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 吴振武：李先生的性格
李先生的性格
吴振武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李学勤先生最大的好处是通达宽厚。他对人，特别是对年轻人，更是抱有一种十分宽厚的心态和通达的理念，无论是主持学生毕业答辩、给人写序，还是日常闲谈，都能体现出他的这一性格和品格。这种对人的通达，与他在学术上的通达是相辅相应的。他晚年，被人批评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所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是提倡“走出疑古时代”。前者是基于他真心希望通过多学科合作，推动古史年代研究的进步，并促进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投入。后者则是一种“矫枉过正”式的鼓吹，实际上也是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只是方法上更重视先作“无罪推定”而已。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完美。
关键词：李学勤 回忆 性格 宽厚通达
李先生——我是一直这样称呼李学勤先生的。他周围的很多人，似乎也都这样称呼他。
我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在1978年的11月末，也就是四十一年前的冬天。那时我刚考取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所招收的古文字方向研究生，入校才一个多月，便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的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聆听李先生讲陕西近出窖藏青铜器在西周铜器断代上的意义。那时李先生才四十五岁，风华正茂。三年后，1981年夏天，我们硕士毕业，于老特意请了远在北京的李先生前来主持我们的毕业答辩。那时中国刚开始有学位制度，我们是第一届毕业的硕士。记得当时报纸上公布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李先生赫然在列。史学界似乎只有他一人进入，至少在古文字圈子里，他是唯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当我们兴高采烈的跟他谈起时，他说他还不知道，但很幽默地补了一句：我想不会是重名的人吧。最近我看了几处网上的李先生简历，有的只提到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却漏了这个更重要的职务。又过三年，1984年冬，我和汤余惠、黄锡全博士毕业，那时于老已在数月前谢世，学校按照于老的遗愿，聘请了校外的胡厚宣先生、张政烺先生、李学勤先生、孙常叙先生、陈连庆先生来参加我们的毕业答辩，仍由李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我们也自然是顺利毕业。我想，李先生一生主持毕业答辩无数，但我毕业的那两次答辩，也许他印象最深。一是因为无论硕士还是博士，我们都是第一届第一批。二是因作为前辈的于老出面邀请，那时他也感到有些意外。于老1896年生，长李先生三十七岁。后来李先生多次讲起，他十九岁时因为喜欢甲骨文，就已经到北京板厂胡同去谒见过于老。而博士毕业那次，因为车票难买，李先生和胡先生、张先生是后半夜下的火车，不巧那天奇冷，李先生后来跟我说，这是他一生所经历过的最寒冷天气。所以按照过去的规矩，李先生自然是我的老师，所谓座师。
从那以后四十年里，因为在同一个圈子里，我有各种机会跟李先生见面请益。虽然我不能与他的亲弟子和长期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同道相比，但我觉得我还是可以从一些亲历的故事来谈谈他的性格或品格。
我觉得，李先生最大的好处是通达宽厚。做学问能融会贯通自不必说，他对人，特别是对年轻人，更是抱有一种十分宽厚的心态和通达的理念。你的观点、你的要求，三教九流、四面八方，包括那些奇奇怪怪的要求，不管李先生心里是否赞同，他都不会当面拒你，更不会损你。在我们毕业之后，他又受邀主持过无数硕士、博士毕业答辩。记得吉大金景芳先生在世时，每年的古代史博士生毕业答辩，必是请李先生来主持，好像无论好坏，没听说有谁不过的。有一次金老的两位博士生毕业，前脚刚答辩通过，后脚便被学科学位分委员会否了。我曾有机会看过一些李先生写的学位论文评语，我发现，每篇评语你单独看，都是很好的，但是你如果把几篇评语放在一起看，便立马可以看出评价的不同和高下。李先生不仅不是马虎写的，还如老吏断狱一般，具有极高的判识。写序也是一样，李先生名气大，受邀写序也是出奇的多，光是各种序，大概就出过两三本集子。