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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发表在经济学TOP5期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文章发现，工科学生比例越高的国家增长越快，而法学学生比例较高的国家增长则比较缓慢（Kevin M. Murphy,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Implications for Growth，其中前两位作者都是贝茨克拉克奖获得者）。看MSV这篇文章的回归结果，工科和法学学生比例与人均真实GDP增长的关系。Engiineering的系数是正数，Law的系数是负数。
他们的结论
在对最近美国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众多解释中，有两种与人力资本有关。首先，美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不如以往，甚至可能正在恶化。学校质量差，考试成绩下降，甚至高中毕业生的相对工资下降都表明这可能是个问题。第二种解释是，人力资本被不恰当地用于增长，尤其是最有能力的年轻人变成了寻租者，而不是生产者。许多最有才华的年轻人都成为了律师和证券交易员，这一事实可以作为这一解释的证据。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些理论原因，说明为什么第二个担忧实际上可能是重要的，以及一些经验证据，表明这个担忧可能也是真实的。对于增长而言，律师确实不好，而工程师则是好事。这表明，控制职业间人才分配的私人激励可能与社会激励不一致。有些职业在社会上比其他职业更有用，即使他们的报酬不高。对工程师的调查结果还表明，拥有众多工程专业的国家也会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进行投资。我们不知道这些关系的外生原因是什么，然而，提高投资或改善人力资本质量的政策很可能间接地使工程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职业，并以这种方式促进成长。
他们的引言
理解一下，经济学当中的寻租行为。通俗一些讲，寻租就是搞关系，而不是去搞生产活动，对于企业而言，最典型的寻租就即通过贿赂官员为本企业得到项目、特许权或其他稀缺的经济资源。
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他们会选择能够为他们的能力提供最高回报的职业。而最有才能的人会选择能力回报呈现递增的职业，因为不断增加的回报使这些'超级巨星”获得了非凡的能力回报。在这些职业中，稍微多一点天赋就能让一个人赢得比赛，赢得奖品，得到提升，或者因为比下一个人稍微好一点而获得更多。例如，由于每个人都想听最好的歌手唱歌，因此这个歌手比一个稍逊一筹的歌手要赚得多很多。在能力回报呈现递增的职业中，绝对优势是薪酬的关键决定因素。有些人在某些活动上有很强的比较优势，比如唱歌、画画或打篮球。这些人通过从事这些职业可以比其他人挣得多得多。但有些人却没有如此强大的专门能力，却同时具备强大的智力、精力或其他普遍有价值的特质。这样的人虽不会成为最好的歌手或篮球运动员，但可以成为许多职业中最好的少部分人，例如，可以成为企业家、政府官员、律师、投机者、牧师等。所有这些职业都显示出能力回报递增的趋势，因为稍微高一点的天赋会导致显著更高的回报。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了人才配置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首先，市场的规模是至关重要的：成为大市场的超级明星比成为小市场的超级明星要获得更多收入，因此将吸引人才进入。例如，一个综合运动能力很强的人宁愿在网球运动员中排名第十，也不愿在排球运动员中排名第一，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花钱看他打排球。其次，有吸引力的活动的规模收益递减幅度不大。一个超级明星会想要把他的能力优势分散到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上，但她的时间、身体能力以及更普遍的是她能经营的公司的规模都受到限制。一个外科医生一天最多可以做16个小时的手术，当然，除非她能教别人使用这个程序，并从他们的时间上获得回报。相比之下，能够将自己的想法体现在产品中的发明家克服了物理时间的限制，但仍然受到其所能经营的公司规模的限制。由于规模收益递减效应更强，即使是最成功的医生也赚不到成功的企业家那么多钱。一项活动的规模回报下降得越快，它对高能力人士的吸引力就越小。最后，补偿合同——这些超级明星能获得多少人才租金，决定了该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例如，如果创新的回报不受专利保护，也不能被企业家获得，创业精神就会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当个人的产出难以衡量或在衡量时得不到充分的奖励时，有才华的人就会得到较低的报酬。没有归属的团队合作对超级明星没有吸引力，横向公平也是如此。一个超级明星能从他的才华上获得的租金越多，她就越有可能进入一个行业。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有才华的人都会选择对成为超级明星最有吸引力的职业。当一个国家的市场很大，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组织公司并保持利润时，许多有才华的人就会成为企业家。这些国家的例子包括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以及今天的（1991年）一些东亚国家。