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II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迁都洛阳

文/诗来

很多朋友对北宋都城开封的了解停留在想当然的层面,对唐末以来开封的发展史,以及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不够了解。这种缺乏了解导致我们往往凭着一股想当然的热情去思考问题,比如认为北宋时开封“多么多么繁华”,北宋时的开封“是中国历史上最繁华的城市,到处都是金碧辉煌,街市十分热闹”等等。本文试从文献资料入手,剖析北宋定都开封的真实背景,以及北宋时汴京的相对真实的面貌。

宋代百姓的生活一点儿也不美好

由于宵禁制的解除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时的汴京确实堪称一座繁华的大城市,百姓生活也相对丰足一些。但我们没必要将这种繁华程度人为地夸大。事实上,有宋一代,农民起义极其频繁,仅北宋160余年就发生农民起义203次。众所周知,农民起义的原因无非是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贫农想做佃农而不可得,乃至彻底无地可种。
试想,如果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和工商业真的那么发达,那些无地可种的农民肯定会克服种种困难,前往大城市谋生,而不必铤而走险。
宋代在制度架构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冗官冗兵,养活庞大的官兵队伍的所有重担都要压到农民身上。而我国古代各王朝的粮食出产总量基本是恒定的,养活如此庞大的官兵队伍的唯一方法就是加重农民的赋税。纵观我国古代各个王朝,汉唐明的平均值率都是恒定的,都是十五税一(清朝是十五税一到十税一之间),而宋朝的税赋水平,几乎是这个平均值的5倍。
对于宋代的赋税水平,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的宋史专家张邦炜老先生在《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中写道:“宋代佃农、自耕农分别负担哪些租税以及负担如何沉重,学界论述不少,这里不必重复。总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宋代农民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可以想象,在如此高的税率和各种苛捐杂税下,一旦遇到恶劣天气或灾害年份,除了揭竿而起,农民几乎没有其他出路。之所以我们会误以为宋代老百姓生活很富足、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是因为宋代确实不是亡于农民起义,二是宋代对农民起义有一套有效的对付方法。
早在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胤总结历代兴亡教训时,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宋朝一旦出现天灾人祸,产生大量流民,官府就会把流民中的青壮年招募为士兵,这样一来流民灾民中只剩下老弱妇孺,想起义也力不从心,这是宋朝惯用的套路。宋朝兵力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40万,大部分是招募流民而来,当然这些士兵拿着饷银最后变成了顺民。宋朝也得到了反噬,因为这些士兵后来大部分成为空额,军饷被官员贪污,王安石变法裁减了60万士兵(空额),等到金兵南下的时候,80万禁军满打满算只剩下3万正规军。
提到北宋汴京的繁华时,很多人喜欢用《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作为例证。单以后者来看,靖康之变后,孟元老随宋室南迁,目睹半壁江山的沦丧,他对生于斯地长于斯地的旧都汴京充满怀念。秉持着对故国和旧都的怀念之情,他笔下对北宋汴京的描述难免有夸大、溢美之嫌,此亦是人之常情也。

北宋定都开封本身就是无奈之举

很多人提到开封时,动辄就说“北宋时开封多么繁华”,并以此自居。殊不知,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胤压根不愿意定都开封,定都开封实在是一个无奈之举。
北宋建立初年,至少有两座城市曾被赵匡胤考虑定做国都,一是西安,一是洛阳。自唐末五代以来,西安(长安)屡遭战乱,在安史之乱和唐末黄巢起义中受破坏尤其严重;此外,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沿海,以及王朝面临的外部威胁从西北地区的匈奴和突厥转变为华北、东北方向的女真、契丹、蒙古等因素,客观上注定西安已经不适合定都。
下面着重说说洛阳。作为东汉等多个王朝的都城以及赵匡胤的出生地,洛阳素有“王者之气”,在北宋建立之初乃至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赵匡胤都有定都洛阳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因素而未能实现。
北宋建立之初,天下甫定之时,赵匡胤就想过要迁都洛阳。赵匡胤很清楚,开封地处黄河南岸的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住都城必然要大量囤积兵力,这必然会出现“冗兵”,增加财政负担,使国力受到很大消耗。相反,洛阳坐拥山川之险,易守难攻,迁都洛阳能有效解决因“冗兵”而导致的财政负担。但由于政权建立初期,赵匡胤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内部问题,迁都一事并未成行。
到了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赵匡胤率群臣巡游洛阳时,以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为理由,赵匡胤再次提出迁都洛阳,却遭到了群臣的强烈反对。大臣们反对的理由也很多,比如说洛阳宫殿残破、缺乏军粮、百姓贫困等等。
但赵匡胤还是执意打着祭祖的名义住在洛阳,想借机迁都。此时,不仅是诸多大臣反对,连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也站出来反对了。
赵匡胤见群臣跟自己唱反调,便告诉赵光义自己真实的意图是希望都城先迁到洛阳,将来再迁往长安,从而依据长安险要的地势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但赵光义却不以为然地说,“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就这样,在群臣反对的浪潮下,直到赵匡胤驾崩,都没能实现迁都洛阳的想法。而赵匡胤“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的预言在此后也成为了现实。
赵匡胤很清楚:北宋建立十几年了,大多数官员已经在开封深深扎根了,迁都必然会动摇他们的利益;赵光义身为开封府尹,十几年的苦心经营,让赵光义在开封坐拥了极大的势力,当然不愿意由于迁都而使自己在开封盘根错节的利益受到损害。
当然,从客观条件来看,五代之后的开封由于漕运的便利和前朝的政治遗产,也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无论如何,行伍出身的赵匡胤对开封无险可守的分析是很精辟的,这是赵匡胤一直到驾崩前都念念不忘迁都的最大原因,也最有力地证明了赵匡胤定都开封是一种实属无奈的政治妥协。

在古代落后的农业社会里,城市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无论如何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以“富足”著称的宋朝,百姓所谓的幸福生活也就是一天能吃上三顿饭而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的发展有无奈,有妥协,也有遗憾。以朱仙镇来说,北宋时的朱仙镇并不出色,其最繁华的时候是在清朝前中期。更重要的是,历史总是向前进步的,放在历史的长河来看,无论是朱仙镇还是开封,它们最繁华的时期或许不在宋朝,也不在清朝,而是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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