最令人称奇的是，个别序，大概原作实在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他也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谈点跟原作有关系但没有直接关系的话题了。料想提笔时，大概真的很为难，不过李先生也的确都能应付自如。我曾经委婉的跟李先生提起这个话题，以不要太累为由，劝他谢绝一些莫名其妙的写序要求。然而李先生却轻轻地说了一句：序也是一种文体。这我就懂了。对他人而言，李先生是助人为乐；对自己而言，他是把序当作诗看待的。从前大文人，是要讲求诗、文平衡的。李先生所处的时代，早已不是写诗的时代，所以他大概是把序跋这类文字，拿来跟相对严肃的学术论文作平衡的。虽然我不赞同晚年的李先生那么忙，却仍不辞谢各方的作序请求，但我还是能理解李先生的。而这事在我，是一辈子都做不到了。我在没给人写过几篇序后，就因嫌烦，利用给复旦郭永秉教授论文集写序的机会，宣布不再给人写序，还特意找了一位大学者的话来作挡箭牌。
跟主持学生毕业答辩、给人写序一样，李先生还非常乐意提携年轻人。他因为地位高，一生写过的推荐信和被他提携过的人，我想也是难以统计的。1993年之前，在中国大学里，教授指导博士生的资格，是需要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评审并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大概每隔三到四年评审一次，评审也是极其严格，要经过校方推荐、通讯初评，上会复评等环节。有个故事据说是真的，说钱锺书先生在文学组参加博导评审，翻了一大堆各校报上来的教授材料后，觉得无满意的，便提出看看副教授的材料，结果他在里面发现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的申报材料，认为可以胜任。这大概是因为“文革”前，钱先生曾评论过钱仲联先生那部有名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吧，虽然批评得很厉害，但他还是认为钱仲联先生够当博导。消息传到苏州，正在住院的钱仲联先生，立马出院回家。经过前四次评审，那时报道说，全国博士生导师的平均年龄是六十多岁，精确到小数点后。于是从1993年第五次评审开始，国家希望博导队伍年轻化，并为此制定了特殊政策，即凡四十五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的申报者，无论通讯评议的结果如何，都须拿到学科评议组来复评，不设先期淘汰。结果那年历史学科就真的评选出两位不到四十五岁的博导，一位是厦门大学的陈支平教授，那年四十一岁；另一位就是我，当时三十六岁，据说是全国最年轻。消息传来，我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大感意外，因为当时博导几乎就是教授中地位最高的人群了。而很多很有学问甚至有很大名气的学者，因为种种原因，一辈子都没当上博导。譬如吉大历史系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李时岳先生，我读书时他是系主任。他是我所见过的历史学家里，文采最好的一位，因为当时我们的近现代史学科不是博士学位授权点，他便始终没有机会当博导。又如曾参加我博士毕业答辩的东北师大做古代史的陈连庆先生，也是直到退休都没当上博导。而他却是少有的治学面特宽，且能独树一帜的优秀学者。于老在世时常说，他一生遇到两位博闻强识的学者，一位是张政烺先生，另一位就是陈先生。当年评博导，李先生是历史学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我能评上博导跟他有无关系，我没好意思问他，但他是所有评审人里唯一了解我的人，则是肯定的。老实说，即使在今天，历史学和考古学圈子里，是否真把古文字学当回事都很难说。那时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还没分家，我是从考古那边报上去的，所以批准下文时，还特别标明是考古学博士生导师。而不久前，我读到总结新中国七十年考古学成就的长文，里面居然无一字一句提到古文字学的成就，却多处提到古国方国之类的伟大发现。我私下想，如果没有出土古文字资料和对那些资料的解读，上哪去知道那些古国方国呢？李先生不遗余力地提拔年轻人是出于什么想法，我是后来才知道到的。那时提职称很难，当博导更难。有一次大家闲聊，大概又有人提到这事，说现在很多年纪大的老师，要到临退休时才能评上教授或博导，年轻人就更不容易了。李先生马上说，年轻人看好了就要早点提起来，这样他还可以为国家贡献几十年，如都等到白发苍苍了再提，也就没几年干的了。这就是李先生的通达。我想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李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走进学术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就不断地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时代的耽误，人性的阴暗，他都亲身经历。所以等到云退天晴的时候，他就有一种为国家多做事的紧迫感。