在许多其他国家，有才能的人不会成为企业家，而是加入政府官僚机构、军队、有组织的宗教和其他寻租活动中，因为这些部门提供了最高的报酬。在本世纪（20世纪）的中国、中世纪的欧洲和许多非洲国家，政府服务是社会上最有能力的人的主要职业，政府服务伴随着为家人和朋友谋取利益的能力和处理税收收入的能力。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以及历史上许多其他国家，最有才华的人通常会参军，以获取本国(以及外国征服者)的资源。在18世纪的法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也成了寻租者。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的主要职业是收税，而塔列朗是一名主教，尽管他在法国大革命后逃到美国时展示了惊人的创业技能，但他从收税中获得的收入却很高。这些例子表明，事实上，人才往往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限于特定的职业，因此它的分配不仅取决于比较优势，还取决于不同部门的绝对优势回报。最有才华的人选择什么样的活动会对资源的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当有才华的人成为企业家时，他们会改进自己所从事业务领域的技术，从而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相反，当他们成为寻租者时，他们的大部分私人回报来自对他人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创造。结果，有才能的人无法改善技术机会，经济停滞不前。Landes认为，人才分配的差异是18世纪英国有工业革命而法国没有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寻租部门的人才配置可能是导致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经济停滞、美国经济增长缓慢、以及这些部门规模较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取得成功的原因。寻租的人才分配会造成损害的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随着寻租行业的扩张，它们会吸收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而造成收入的减少。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政府官僚机构的庞大规模就说明了这种影响。第二，寻租部门对生产部门征税降低了生产的积极性，因此也减少了收入。德索托(De Soto)的《另一条路》(the Other Path)描述了在今天的秘鲁创办公司的困难，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最后，如果最有才华的人成为寻租者，企业家的能力就会降低，因此技术进步和增长的速度可能会降低。当今美国一些最有才华的人才流入法律和金融服务业，可能是导致我们生产率增长低下的原因之一。当寻租部门为最有能力的人提供的回报高于生产部门时，收入和增长可能会远远低于可能的水平。我们在生产性活动和寻租活动之间划的泾渭分明的界限被夸大了。纯粹的创业活动提高了当前的收入，因为资源的使用更加有效，因为技术的改进而促进了增长，并且从竞争对手那里拿走了利润。或者以金融市场的交易员为例，交易可能会提高效率，因为它使证券价格更接近其基本价值。如果更有效的金融市场降低了资本成本，它甚至可能间接促进增长。但交易的主要收益，来自于财富从那些不那么聪明的交易者手中转移到聪明交易者手中。此时，尽管交易效率提高了，但转移仍是交易回报的主要来源。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某些法律，例如离婚和合同法，一些国家的军队和警察，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有组织的宗教。虽然很少有活动是纯粹的寻租或纯粹的提高效率，但总的观点仍然是——人才以最高的私人回报开展活动，而这些活动不一定有最高的社会回报。Olson还探讨了寻租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的观点是，寻租导致的“累积扭曲”会降低经济增长。奥尔森没有关注人才的分配问题。Magee, Brock和Young对寻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个寻租与生产之间劳动分配的模型。和我们一样，他们用不同的数据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律师对经济增长有不利影响，但他们并没有把焦点放在人才的配置上。Baumol提出了和我们一样的基本观点——企业家精神可以是“有成效的”，也可以是“无成效的”，两种活动之间的人员分配取决于相对回报，并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历史例子。我们论文中的思想是独立发展出来的。特别是，Baumol并没有讨论增加能力回报的作用，来解释为什么寻租和生产性企业家实际上在竞争同样的人，也就是社会上最能干的人。本文的第一节介绍了企业家精神和成长的一部门模式，并讨论了“能力报酬递增”激励着有能力的人创业。问题。我们从高能力的其他用途中抽象化，以强调将人才分配到创业活动中对增长的重要性。第二节接着考虑在能力回报不断增加的两个部门之间的人才分配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才能的人可能被吸引到技术进步或需求增加的部门，使这些部门的增长能够自我维持。第三节介绍了纯寻租作为一种能力报酬递增的替代性活动，并展示了最有能力的人何时转向寻租。我们还讨论了寻租对于增长的影响。第四节提出了一些关于律师和工程师对增长的影响的证据。第五部分是结论。
