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黄裳先生与《还乡日记》（附补遗一则）
黄裳先生是公认的现当代散文大家，他自己也一再声明“我一直是写散文的”。即使对“黄迷”和藏书界推崇备至的“来燕榭题跋”，黄先生也认为“书跋在我看来也是散文，并无二致”（《增订本<来燕榭书跋>后记》）。
长达七十五年之久的写作生涯，使黄先生的散文世界呈现极为丰富多样的绚烂面貌。他的早期创作，像其他所有文学大家一样，有一个“模仿”的阶段，“模仿”的对象除了鲁迅，还有一位以《画梦录》荣获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何其芳，尽管他与何其芳只相差七岁。
1984年2月，黄先生写了《读书生活杂忆》，文中回忆了他是如何起步弄笔的。七七事变后，他开始向“'孤岛’上《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投稿，“习作是小小的散文和'掌篇小说’”。“当时十分佩服、喜欢的散文作者是何其芳和他的《画梦录》，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流派与新的风格，和朱自清、周作人都不同，于是就努力模仿，不过终于学不像。”这当然是黄先生的自谦，他后来很快就走出“模仿”之途，另辟蹊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黄先生“模仿”何其芳是有文可证的，《来燕榭集外文钞》中所收的《雨天的断想》、《独巷》、《雾》等篇都是。他还在1938年10月9日《文汇报·世纪风》发表的《辽远的记忆》中直接引用《画梦录》代序《扇上的烟云》中的话：
一个诗人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曾用扇子上的烟云来比喻着人生。他说：“只怕你找着时，那扇子上的影子早已十分朦胧了。”这的确使我悲哀，却更使我对这地方生了更深的忆念。诗人说：“唉，自从乘桴浮于海，一片风涛把我送到这荒岛上……”我所忆念着的却正是这“荒岛”。诗人现在是远在成都。当想到和学生们谈论着“南宋词”的情景时，也会时时地记忆着罢？
“一个诗人”就是指何其芳。“这地方”指“一个北方的城市”天津，黄先生在天津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而“只怕你找着时，那扇子上的影子早已十分朦胧了”正是《扇上的烟云》的最后一句。
到了2003年9月，也即《读书生活杂忆》发表二十年之后，黄先生又写了《寻找自我》一文，再次提到何其芳。他1934年顷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何其芳1935年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执教，本可能有师生之谊，黄先生却遗憾地告诉读者，“我没有听过何其芳的课，但他的声名在同学中却有震撼性。他的获奖作品《画梦录》奇瑰美丽，但不可能是模仿的范本，倒是这以后出版的《还乡日记》，平实深厚，给了我颇多影响”。
这次黄先生提到了《还乡日记》。他对何其芳前期这两部代表性作品又给出了不同的评价。黄先生认为《画梦录》虽“奇瑰美丽”，却不容易学习；“平实深厚”的《还乡日记》倒给了他“颇多影响”，可见《还乡日记》留给黄先生的印象，也许比《画梦录》更为深刻长久。
《还乡日记》1939年8月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列为靳以主编的“现代散文新集”之一。其实书名应为“还乡杂记”，印错了。而且《还乡日记》还是个“残本”，漏印《我们的城堡》后半篇和《私塾师》、《老人》、《树荫下的默想》等三篇。这就很有趣。黄先生搜集古籍，以清刻本闻名海内外，对“残本”更有独到见解，没想到他在写作上“颇受影响”的《还乡日记》也是部“残本”，现代印刷技术下的“残本”，可惜已不能当面向黄先生请教，与黄先生探讨了。
2004年初夏，我购得黄先生旧藏《还乡日记》1940年1月再版本，扉页上有他的潇洒的钢笔签名：“黄裳 一九四六年 上海”。黄先生蒐罗新文学版本书，大致有两个阶段，一为抗战爆发之初，另一即抗战胜利后，正如他在《增订本<来燕榭书跋>后记》中所说：“抗战胜利归来，收书之兴复炽。开始所收仍以新文学书为主。”这册《还乡日记》再版本，根据扉页的黄先生题字，也应是这一时期所得。更何况，黄先生最初购读的应该是《还乡日记》初版本，初版本应该在战火中已不存，他回到上海后在书肆见到再版本，仍毫不犹豫地购下，可见喜爱之深。
然而，到了十年浩劫中，这册黄先生“颇受影响”的小书也被抄走，未能幸免。不知如何辗转流落，竟归我所得。是年8月14日下午，我持此书与黄先生的《锦帆集》初版本等旧著共五种，请黄先生过目并签名。他反复翻看此书后予以确认，并提醒我注意封底所钤的一行蓝色日期章“1973.3.1”。我后来发现封面正中又钤有一方圆形钢印：“文汇报藏书”，两方印均可作为此书被抄没的证明。
当时“文革”高潮已过，文汇报社的造反派突然查抄黄先生家。黄先生后来回忆，“凡是有字的书本、包括拓片在内，一律装入随车带来的麻袋，运下楼去。麻袋不够了，又有人自告奋勇回家取来补充。卡车来去了若干次。总算抄得一干二净。”（《<前尘梦影新录>前记》）之所以如此抄没黄先生的藏书，片纸不留，黄先生亲口告诉我，据说是“大人物”康生作了“批示”，说上海的黄裳一贯“骗人”，“以伪乱真，投机倒把”。
附补遗一则：
1947年1月，黄裳先生以“黄伯思”笔名在上海《文艺春秋副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一九四六年圣诞前夜”所作的《谈何其芳》，此文收入《来燕榭集外文钞》时，出处误作“《文艺春秋副刊》一卷三期”。
《谈何其芳》开头就说：“笔者今夏在渝曾与何先生一面。”可见1946年夏，两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坚实足迹的散文家曾在重庆见面畅叙，见面的结果就是这篇值得注意的“记者报导”（借用黄先生评毛尖语）《谈何其芳》。
黄先生在《谈何其芳》中指出：
他终于走出了那家私人的“工厂”（指何其芳离开天津南开中学），到山东半岛上去。这时期他写了《还乡杂记》（良友出版时被误改为《还乡日记》了），我的私见，这一个集子该是诗人散文创作过程中最光辉的成就了。诗人的感伤，更加上现实的创痕，又还未失去了他的琢磨的技巧。这一连串篇什，如《呜咽的扬子江》，实在是使人永不能忘的。它比较《画梦录》充实得多，又不失于粗糙。
这是黄先生的卓见，对何其芳的散文创作历程作了很好的概括。这也是他首次提到《还乡日记》，并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原来他早知道《还乡日记》系《还乡杂记》之误。尽管如此，他1946年秋回到上海后，还是毫不犹豫地购置了《还乡日记》再版本，他对《还乡日记》的偏爱由此可见一斑。
讨论黄先生与何其芳《还乡日记》的关系，这篇《谈何其芳》是不能遗漏的。两位散文家生前见过面，拙文《黄裳先生与<还乡日记>》（载《上海书评》今年9月16日）末尾说黄先生而今“可以在天国与何其芳相见，切磋散文写作了”，也就落到了实处。因此，特作补遗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