跟这种对人的通达相对应的，是李先生在学术上的通达。李先生晚年，大概有两件事，是被人批评最多的。一件是他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件是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断代工程的最后结果是否会令人满意，是否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李先生一开始就是有思想准备的。他曾说过，如果这是个容易做出来的题目，也就不用国家来立工程投巨资了。他之所以敢去勇挑重担，是真心希望通过多学科合作，看看我们在古史年代问题上究竟能否会有一点进步，特别是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尝试，即使尝试了失败。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大工程，可以促进国家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投入。那时有报道说，全国一年的文科科研经费，只相当于建造一公里高速公路的经费，实在是非常可怜。这个他所期望的附带效应，后来也就真的实现了。今天在公立机构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多能申请到国家经费，可以说跟曾经有过“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一个超大型项目有绝大关系。这里需要特别补充一句，曾见有人批评断代工程是想拉长中国历史，把它看作是一个为政府达到某种意图而服务的工程。这完全是想当然耳，而且是带了有色眼镜的。我经历了工程的全过程，几年中大大小小的会议也参加了无数次，并且承担了工程中的一个子课题。但我从来没有听说上层领导对工程的结论有什么特别要求，更没有听见李先生和其他几位首席科学家对工程的结果有任何拉长年代方面的预期。看见的只有李先生的各种协调、操劳和他自己所投入的具体研究，用“呕心沥血”四字来形容也绝不为过，不愧是首席中的首席。我想很多参加过断代工程的学者和行政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是李先生晚年的一件大事，也是争论最多，被批评最多的一件事。但你仔细读他的书，按“同情之了解”的眼光去看，就会发现李先生最终还是要走上“释古”之路的。他只是因为生在一个地下古书大发现的时代，需要破“疑古”的局，才提出这么一个命题。一个天天研究出土文献和文物的人，哪里会真的全盘信古而不疑呢？标签跟实际多有出入，是古今中外常有的事。顾颉刚先生是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一般多认为他对传统的古史多是破坏，这的确不假。然而他所提倡的对古史的建设，却往往被破坏这一面所掩盖。李先生说“走出疑古时代”，我理解并不是真要大家走上传统的信古不疑的老路上去，而是一种“矫枉过正”式的鼓吹。从继承上讲，本来清华导师王国维先生在表述他那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时，就已经清楚的讲过“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这样的话。那么从研究的方法上说，对于古书所记载的东西，先作“无罪推定”，然后再作举证，大概也无可厚非。这也正是李先生在学术上的通达之处，跟他对人事的开通是相辅相应的。
李先生很早就跟我说过，流派一旦形成，局限也就随之产生。所以他一定是不希望自己有什么派的。接受李先生的教诲，我自己也不希望外界说吉大古文字学科有什么派，至少我们自己是从来不说的。以开放的态度，学习、传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东西，便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向李先生学习的结果。
李先生晚年在清华工作，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大字，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完美。
从前人说，“搔痒不着誉何益”，李先生已经是古人了，我希望我对李先生性格的观察和赞誉，是搔到痒处的。
最后讲个故事，李先生是2019年2月24日谢世的，四天后的28日在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并火化，那时我特意从长春赶到北京跟他作最后的告别。我当时算了一下日子，正符合李先生的心愿。有一次李先生在火车上跟我闲聊，说外国有人认为，人过世后是不能马上烧的，需要停放三天后再烧，并说了理由。李先生看书多，清华的安排，固然不知道李先生有此想法，但这最后的送别，也真的能如李先生的意，堪称圆满。
2019年12月5日初稿
2020年5月31日改定
原载《出土文献》2020年第3期，引用请据原文。
责任编辑|陈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