，记了同代画家沈周的一则故事。有人送一匣枇杷给沈周，匣上误写作琵琶。沈周回信给他：“承惠琵琶。开奁（lián）视之。听之无声，食之有味。乃知司马挥泪于江干，明妃写怨于塞上，皆为一啖之需耳。……”
沈周回信，引经据典，打趣送枇杷的人说，原来白居易写《琵琶行》，王昭君弹琵琶曲，都是为了一口吃的。
那么问题来了，白居易诗中的琵琶和昭君出塞抱着的琵琶，是一种琵琶吗？
琵琶一词的由来，历代考证基本上都依据晋代傅玄的《琵琶赋·序》，此序中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故老云”：“《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使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裁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汉遣乌孙公主和亲，为了给公主在路上解闷，特意改良了一种可以在马上弹奏的乐器，“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易传于外国也。”
另一说法是“杜挚说”，杜挚是三国时曹魏大臣。“杜挚以为赢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鼗（táo），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拨浪鼓，“弦鼗”就是给拨浪鼓加上弦。
傅玄认为，乌孙公主的说法更可靠，“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其实，从后世琵琶的演变来看，秦琵琶、汉琵琶都存在。在唐代，民间俗称秦琵琶为“秦汉子”，而汉琵琶被唐人称之为“阮咸”或“阮”。白居易有诗《和令狐仆射（yè）小饮听阮咸》：“掩抑复凄清，非琴不是筝。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阮咸是西晋“竹林七贤”之一，史载善琵琶。
唐诗中有关琵琶的名句甚多。“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别旧情”“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在唐人音乐生活中琵琶大行其道，唐代出土的伎乐俑群，不拿琵琶的很少见。唐人所吟所奏的琵琶，多是曲颈琵琶。唐琵琶演奏多用拨，源自印度，经西域传入，亦称龟兹琵琶。又有考证认为，曲颈琵琶源自中东地区的巴尔巴特琴。
直观区别是，汉琵琶应该是直柄圆体，而唐琵琶是曲颈半梨形体。
（明）仇英《人物故事图册·明妃出塞》
真是当年识字差？
明代笔记中，琵琶误作枇杷的故事还有一个。
莫是龙、袁福徵和屠隆都是明代书画大家。莫是龙和袁福徵是华亭人，屠隆时任青浦令（华亭和青浦说的都是现在的上海）。一次莫是龙到袁福徵家拜访，看见桌上有张帖子，写着“琵琶四觔（斤）”四字，两人不禁大笑。这时正好屠隆来了，问他们笑什么。看到帖子后，屠隆笑着说了一句：“枇杷不是此琵琶。”袁福徵接了一句：“只为当年识字差。”莫是龙听了，紧接了两句：“若使琶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屠隆大为赞赏，此后到处夸赞莫是龙的才华。
琵琶作“枇杷”，还真有说法。东汉刘熙《释名》说：“枇杷，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
琵琶又作“批把”。东汉应劭《风俗通》载：“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四时。”
正因为有这些说法，据说送枇杷的人也做了一首诗，为自己抱不平：“琵琶本是这枇杷，不是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不结果，江城怎得落梅花。”这事真不算冤枉他。琵琶写作枇杷，可以说有典有据，然而把枇杷写作琵琶，怎么讲都是无稽之谈。
北宋寇宗奭《本草衍义》说：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这个说法同样流传很广。枇杷叶要说形如琵琶，也是形如唐代琵琶，《上林赋》就提到了枇杷，该怎么解释？私以为寇宗奭的说法不足取。
白居易有诗《山枇杷》：“深山老去惜年华，况对东溪野枇杷。”山枇杷不是真枇杷，是高山杜鹃。唐代诗人王建在《寄蜀中薛涛校书》有“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由此有了个“枇杷门巷”的典故。此句有争议，一说认为应该是“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琵琶花是什么花？据考证同样是高山杜鹃。
枇杷琵琶剪不断，理还乱，易上头。清代孙道乾写《小螺庵病榻忆语》，忆爱女病中言行。女儿得了肺病，宜食枇杷，先是问，枇杷花是不是款冬花？孙道乾说，不是，款冬是药草，生河北关中，十一二月开花，像黄菊，当时总有人用枇杷花蕊伪造款冬。女儿又问孙道乾：“卢橘到底是不是枇杷？”“琵琶为什么最开始称作枇杷？”孙道乾也是解释不清，担心女儿病重思虑过多，回了一句：“女儿你絮絮叨叨，是想给腊兄写本书吗？”正是枇杷名字误会多，识字未必说得清。
来源：北京晚报 五柳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